晝夜值班抓“二王”

1983年，一張印著5萬賞金的紙片貼滿了大街小巷，那時候北京一套四合院才多少錢？

為了抓這倆沈陽青年，國家動了3萬警力，甚至連他們親爹親媽都差點(diǎn)沒躲過那把冒煙的槍，這大概是新中國最貴的一張找人條子了。

1983年2月，年味兒還沒散盡，全中國的老百姓就被一個消息炸懵了。

五萬塊人民幣，在那個工人一月工資才幾十塊的年代，這是個什么概念？

這筆錢能買下兩套四合院，或者是普通人攢幾輩子的身家。

但這筆天文數(shù)字，印在了一張黑白的通緝令上。

這是新中國公安史上第一張對社會公開的懸賞，也就從這會兒起，那個夜不閉戶的日子算徹底結(jié)束了。

這張紙片子輕飄飄的，卻壓得全國老百姓七個月喘不過氣來。

很多人覺得“二王”案就是個連環(huán)殺人案，其實(shí)這事兒比想象的要邪乎得多。

這哥倆，老大王宗瑋，看著挺老實(shí)，是724廠的搬運(yùn)工，手掌心全是搬磚磨出來的老繭；老二王宗方，是個有過案底的慣偷，以前還是個藥劑師。

誰能想到，就是這么倆看著跟隔壁鄰居沒兩樣的人，在大年三十的中午，把個春節(jié)搞成了修羅場。

1983年2月12日，沈陽空軍463醫(yī)院那幾聲槍響，四條人命沒了。

這時候按正常人的邏輯，殺了人肯定得玩命跑路對吧？

但這哥倆的操作，直接把人性這塊遮羞布給扯得稀碎——他們竟然逆向回家了。

這一幕，直到現(xiàn)在翻檔案看來都讓人后背發(fā)涼。

這兩人回到家，不是為了跟爹媽告別，是為了“滅口”。

或是怕家里人受審訊遭罪，又或是怕行蹤被泄露，他們舉起了還在發(fā)燙的槍管。

先是砸暈了年邁的姥姥，緊接著槍口對準(zhǔn)了生養(yǎng)他們的父母、王宗方那個才四歲的親閨女梅梅，甚致還有王宗瑋那個等著結(jié)婚的未婚妻小李。

幾聲悶響之后，院子里堆起了尸體，一桶煤油澆下去，火光沖天。

這一把火，不光燒了房子，連帶著把自己當(dāng)“人”的那條后路，也給燒斷了。

下午三點(diǎn)多，當(dāng)他們踏上南下列車的時候，在這世上，他們已經(jīng)把自己變成了孤魂野鬼。

從沈陽一路殺到湖南，又從湖北竄到江西，這七個月，不僅僅是地圖上的跨越，更是中國刑偵力量一次痛苦的“覺醒”。

那陣子正是改革開放剛開始，社會平靜得很，誰見過拿著制式手槍、兜里還揣著手榴彈的悍匪？

在衡陽的列車上，王宗瑋拔槍就射，那個反應(yīng)速度和狠勁，直接暴露了當(dāng)時警察裝備的短板。

接下來的幾個月，這兩人簡直成了殺戮機(jī)器。

在武漢岱山檢查站，王宗瑋那是真殺紅了眼，瞬間連開10槍，四名盤查人員當(dāng)場就犧牲了。

這哪里是逃亡，手里攥著四把54式，分明就是一場不對稱的戰(zhàn)爭。

這案子像塊巨石砸進(jìn)了平靜的湖面，那一層層漣漪直接波及了整個國家機(jī)器。

那是公安部第一次意識到，面對這種流竄作案，老一套畫地為牢的辦法根本不管用。

為了抓這倆亡命徒，不光公安動了三萬人，連軍隊(duì)都進(jìn)了戰(zhàn)備狀態(tài)。

那年春天，好多部隊(duì)營區(qū)接到了死命令：“停止一切娛樂”。

原本要放的電影膠片被鎖回箱子，戰(zhàn)士們和衣而睡，槍不離身，那緊張勁兒，比邊境沖突都大。

全國的交通線上全是崗哨，每一輛車都得查個底朝天。

可以說，“二王”是憑一己之力，逼著整個中國的安保體系搞了一次被動升級。

到了1983年9月，這兩只“困獸”終于竄進(jìn)了江西廣昌的深山老林。

這時候的王宗瑋，早沒了在武漢殺人時的囂張勁，腿上的槍傷讓他只能拄著棍子，王宗方更是嚇得像驚弓之鳥。

廣昌縣全城動員，這不是客套話，是真的每一條路口、每一個山頭都被民兵和老百姓封死了。

9月18日一大早，最后的圍剿開始了。

在南坑山，王宗瑋還想做最后的掙扎，剛跳出來想掃射就被擊斃，警犬沖上去死死咬住他的尸體；而那個一直在背后唆使弟弟作惡的王宗方，想鉆溝逃跑，結(jié)果背后中槍，這輩子算是走到頭了。

再兇的狼，進(jìn)了廣昌那鐵桶一樣的包圍圈，也只能變成夾著尾巴的死狗。

四十多年過去了，沈陽街頭早就沒了當(dāng)年的恐慌，54式手槍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每次翻開這份舊檔案，那張5萬元的通緝令還是透著股肅殺之氣。

它就那么在那兒提醒著，今天的日子，是當(dāng)年那3萬名熬紅了眼的警察，還有那幾十位倒在血泊里的無辜者拿命換來的。

那段日子，是中國法治進(jìn)程里一道深深的疤，疼，但也讓人長記性。

1983年9月18日，隨著廣昌南坑山的那幾聲槍響，兩具尸體被拖了出來。

那一年，王宗瑋26歲，王宗方30歲，一切都結(jié)束了。

江西省公安廳，《關(guān)于圍殲持槍殺人犯王宗坊、王宗瑋經(jīng)過的報告》，1983年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