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湖南祁陽專署的一輛吉普車停在岳麓山腳。車門打開,一位剛剛獲特赦的瘦高老人被扶下來,他就是陳達。此時,距他在長沙樂淘旅社暗中粉碎保密局刺殺計劃已過去整整二十六年。車輪卷起的塵土尚未落定,省公安廳工作人員遞上一張臨時證件,簡單一句“陳先生,請回家”,仿佛要把當年那些刀光劍影一筆勾銷。然而,陳達心里清楚,歷史無法抹平,尤其是那場足以改變湖南走向的較量。
時間撥回到1949年6月。長沙初夏悶熱,天剛蒙蒙亮,張嚴佛已悄悄換上一身便裝,守在北正街一戶人家門口。門內躡手躡腳走出的,正是他秘密電召回來的陳達。短短幾句寒暄,張嚴佛直截了當:“毛人鳳派侄子帶人潛入長沙,準備對程潛、陳明仁動手。我們缺一個能混進旅社的人,你去。”陳達沒立刻答話,只沉默地點了根煙。火星跳動,他心里盤旋的卻是三個字——成與敗。
沒人能否認,陳達當時的身份極其尷尬:軍統江西站代理站長、少將。刀口舔血的老路走慣了,要他突然掉頭,代價不小。猶豫只維持了一夜。第二天拂曉,陳達給張嚴佛送去一句簡短的電報密碼:“同意安排”。從此,湖南和平起義的棋盤上,多了一顆能在暗處翻子的棋子。
6月中旬,樂淘旅社三樓昏暗走廊里,燈泡嗡嗡作響。陳達提著藥包出現,裝作偶遇,朝毛鐘新笑了笑:“老同學,在這兒也能碰上,巧啊!”一句“巧啊”幫他混進了核心圈。之后幾日,他一邊陪毛鐘新研究所謂“干凈利落的解決方案”,一邊將暗殺名單逐條默記,轉頭交給張嚴佛。為了逼對方知難而退,他親手寫下一封恐嚇信:“玩火自焚,古訓在耳。”信送出那晚,長沙電閃雷鳴,毛鐘新臉色比天色還白。第二天,這位刺殺小組領頭人連夜溜出城。暗殺胎死腹中。
8月4日,長沙電報大樓燈火通明,通電稿“和平起義”四字擊穿夜色。程潛、陳明仁松了口氣,幕后操盤的張嚴佛拍拍陳達肩膀:“再走一步,去廣西。”湖南穩住了,可華中戰場還有白崇禧的三十萬兵。而陳達在桂林還有兩位老部下——劉萬壽、孟繁章。于是,新的任務悄然生成:搜集白崇禧的撤退計劃,并視情況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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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秋雨連綿。陳達與劉、孟碰頭那晚,燈芯臺上燭火搖曳。孟繁章壓低聲音:“干脆把老白炸了,省事!”劉萬壽皺眉,思忖半晌后搖頭,“炸得了一個人,擋不住幾十萬人。”三人決定沿用電臺滲透方案。陳達再拉攏無線電臺臺長伍本森,情報通過隱藏波段源源不斷傳往華中局。華中野戰軍隨后精準穿插,廣西戰局迅速瓦解。戰爭尾聲,桂林城頭的旗幟易色,陳達口袋里那部破損手搖密碼機完成最后一次任務,隨即被他砸得粉碎——那是他與舊時代決裂的象征。
一年后,新中國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給陳達頒發起義人員證明。文件薄薄一頁,他卻來回端詳許久。沒想到,風雨并未就此止息。1950年代末,他因歷史身份再度被隔離審查,一關十五年。獄中半夜點名時,陳達常背誦《春秋》解悶。看守問他圖什么,他回答:“字字有刀,心里不涼。”冷一句,把在場人說得尷尬落荒。
1975年獲釋,陳達進省參事室整理湖南起義檔案。文件堆積如山,他伏案到深夜。老同志勸他多休息,他擺擺手,“能補多少就補多少,這些事不能斷檔。”這股倔勁一直到1981年平反時仍沒改。那年夏天,他拿到恢復待遇通知,第一件事是替早年殉職的幾位同志補寫證明。有人笑他“操心命苦”,他只回一句,“總得有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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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深秋,醫院窗外桂花香掠過病房。陳卓握著父親手,鼻音發重:“爸,別說話了。”陳達卻艱難抬手,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我一生虧欠你們太多。”說罷,他閉眼停息。從軍統少將到新中國參事,他跨越兩個時代,卻欠下家人無數團聚時光。遺憾凝固在那句輕如羽毛的道別里。
陳達去世后,一摞泛黃手稿被子女整理出來。里面有當年暗殺名單的復寫件,有與華中局往來信函,也有他在獄中用鉛筆寫下的幾行注釋:“和平不是天上掉下的,它是許多人不眠之夜換來的。”簡單,克制,卻足夠說明一個湖南特工的選擇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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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街頭的車流依舊,樂淘旅社舊址已改成商場。很少有人憶起1949年那場角力,也鮮有人知道,促成起義的關鍵信件是一支毛筆揮就。城市更迭,往事塵封,可當年那位瘦高老人的背影,早已嵌進湖南省檔案館厚厚一冊卷宗里,成為不會被刪除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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