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經濟觀察｜中美科技合作處于十字路口：戰略博弈與破局之道【走出去智庫】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圍繞對華科技競爭，特朗普政府正研判是否批準向中國出口英偉達H200芯片，同時面臨來自國會的強大政治阻力。這一具體政策困境折射出美國在“安全管控”與“商業利益”之間的搖擺與焦慮。在此背景下，2025年11月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發布報告《中美科技合作處于十字路口——在科學民族主義時代駕馭戰略性》，系統梳理了中美科技合作從“全球化協同”到“戰略性脫鉤”的演變軌跡，剖析了政治與安全動因，并為在競爭中維系合作創新提出了路徑思考。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近年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持續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術等領域對華實施出口管制、投資審查與清單管理。與此同時，雙方在技術標準主導權、科研數據共享、知識產權歸屬等方面的分歧不斷加深，進一步割裂了全球創新生態，推高了合作成本與不確定性。這份報告的分析，恰恰為理解當前政策爭論提供了深層視角。

中美開展科技合作有哪些途徑？今天，走出去智庫 (CGGT)編譯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報告的重點內容，供關注中美科技發展的讀者參閱。

要點

1、2015 年前后，“科學民族主義” 時代悄然降臨。科研活動被賦予安全屬性，技術發展被定義為零和博弈，國際合作開始以“戰略脆弱性”為標尺重新校準。

2、當前的脫鉤敘事往往只聚焦中國可能從合作中獲取的紅利，卻刻意忽略了美國的既得利益與潛在損失。

3、該報告在中美科技合作新版協定基礎上，提出 “智慧開放” 框架，旨在平衡安全管控與創新活力。

正文

在當前中美科技競爭不斷加劇的情況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發布的報告“U.S.–China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t a Crossroads——Navigating Strategic Engagement in the Era of Scientific Nationalism“（By DENIS SIMON & CAROLINE S. WAGNER）打破了 “要么保安全、要么保開放” 的二元對立認知，為后續提出中美 “智慧開放” 合作框架、平衡中美科技合作的安全管控與創新價值奠定了基礎。

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是一家位于美國的智庫，專注于國際事務與政策研究，尤其關注外交政策、地緣政治及美國對外干預的批判性分析。該機構成立于2019年，其研究立場傾向于反干預主義，主張通過協商途徑解決國際爭端，而非外部軍事或政治干預。

一、從科學全球化到民族主義：合作格局的顛覆性轉變

20 世紀末至 2015 年前后，全球科技體系奉行 “科學全球化” 準則。彼時，知識跨境流動、科研突破國界、學術平臺開放共享是主流共識，而美國憑借全球科研樞紐地位，吸引了頂尖人才，主導著知識生產規則，占據著絕對的創新話語權。

中美科技合作是這一體系的典型縮影。自1979 年兩國建交并簽署首份科技合作協定起，雙邊合作成為雙邊關系中最穩定、最具互益性的領域之一。四十余年里，雙方在基因組學、地震監測、能效技術、農業增產等領域協同攻關，產出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對美國而言，與中國的合作并非對后者崛起的妥協，反而是自身競爭力迭代的動力 —— 中國的海量數據集、獨特科研命題，為美國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探索維度。

然而，2015 年前后，“科學民族主義” 時代悄然降臨。科研活動被賦予安全屬性，技術發展被定義為零和博弈，國際合作開始以 “戰略脆弱性” 為標尺重新校準。這一轉向在中美關系中表現得尤為劇烈，過去十年間，兩國科技合作呈現出 “漸進但非全面” 的脫鉤態勢。

