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賬單來了，學生數量達峰后，教育產業怎么辦？

去年全國小學在校生比上年減少了252萬人，這不只是事關學區房的漲跌，教育產業也在迎來沖擊。從幼兒園到大學，生源梯次達峰的多米諾骨牌已經推倒，還停留在擴張思維慣性里的教育產業，看起來并沒有做好準備。

問題的核心并不是學生少了，而是資源配置與人口變化的嚴重錯配，最先被影響的，正是曾被視為最穩固的“鐵飯碗”和教育版圖。

遲到的人口賬單，有哪些痛點？

小學生數量的減少，不是意外。2024年，全國小學招生1616.63萬人，比上年減少261.25萬人，在校生規模從2023年的峰值回落，而幼兒園的下滑早已經開始。2024年在園幼兒3583.99萬人，較最高峰2021年的4805.21萬人縮水四分之一，五年間減少了約1221萬人。

從出生到小學入學有六年滯后期，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帶來了最后一波出生高峰。我國出生人口已經連續多年下滑，2021年首次跌破1000萬，2023年為902萬人，雖有小幅回升，但未過千萬。

2012年、2014年、2016年三個政策節點對應的出生高峰，分別對應2018年小學、2029年高中、2032年大學的達峰時間，其中初中階段預計2026年達峰。

區域分化的加劇帶來了更復雜的局面。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份的出生率仍高于全國平均，但東北和部分西北省份的學齡人口持續負增長。

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因隨遷子女的流入，學齡人口暫時穩定，但中西部農村地區已經出現“空校潮”。

僅在2024年，全國就減少7200所小學、2.11萬所幼兒園，這些消失的學校大多集中在人口流出地區。

從搶學生，到拼存活率的轉型，開始了。

過去十年，各地熱衷于建學校、擴校區，全國高校數量增加了近500所，多數是專科院校，中小學更是跟著人口流動“跑馬圈地”。但2024年的學校數量變化，意味著擴張時代的終結，小學、幼兒園、初中的數量都在減少，只有高中還在享受最后3年的生源紅利。

教育產業的洗牌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別。在廣東、海南等出生人口較多的省份，優質公辦學校依然一位難求，但在東北某縣，2024年有3所農村小學因在校生不足20人被撤并，合并后的學校要服務5個行政村。

高校的危機已經提前爆發，2025年廣東高考招生中，23所民辦本科有14所未招滿，總缺額超2.5萬人，湛江科技學院缺額占比達86%，專科院校出現單校大規模缺額，部分院校投檔線降至本科線下批次控制線。

優質公辦院校依然閃亮，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大學部分專業組投檔線高達520分，超本科線20多分。這種分化背后是家長的理性選擇：當生源總量減少，“讀好學校”比“有學上”更重要，民辦院校和普通專科的生存空間被持續擠壓。

據行業趨勢預測，未來五年，全國將有部分民辦高校面臨停辦或合并，而農村小規模學校的撤并速度還會加快。

教師過剩，鐵飯碗的裂縫與分流。

人口賬單對教育產業最大的沖擊，落在了1885.10萬專任教師身上。2024年小學專任教師減少6.62萬人，幼兒園專任教師連續兩年減少，從2022年324.42萬降至2024年283.19萬，累計減少41.23萬人，而這，只是開始。

北京師范大學測算顯示，到2035年，全國小學教師可能過剩150萬，初中教師過剩37萬，義務教育階段累計近200萬教師面臨“無事可做”。

“裁員”，幾乎不可能，但“鐵飯碗”已經不再安穩。各地正在探索的“編制騰挪”，本質上是被動應對。

福建長汀縣2025年遴選30名小學教師轉崗初中，湖北鄂州通過動態核減小學編制增核至初中，將98名符合資格的小學教師調至初中任教。江西南城縣、安徽六安葉集區將教師選調至其他事業單位，希望用“騰籠換鳥”來消化過剩人力。

但這種分流只是權宜之計。

當2026年初中、2029年高中達峰、2032年大學達峰后，教師過剩將呈現“排浪式”蔓延，今天從小學流向初中的教師，未來可能面臨初中生源減少的二次過剩。

更現實的問題是能力的匹配，一位從小學轉崗到初中的教師坦言，“教慣了低年級的耐心，面對青春期學生的叛逆，感覺自己像個新手。”

農村教師的處境更尷尬，部分地區“退三進一”的招聘政策，意味著年輕教師可能面臨“入職即待崗”的困境。

小班化能不能管用？資源重構，說易行難。

面對學生減少的既定事實，很多地區寄希望于“小班化教學”，但效果參差不齊。

江蘇部分學校試行小班化后發現，班額從45人減至30人，教學方式卻沒改變，教師還是滿堂灌，半數學生依然只是聽眾。

更棘手的是財政壓力，地方財政按學生人頭撥款，學生減少意味著經費縮水。

跳出“以規模定資源”舊思維怎么樣？

這涉及到區域資源的動態調配，既然學齡人口向東南沿海和城市群集中，就不能再按行政區劃平均分配教師編制，而是建立“隨學生流動”的編制周轉機制。湖北鄂州的做法是，通過動態核減過剩學段編制、增核緊缺學段，讓資源跟著需求走。

教育模式的升級刻不容緩。小班化不該只是“人少了”，而要實現“質優了”，比如增加師生互動、個性化輔導，這需要教師能力的同步提升，而不是簡單維持原有教學模式。

同時，也有觀點提出，將幼兒園招生年齡提前至2歲、完善0-2歲托育機構，既能消化部分教師過剩，又能緩解家庭育兒壓力，形成良性循環。

3000萬教育系統從業者需要明白，想要實現穩定，就得能力匹配需求。未來十年，具備跨學段教學能力、擅長素質教育的教師，才會更吃香。

過去幾十年，我國用教育產業的規模擴張解決了“有學上”的問題，現在，是時候用資源優化來回應“上好學”的需求了。

這場變革不會給所有人適應的時間，民辦高校的招生遇冷、農村學校的撤并、教師的轉崗分流，都是時代給出的新課題。

人口潮汐難以逆轉，教育產業的重構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