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購踩國際法紅線，高市早苗面臨種族滅絕共犯指控

作者 | 燕赤俠

日本政壇突然被一則爆炸性消息掀翻了天，首相高市早苗可能面臨國際刑事法院簽發的全球通緝令。

不是因為貪污、不是因為丑聞，而是因為她所領導的政府正計劃采購一批來自以色列的攻擊性無人機。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離譜？一個國家買點軍備，怎么就扯到“國際逮捕令”上了？

但如果你了解這批無人機的背景、它們曾在哪兒執行任務、以及當前國際社會對加沙地帶局勢的定性，你就不會覺得這是危言聳聽，而是一次踩在國際法紅線上的危險賭博。

事情的源頭要追溯到本月初，日本自由記者志葉玲在新聞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深度報道，披露日本政府正在與以色列軍工巨頭埃爾比特系統公司秘密洽談，準備采購其制造的攻擊性無人機。

更關鍵的是，這批無人機中明確包括一種名為“天空打擊者”的型號。這種無人機，已經被證實廣泛用于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中。

換句話說，這不是普通的偵察機，而是實實在在參與過實戰、投擲過彈藥、造成過人員傷亡的“殺人機器”。

這個消息一出，立刻在日本國內炸開了鍋。上月底，也就是報道發布前幾天，多個市民團體就已經聚集在東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前舉行抗議集會。

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停止進口正在被用于屠殺的埃爾比特無人機！”“決不允許與種族滅絕加害者保持貿易合作關系！”

這些抗議者并非激進分子，而是普通市民、和平組織成員、反戰人士。他們的憤怒源于一個基本共識，加沙地帶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在國際人權組織眼中，已經構成“種族滅絕”。

日本如果在此時采購曾參與此類行動的武器系統，無異于成為幫兇。

那么，“種族滅絕”這個詞是不是太重了？其實不然。

根據《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種族滅絕不僅指大規模屠殺，還包括“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

聯合國及多個國際人權組織已指出，以軍在加沙的軍事行動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部分行為可能構成戰爭罪甚至種族滅絕罪。

更重要的是，國際刑事法院已于2024年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加蘭特等人正式發出國際逮捕令，理由正是涉嫌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這意味著，國際司法體系已經啟動對相關責任人的追責程序。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政府若繼續推進采購，就是用納稅人的錢支持一場被廣泛質疑為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戰爭。

埃爾比特作為以色列最大的私營國防承包商之一，長期為以色列國防軍提供無人機、精確制導武器、電子戰系統等核心裝備。

公開資料顯示，該公司長期深度參與以軍在加沙地帶的作戰行動，其產品被頻繁用于空襲行動。

所以說，買它的無人機，不只是買技術，更是間接支持其在加沙的軍事存在。

種族滅絕是嚴重的國際犯罪，任何國家都有義務阻止。在當前情況下仍從以色列采購武器，是對國際義務的無視，日本的政治領導人可能會因此承擔刑事責任。

根據國際法中的“共犯責任”原則，如果一個國家明知某項交易會助長嚴重國際罪行（如種族滅絕），卻仍然進行武器供應，其決策者就可能被視為共犯，從而面臨國際刑事追訴。

這可不是空穴來風的恐嚇，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雖然有限，但它確實有權對非締約國公民在特定情況下行使管轄權。尤其是當罪行發生在締約國領土上，或由聯合國安理會提交案件時。

更重要的是，即便國際刑事法院不直接起訴，其他支持普遍管轄權的國家，如德國、比利時、西班牙等，也可能依據本國法律對高市早苗等人發起調查。

一旦她踏上這些國家的領土，就有可能被當地司法機關拘押并啟動引渡程序。

這就是所謂“國際逮捕令”的實際威懾力，它不一定能立刻抓人，但足以讓涉事政客寸步難行，外交活動嚴重受限。

高市早苗作為日本首相，正是這項采購計劃的最終拍板者，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則是具體執行人。兩人若堅持推進該計劃，將難以擺脫“知情且故意支持”的法律認定。

當然，日本政府肯定會辯稱，這是為了“專守防衛”，是為了提升自衛隊的偵察能力和精準打擊能力，并非用于進攻。

但問題在于，他們要買的不是普通偵察無人機，而是具備“察打一體”功能的攻擊型無人機，甚至包括可攜帶彈藥的小型自殺式無人機。

必須警惕的是，這次采購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安保政策近年來持續右轉的一個縮影。

早在2022年修訂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日本政府就首次明確提出要“構建無人機威懾體系”。

到了2024年，財務省的預算草案中，“新型無人系統研究費”激增240%；2025年度，日本更是撥款415億日元采購美國MQ-9B“海上守衛者”大型無人機，并另列32億日元用于小型攻擊無人機。

2026年的預算申請中，防衛省更是計劃投入超過1000億日元用于大規模部署各類防衛無人機。

由此看來，日本正在系統性地構建一支具備遠程打擊能力的無人機部隊。

未來采購的小型戰術無人機將融入海陸空自衛隊作戰體系，不僅執行偵察任務，還將具備“精準火力打擊能力”，甚至可能在“日本出兵海外的過程中成為戰場上的急先鋒”，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專守防衛”的范疇。

這就透露出一個關鍵信號，日本正試圖突破戰后“和平憲法”的限制，走上海外用兵之路。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這一事件正在動搖日本戰后70多年苦心經營的“和平國家”形象。

二戰結束后，日本在《和平憲法》第九條約束下，長期奉行“不擁有攻擊性武器、不參與戰爭”的原則，并確立了《武器出口三原則》，禁止向沖突地區出口武器。

如今，當日本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悄然簽下與加沙血淚相連的軍購合同，那份懺悔與自律似乎正在被遺忘。

面對國內外的巨大壓力，日本政府的態度卻顯得曖昧不清。

高市早苗政府顯然低估了此事的國際敏感度和法律風險，她或許以為這只是普通的軍購，但在全球關注加沙人道危機的當下，任何與以色列軍工復合體的合作都會被放大解讀為政治站隊。

如果高市早苗執意推進，她將成為首位因軍購決策而面臨國際司法風險的日本首相。這不僅是她個人的政治危機，更是對日本戰后外交路線的一次重大挑戰。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已表態將“密切關注”日本的采購動向，一旦正式啟動調查程序，高市早苗和小泉進次郎的名字就可能出現在國際通緝名單上。

一旦國際逮捕令真的發出，她將無法出席G7峰會、聯合國大會等重要國際場合，日本的國際聲譽也將遭受重創。

即便最終未被正式起訴，這種風險本身已足以對其外交活動造成毀滅性打擊。

事實上，在外交層面，高市早苗近期因涉臺錯誤言論引發多方批評，在G20峰會上與中方“零互動”，高層交往陷入凍結。

如今又卷入軍購風波，無疑會讓她的國際處境雪上加霜，執政根基可謂是風雨飄搖。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高市早苗的名字，真會出現在國際刑事法院的通緝名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