數據最能直觀呈現這一變化。據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 數據，2001 年中國相關科研論文僅占全球總量的不足 5%，遠低于美國；到 2024 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近 30%，是美國的兩倍。2023 年《自然》的一項分析更是顯示，中國在物理學、化學、材料科學等領域的高被引論文貢獻量已超越美國。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美中聯合研究的收縮。2005-2017 年，兩國合撰論文保持兩位數年均增速，2017 年達到約 5.5 萬篇的峰值，彼時超 20% 的美國國際合作論文有中國合作者參與，超 16% 的中國國際合作論文有美國伙伴加持，這一規模甚至超過了美國與歐盟的傳統科研協作。但 2017 年成為轉折點，到 2022 年，兩國合撰論文數量降至 4.5 萬篇，降幅近 20%；2017-2024 年，這一數據的下滑幅度同樣接近 20%。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脫鉤具有顯著的“領域選擇性”。在基因關聯研究、肝病診療、地球物理探測等低安全敏感度的生物與地球科學領域，合作反而實現增長，比如基因關聯研究十年間增幅達 77.78%，肝病診療研究增長 55.56%；而在先進神經網絡、高端無線通信、城市交通等與中國《中國制造2025》戰略高度相關的領域，合作則大幅萎縮，其中先進神經網絡應用相關合作降幅達 53.64%，高端無線通信技術合作下滑 53.54%。這種分化，本質上是政治安全考量對科研領域的精準“切割”。

二、脫鉤背后：政治安全驅動與雙向戰略選擇

中美科技合作的收縮，絕非單純的學術趨勢，而是多重政治與安全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動因同時來自美國、中國及雙邊互動的博弈。

（一）美國的零和安全范式與政策收緊

2015 年前，美國對中美科技合作的定位是“獲取前沿知識、搭建人才管道”，即便意識到知識產權風險，也僅將其視為 “麻煩而非生存威脅”。2017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 “戰略競爭者”，徹底改寫了這一邏輯。此后，五角大樓報告、情報評估、國會聽證會形成共識：中國的科技崛起并非現代化自然結果，而是旨在削弱美國主導地位的刻意布局，科技領域由此成為兩國競爭的核心戰場。

在“軍民融合” 戰略的解讀框架下，美國將中國的民用科研體系視為軍事能力的延伸，任何聯合論文、實驗室交流、數據共享都被貼上 “增強解放軍實力” 的標簽。這一認知直接轉化為政策行動：2020 年，美國發布第 10043 號總統公告，禁止與中國軍民融合機構相關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員入境，直接導致敏感 STEM 領域中國新生錄取數從 2010 年代初的 3 萬余人降至 2023 年的不足 2 萬人，電子工程、計算機科學等依賴中國人才的學科面臨嚴重的生源危機。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機構的監管層層加碼。能源部禁止受資助者與特定中國院校合作，國防部限制先進材料、航空航天領域的協同研究，國立衛生研究院則針對未披露中國機構關聯的研究者啟動調查，導致數十位華裔頂尖科學家被迫辭職或提前退休。2018 年啟動的 “中國行動計劃” 更是將這種警惕推向極致，盡管該計劃 2022 年因爭議終止，但其造成的 “寒蟬效應” 持續發酵 —— 華裔科研群體普遍面臨 FBI 無理由問詢，即便最終澄清也難逃聲譽損耗，學術合作的意愿大幅受挫。

美國國內政治的操弄進一步加劇了脫鉤。國會將高校、企業的對華合作視為 “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密歇根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聯合研究院、佐治亞理工學院與中國高校的合作項目，均在聯邦壓力下縮減或終止。部分政客將高校的國際合作解讀為 “背棄國家利益”，將企業在華技術布局定義為 “賣國行為”，半導體企業更是成為重點審查對象，這種民粹化敘事讓原本技術層面的合作決策徹底政治化。

（二）中國的戰略回應與科研生態轉向

2015 年《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標志著中國將人工智能、機器人、航空航天等十大領域列為核心攻關方向，“自主創新” 成為科技政策的核心邏輯。盡管該計劃后來在表述上有所淡化，但其內核貫穿于 “十四五” 規劃等后續戰略，國家對本土人才培養、科研基建、創新集群的投入持續加碼，正在逐步降低對國際合作的依賴。

