第四次反圍剿為何能贏？黃克誠：因為毛主席！張震：因為周總理！

1983年春，在南京軍區老干部招待所里，一場閑聊把人們的思緒又拉回五十年前的贛南戰場。褪色的軍裝掛在走廊，黃克誠和張震不約而同地回憶起1933年的那場大對決。有人端著茶杯半開玩笑地問：“那一仗究竟是誰的功勞？”一句輕描淡寫，把塵封的爭議重新點燃。

時間撥回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撤掉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新的指揮序列迅速確立：周恩來兼任總政委，朱德繼續統領前線。表面風平浪靜，暗流卻已涌動。蘇區干部反復研判，敵軍新的“鐵桶計劃”呼之欲出，蔣介石調集30余萬兵力蓄勢待發，第四次大規模圍攻進入倒計時。

1933年2月，寒雨如注，國民黨軍分三路撲向中央蘇區。按照蔣介石的設想，碉堡線逐步壓縮，步步為營，紅軍被困死角。然而前線卻出現了與前三次完全不同的布陣。紅軍主力在黎川、黃陂、草臺崗等地悄悄集結，意圖不再是誘敵深入，而是集中兵團一擊致命。周恩來說的一句話至今在作戰記錄上清晰可見：“兵貴神速，務求一戰定乾坤！”

2月26日拂曉，紅三軍團先在草臺崗猛插敵側翼，炮火驟然傾瀉。52師被切斷退路，師長李漢魂重傷被俘。緊接著紅五軍團在黃陂設下口袋陣，59師陳時驥連同師參謀長落馬受擒。國民黨部隊兩晝夜潰不成軍，僅草臺崗便損失7000余人。戰役期間，周恩來、朱德駐在前沿指揮所，三次電令機動部隊實施“分進合圍”，徹底瓦解敵人增援企圖。

戰果公布：殲敵近3個師，俘虜1.3萬人。蔣介石電報里只有一句“凄慘異常”。紅軍士氣扶搖直上，蘇區百姓敲鑼打鼓迎接凱旋。報紙《紅色中華》用了醒目的紅色大字：“空前光榮偉大勝利！”幕后的政治風向卻更為微妙。毛澤東身在瑞金，適時發表《新形勢與新任務》，高度評價伏擊戰法，同時指出“主動戰略進攻刻不容緩”。

至此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黃克誠認為，決勝關鍵在于毛澤東早年形成的“集中優勢兵力、運動殲滅敵有生力量”理念，已深植軍心。雖然人離前線，思想依舊牢牢主導基層指揮員的行動。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毛主席雖不在陣地，但他的刀法仍握在每個連長手里。”

張震則強調周恩來臨機處置才是勝負分水嶺。他指出，前三次作戰偏重游擊與穿插，到了第四次必須以伏擊和合擊取代“敵進我退”的傳統套路。尤其是52師與59師被殲，完全得益于周恩來果斷把戰略要點前推到蘇區邊緣，避免在腹地同敵人拉鋸。張震評價：“如果仍沿用誘敵深入，敵堡壘線已成規模，想吃掉敵人談何容易。”

檔案材料提供了第三視角。中央軍委電令中確實寫道“總政委周恩來負全線指揮之責”，而作戰計劃參考了毛澤東此前《如何應付敵人第四次圍剿》的草案，草案里提出三個要點：一是分割敵先頭部隊，二是迅速圍殲，三是避實擊虛。最終方案可以說是兩種思路的融合：戰略方向沿襲毛澤東注重機動、強調殲敵師團；戰術層面由周恩來、朱德根據敵情改為大兵團伏擊。雙方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各自完成了拼圖的一角。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并未解除蘇區危機，反而促使蔣介石決心啟動更嚴密的第五次圍剿。國民黨學習教訓，大量修筑鋼筋水泥碉堡，火力網密如蛛絲。面對堡壘主義，紅軍再套用上一輪打法已難占便宜。毛澤東迅速提出“戰略轉移、向外線進攻”的全新設想，核心是跳出敵堡壘圈，利用廣闊的華東腹地開展運動戰。不過，這一提議在當時并未得到普遍認可。博古、李德等人堅持“陣地對陣地”，紅軍被迫陷入持久消耗。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自1933年底全面鋪開。紅軍在堡壘線前屢戰屢阻，損失開始放大。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指揮權重新回到毛澤東手中，長征才得以實施，紅軍由被動突圍轉為主動機動。這段過程驗證了一個殘酷事實：戰法必須隨敵情及時調整，任何固守教條都會付出血的代價。

再回到南京的那間招待所。黃克誠端茶輕聲說道：“沒有主席的戰略思想，這一仗打不響。”張震淡淡笑道：“沒有周總理的現場指揮，這一仗贏不快。”兩位老將的爭論并未給出唯一答案，卻揭示出紅軍勝利的復雜肌理——思想、指揮、士兵、民眾，缺一環都難以構成1933年那份漂亮的戰報。

史家后來總結，第四次反圍剿可視作中國工農紅軍由游擊戰向大兵團機動作戰過渡的分水嶺。伏擊戰術大規模運用，立體偵察、火力配系、兵團協同初具雛形。更重要的是，它為“主動戰略進攻”提供實踐樣本，為長征積蓄經驗與信心。

今天再看當年的作戰地圖，黃陂、草臺崗的小鎮早已車水馬龍。無論是黃克誠強調的思想傳承，還是張震強調的臨場調度，最終都化作那一連串精確的坐標。坐標背后，是一支年輕軍隊對生存與勝利的共同渴望，也是中國革命軍事藝術不斷進化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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