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里有副著名的對聯(lián),“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很多人讀到時,或許會心一笑,走上社會,懂點人情世故,本來就是必修課。
但我們身邊也常聽到另一種嘆息:
“不送禮,孩子上不了好學校。”
“不求人,這個手續(xù)怕是辦不下來。”
“不會跟人打交道,干得再好也沒用。”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凡事先看“熟不熟”、“是不是自己人”;這話或許并不全錯。
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說在中國社會,每個人都是自己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中心,親疏遠近一圈圈往外擴張,資源和照顧也沿著這些同心圓流動。
咋聽可能有些抽象,其實都很熟悉,有時有啥事情,先找親戚、朋友、朋友的朋友,實在沒人,才去排隊走正式程序。
但人情的故事,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好與壞,其或許是一種既溫暖又危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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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社會里,它是一張“民間安全網(wǎng)”
如果只從網(wǎng)絡(luò)段子里看中國的人情社會,很容易得出一個極端結(jié)論,人情就是潛規(guī)則,是腐敗的溫床。
但回到鄉(xiāng)土中國,農(nóng)忙時節(jié),鄰里之間的“搭把手”,并沒有合同、勞務(wù)費,卻是真正救急;家里有白事紅事,親友們送來的禮金,既是儀式,也是緩沖經(jīng)濟壓力的一種方式。
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很多研究里,“人情”“關(guān)系”被視作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它讓資源可以在非正式渠道里流動,彌補了制度的空白。
簡單說,在制度尚不完備、公共服務(wù)覆蓋不足的時候,人情網(wǎng)絡(luò)確實托住了許多人的命運。
對普通人來說,有時可能很具體,失落時,有人端來一碗熱粥;關(guān)鍵時刻,有人愿意替你說一句話。若只把這類幫助理解成“利益交換”,其實也冤枉了許多真誠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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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被利益綁架,從潤滑劑變成腐蝕劑
問題在于,人情并不總停留在“溫情脈脈”的一面;當它和權(quán)力、金錢綁在一起時,人情就開始變形。
譬如,招投標前的“感情投資”、宴請、禮品;錄用、提拔中的“熟人優(yōu)先”;手續(xù)審批中的“托關(guān)系走后門”。
社會學界在討論“關(guān)系”時就指出,它往往兼具情感性與工具性:既講感情,又指向?qū)崒嵲谠诘馁Y源獲取
當工具性一面突出,人情就從潤滑劑,變成了腐蝕劑:
1.對公平競爭的侵蝕,能不能辦成事,不再取決于制度、流程,而取決于“你認識誰”。
有人走正道排隊,有人走側(cè)門抄近路,久而久之,大家對規(guī)則失去信心,對“好好干活”失去耐心。
2.對權(quán)力的裹挾,表面上是“講情分”,實質(zhì)上是交換:我今天幫你孩子一個名額,你明天在項目審批上“靈活一點”。
一些法律意義上的腐敗行為,正是披著“人情往來”的外衣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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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普通人的消耗,人情社會里最難過的人,往往不是大人物,而是夾在中間的小人物:往上要求人“給個面子”;往下要幫親友“打個招呼”;自己夾在體系與人情之間,耗的是信譽,也是情緒。
很多人說,“現(xiàn)在活得累,不是工作太難,而是人情太多”。
三、為何越來越多人反感“人情”?
逢年過節(jié),紅包、禮盒、請客,一個比一個難拒絕;人情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寫在紙上,卻讓人時時覺得“欠著”。
在心理學上,這是一種強烈的互惠壓力:“人家當初幫了你,這點事你怎么好意思推掉?”
于是,個人開始在以下幾種角色之間搖擺:既想做一個“講情義的人”,又害怕變成“老好人”,最后只好用自嘲來掩飾疲憊:“全靠人情世故”。
在人情社會里,一個人如果完全“不求人、不送禮”,常常被視為“不會來事”“太軸”“不懂人情世故”。
可問題是:如果所有事情都通過關(guān)系來解決,需要規(guī)則保障的人,反而成了少數(sh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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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人心累的,不是那一兩次真誠的互相幫忙,而是人在一張巨大關(guān)系網(wǎng)中的被迫卷入感:你不想玩,但你不得不玩;你不愿拉別人下水,卻總有人拉你下水。
四、契約精神,與人情邊界
有人以為,“西方是契約社會,中國是人情社會”。或許有些道理,但可能過于絕對,好像兩者只能選一個;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現(xiàn)代社會需要在“人情”之外,再建設(shè)出一套可信的規(guī)則體系。
像世界正義工程(WorldJusticeProject)這樣的機構(gòu),每年都會發(fā)布“法治指數(shù)”,用“權(quán)力是否受到約束、是否有公開透明的規(guī)則、司法是否可及”等指標來衡量各國的“規(guī)則化程度”
這些看似冰冷的指標,背后都是具體的生活問題:
辦證要不要找人?
打官司有沒有可能打贏“有關(guān)系的人”?
做生意能不能靠合同,而不是靠陪笑和送禮?
當契約精神深入人心、制度真正可依時,人們辦事自然可以優(yōu)先相信流程,而不是優(yōu)先尋找“熟人”。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情要消失,而是:該由制度解決的事情,盡量由制度來解決;
人情退回到它更適合的領(lǐng)域,慰藉、關(guān)懷、互助,而不是權(quán)力和資源分配。
簡而言之:
契約是下限,人情是上限。
有契約,至少不至于太壞;有好的人情,生活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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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情+契約”的過渡時代
從宏觀上看,社會正在經(jīng)歷一個漫長的“從人情到規(guī)則”的轉(zhuǎn)型過程:法律法規(guī)越來越多,行政流程逐漸標準化,互聯(lián)網(wǎng)辦事平臺也減少了不少“面子工程”的空間。
但在微觀層面,我們每個人都還在反復練習:怎樣既不傷人,也不傷己?如何意識到把“人情”還原成“善意”,而不是投資,如何學會把需要規(guī)則的事情交給規(guī)則、讓專業(yè)性替代“酒桌人情”,如何學會建立邊界,敢于說“不”。
這是一個“過渡時代”,既不是完全的契約社會,也不是古典意義上的鄉(xiāng)土中國。這意味著:有時你會為堅持原則付出代價;有時你會因拒絕人情被人誤解。這些不一定是“你不會做人”,而是時代的疼痛落在了普通人身上。
人情社會的真正問題,不在于我們太重感情,而在于我們常常用感情去掩飾權(quán)力和利益的交換。
契約精神的價值,也不是讓我們變成冷冰冰的計算機器,而是幫我們劃清一條線:
這條線之內(nèi),是可以交易的東西;
這條線之外,是不該被拿來交易的尊嚴、權(quán)利和感情。
當越來越多的人愿意為這條線負責,就有機會在這片熟悉的土地上,既活得有人情味,又不用被“人情”壓得抬不起頭。
注: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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