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社會體系下,那些還沒有正式參與生產的年輕人,都是最容易被簡單化、標簽化的意識形態所影響的人群。
最近,《芳華》又火了一把,但火的原因很奇特。本來馮大導演是暗藏了許多時代的警告在里面,但在新的解讀和新的受眾這里,它顯示出了奇特的魅力與美感,更帶出了一種奇特的思潮:不少年輕人看完解讀后,竟開始向往電影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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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暗藏其中的時代警示,在新的受眾語境下,被解讀成了平均主義的烏托邦想象——他們渴望一個奮斗有價值、階層能流動的世界,試圖以此逃避當下的焦慮。
但這種向往,本質上是找錯了情緒出口。年輕人對那個年代的認知,被單一化、標簽化的想象所裹挾,卻忽略了歷史的復雜真相。他們高呼階級標簽,卻分不清小區門口寒風中賣菜的商販在當年會被定性為“資產階級”;他們羨慕駱駝祥子擁有車輛的夢想,卻沒意識到這在當時恰是“小資產階級”的追求。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把無數人簡單劃分為幾種階級,把社會問題簡化為“平均”或“不平均”的選擇題,恰恰是歷史上諸多悲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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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總在循環往復。1930年代的德國、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年輕人也曾瘋狂追捧馬列思想;如今歐洲通脹高企、住房困難,美國年輕人中馬列主義再度流行,本質上都是年輕人面對現實困境的情緒宣泄。但歷史早已證明,治愈痛苦的從不是極端平均主義。當年歐美年輕人最終獲得改善,靠的是企業創新的繁榮、八小時工作制的立法、對壟斷腐敗的限制,而非徹底摧毀后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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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向往的“平均年代”,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平均。蘇聯的烏托邦看似美好,干部與普通勞動者的待遇差距懸殊,農民難成工人、工人難成干部,階層流動實則是鳳毛麟角的神話。我的祖輩父輩在1970年代末期,一年難嘗一口肉,過年才能吃上白面,全家十幾口人共用一條褲子——所謂的“芳華”,不過是極少數人生活織就的華麗面紗,掩蓋了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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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的平均主義,只會走向整體的蕭條與饑餓。紐約新市長靠平均主義理念上臺,卻可能面臨資本逃離、經濟衰退的代價;而歷史上,平均主義從未帶來真正的公平,反而常被野心家利用,成為攫取權力的工具,最終導致更大的不公。
健康社會的答案,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極端。被法治監管的市場經濟、恰到好處的貧富差距、公平的競爭環境,才是時代給出的解方。北歐模式早已證明:國家掌控核心資源并通過透明法治惠及全民,同時保留自由市場競爭,讓年輕人能通過奮斗實現夢想,這才是公平與效率的最佳平衡。
人類最寶貴的發明,是法治、監督,是市場經濟,而非充滿誘惑卻致命的“平均主義烏托邦”。我們可以接受不完美的進步,慢慢接近理想中的美好,但絕不能為了逃避當下的焦慮,就縱身躍入歷史已經驗證過的深淵。別讓《芳華》的濾鏡,遮住了歷史的真相,更別把虛構的美好,當成回到過去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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