科研人員層面的“自下而上脫鉤” 同樣明顯。2019 年的調研顯示，中國研究者對接美國合作項目的積極性顯著下降，他們既擔心國內審批延誤、聲譽風險，也忌憚美國的政治審查。國內期刊開始側重刊發本土成果。此外，2018 年起，從美國歸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數量首次超過赴美人數，形成 “逆向人才流失”。這些歸國人才將在半導體、量子計算、人工智能領域的前沿經驗帶回國內，進一步夯實了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自主能力，也讓中美科研協作的 “必要性” 大幅降低。

（三）安全困境下的雙向誤判

地緣層面，美中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美國的技術限制被中國視為遏制其崛起的證據，中國的自主創新則被美國解讀為對抗的信號。雙方的防御性舉措在對方眼中都成了進攻性動作，形成 “限制 — 反制 — 再限制” 的惡性循環，最終將科研合作拖入信任泥沼。

三、合作的價值：美國不可忽視的收益與脫鉤代價

當前的脫鉤敘事往往只聚焦中國可能從合作中獲取的紅利，卻刻意忽略了美國的既得利益與潛在損失。報告指出，中國的科技進步更多源于內生動力，而美國從雙邊合作中的獲益，體現在多個關鍵領域。

在生物醫藥領域，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葉酸補充項目通過美中協作實現了全球推廣，大幅降低了新生兒神經管畸形發生率；2000 年后，雙方依托中國的患者登記庫和腫瘤樣本庫，結合美國的基因組分析技術，縮短了腫瘤藥物的臨床周期；新冠疫情初期，中國科學家快速公開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直接推動了兩國聯合疫苗研發與臨床試驗，加速了全球抗疫進程。

材料科學領域，作為典型的軍民兩用學科，中美在納米合金、高熵材料等方向的合作，幫助美國科研團隊驗證技術模型、降低量產風險，同時也讓美國得以掌握中國材料領域的技術動態，保障了國防工業基礎的技術對標。

在災害應對與地球監測領域，美國地質調查局與中國地震局的合作，優化了地震預警系統；雙方在氣候模擬、水文監測上的協同，提升了臺風、洪水的預測精度，這種低風險合作不僅服務于公共利益，也讓美國獲得了中國數據采集能力的一手信息。

在人才與專利層面，中國籍科研人員長期支撐著美國的創新體系。2020 年美國專利商標局數據顯示，人工智能與生物醫藥領域近五分之一的美國專利有華裔合作者參與，大量留美人才成為美國初創企業、國家實驗室的核心力量。

而在先進制造業這一戰略領域，脫鉤的代價尤為顯著。美國擅長上游研發設計，中國具備下游規模化能力，雙方合計占據全球工業研發投入的半壁江山。持續合作能讓美國依托中國的試點與量產優勢，驗證3D 金屬打印、工業機器人等技術的產業化可行性；能參與制定工業物聯網、數字孿生的國際標準，避免被中國標準體系排斥；還能維系中國工程人才的流入，緩解美國在精密制造領域的人才缺口。若全面脫鉤，美國將失去對中國技術進展的感知，面臨標準碎片化、人才管道萎縮、創新商業化受阻等多重困境，最終削弱國防工業的快速迭代能力。

四、破局之道：基于 2024 版協定的“智慧開放”框架

2024 年 12 月，雙方續簽《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為雙邊科技協作提供了新的制度藍本。與此前偏向 “愿景式” 的協定不同，新版協定更具程序性與實操性，其核心創新點包括：明確科研合作的對等性、強化項目數據追蹤與數據安全監管、建立有約束力的知識產權爭端解決機制、要求對合作項目及產出數據進行官方層面的頂層審查。

該報告在新版協定基礎上，提出“智慧開放” 框架，旨在平衡安全管控與創新活力，其核心包含五大支柱。

（一）對等性義務的契約化落地

“對等” 不再是外交話術，而是嵌入項目協議的合規要求。雙方需明確約定實地研究時長、儀器使用權限、數據集規模、行政支持力度等可量化指標，形成 “無對等、不合作” 的硬約束。這一機制能解決長期以來美國研究者在華簽證難、場地權限不足等問題，將對等性從學者個體的談判訴求，升級為政府背書的協議條款。

