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的一個夜里,北京三○一醫院的病房被白熾燈照得發亮。王樹聲大將看著輪椅上的鄧樸方,語氣緩慢卻堅決:“你們還年輕,身體不聽使喚,腦子還管用,總要干點事。”這種近乎叮囑的話,埋在了兩位截癱青年的心里,六七年后終于化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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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到1983年3月15日。鄧樸方在首都體育館邊的一間平房里宣布,中國殘疾人康復中心籌備小組成立。文件很薄,只幾頁紙,卻把“讓更多人站起來”寫得分外搶眼。可籌備小組只有幾個人,光憑幾把輪椅沒法推起全國性的事業,他得找幫手。
同年10月底,北京城已進入深秋。北池子那座老四合院的后院廚房里,菜刀剁案板的聲音不時響起。忙活的人不是傅將軍的夫人,而是女兒傅陽與女婿張淮江。雞鴨魚肉碼在竹屜里,最顯眼的卻是一瓶飛天茅臺,瓶口還貼著防偽線。張淮江拿起酒對妻子說:“菜無所謂,酒好就行,他要是嘗出假來,咱這面子可就丟大了。”
這頓飯的主心骨正是輪椅上的“胖子”——鄧樸方。籌備小組成立半年,機構框架、經費來源、人手配備樣樣棘手,他想起少年時代的同學圈:八一小學那幫從軍功赫赫家庭里長大的孩子,分散在各個條口,論資歷、論門道都能幫上忙。
傍晚六點,頭一輛伏爾加在院門口停下。幾位昔日球場上的“小霸王”先跳下車,再合力把鄧樸方連人帶輪椅抬進堂屋。輪椅剛落地,他自嘲一句:“就我占地最大。”眾人笑聲不斷,氣氛一下活絡起來。
酒過三巡,鄧樸方把杯子放穩,開門見山:“康復中心只是起點,我還想組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機構、章程、籌款渠道,一個都不能少。你們誰手頭寬裕,誰有人脈,就幫我湊一手。”屋里靜了兩秒,張淮江率先舉杯:“不說空話,這事我干;錢不多,人可以給你找。”他的爽快讓其他同學也表了態,有的能牽線企業捐助,有的熟悉醫療系統,有的擅長搞外事,隨后都寫下了聯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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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間插曲也不少。有人提到當年的八一小學“撞拐”比賽,鄧樸方笑著搖頭:“那會兒我腳勁大,如今靠兩根金屬棒撐著腰,別說撞拐,連彎腰都費勁。”話音落下,桌子的氛圍卻沒沉下去,反而多了幾分篤定:既然連金屬棒都能讓人坐直,憑人心合力,總該能為更多癱瘓者裝上一副“看不見的支架”。
散席已近午夜。北池子的街燈拉出一排橘黃光暈,眾人再次合力把鄧樸方抬上車。車門關前,他壓低嗓子提醒:“咱們說過的話不許當場面詞兒,改天我挨個找。”張淮江拍拍車頂:“早準備著呢,走著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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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正式獲批,首批捐款名單里出現了那頓飯桌上的數位同學;再過三年,全國各省都設立了康復中心試點,脊髓損傷者能夠接受系統訓練,有人甚至拄著支具重新邁步。北池子那瓶茅臺早就空了,可它見證的承諾并未隨酒氣散去,而是變成了一連串實實在在的康復數據、就業指標和立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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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界而言,1983年的那場家宴只是一段難尋影像的插曲;對在座的人來說,它卻像一枚釘子,把友誼和責任死死釘在殘疾人事業的門楣上。鄧樸方此后常被問起,哪一步最難。他回答得簡單:“讓別人相信,這事能成。”那晚的茅臺入口辛辣,眾人點頭的動作卻像干脆利落的簽名——信了,自然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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