（二）全流程透明化監管體系

美國需建立安全共享的合作登記數據庫，所有合作項目啟動前需填報完整信息，包括研究團隊及機構、資金來源、科研領域及風險等級、預期成果、數據治理與知識產權方案等。該數據庫可與資助名單、出口管制清單聯動，實現風險的前置篩查，既避免了隱性合作，也減輕了科研人員的合規負擔。

（三）標準化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依托協定的爭端解決條款，雙方可組建由中美及中立國際專家構成的仲裁小組。項目啟動時，合作方需從預設模板中選定知識產權方案，比如背景知識產權保留、項目知識產權共享、領域使用限制等，并對專利、軟件等成果進行登記，明確各方貢獻，以此減少權屬爭議，縮短糾紛解決周期。

（四）敏感技術的分級管控

構建“紅黃綠” 三級合作清單：紅色清單為禁止合作領域，包括高超音速技術、先進密碼學、尖端半導體光刻技術等；黃色清單為需強化管控的領域，如軍民兩用 AI 算法、先進復合材料，需配套出口管制篩查、預發表技術審查、代碼庫訪問限制等措施；綠色清單為默認允許合作領域，涵蓋大部分生物醫藥、地震學、氣候觀測等低風險方向。清晰的分級體系取代了 “一刀切” 的限制，為科研人員提供了明確的合規指引。

（五）動態化的年度安全審查

由美國國防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等安全機構，聯合國家科學基金會、國立衛生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及高校代表，每年開展安全審查，評估項目合規性、風險防控的有效性，并根據威脅態勢調整清單類目與管控措施。這種常態化審查讓治理體系具備適應性，也向公眾傳遞出“合作可控” 的信號。

為將框架落地，該報告還設計了一系列配套機制：繪制風險領域地圖并與出口管制類別聯動；搭建合作登記系統并明確審批流程；制定標準化的知識產權與數據使用模板；建立對等性指標儀表盤；為黃色清單領域配置安全科研環境與限時預審查；在高校設立專業的科研安全辦公室；通過專項試點資助、資金匹配、審批綠色通道等激勵合規合作；建立分級處罰機制，區分無心失誤與惡意違規；搭建半官方對話渠道，及時化解技術層面的誤解。

五、前路展望：在競爭中維系創新領導力

該報告強調，中美科技合作的未來，既非全面脫鉤，也非回到無邊界的全球化，而是要構建“可持續的中間道路”。這需要美國從三方面發力：

其一，強化機構能力，平衡科研安全與學術自由。美國聯邦政府需出臺領域細分的合作指引，高校設立專業科研安全辦公室，同時加快《芯片與科學法案》的落地，通過本土投入筑牢創新根基，讓合作成為 “優勢疊加” 的選擇，而非 “無奈妥協” 的被動之舉。

其二，聚焦高價值低風險領域，打造合作樣板。優先在神經科學、公共衛生、農業安全、綠色計算等領域推進協作，將雙邊項目作為多邊標準制定的試驗田，既收獲科研紅利，也向全球展示美國 “競爭與合作并行” 的外交姿態。

其三，重塑公共敘事，跳出零和思維。將科技合作定義為 “戰略競爭工具”，而非 “安全漏洞”。通過協作，美國既能掌握中國科研動態、主導技術規則，又能維系對華人才吸引力，將學術交流轉化為長期的軟實力影響。

該報告認為，在21 世紀的分布式創新格局下，將科研活動全面封閉，只會讓美國失去全球知識網絡的樞紐地位，而 “智慧開放” 框架正是在承認競爭現實的前提下，為美國保留創新活力、維系戰略優勢提供的可行路徑。正如報告結語所言，美國的科技領導力，從來不是源于封閉，而是源于 “審慎管控下的自信開放”，唯有如此，才能在科學民族主義時代，既守護核心利益，又推動全球科技的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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