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不再免稅，其實很多人都不用了

很難想象，會有人會因為省這“三瓜兩棗”，而選擇“要不生個孩子吧”。

撰文丨青柳

這兩天，一個有點扎眼也有點愕然的新聞突然鋪天蓋地：明年起，避孕藥品用具要征收增值稅。

消息稱，自2026年1月1日起，銷售避孕藥品和用具將依法征收增值稅，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稅的優惠政策。此前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五條規定，“避孕藥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稅；而將在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第二十四條免征增值稅的項目中，則不再設有這一項。

而這會導致的結果也很清楚，避孕套漲價。

很顯然，大多數人的解讀，不會只是一種商品價格變動，而是背后隱含的催生意圖——提高避孕成本，變相地提振生育率。

這個象征意義，在網絡上卻也遭遇了相當意見反彈。

說白了，與其說這是個經濟問題，毋寧說是個態度問題。

01

此前，避孕套之所以免增值稅，確實是和計劃生育的大背景有關。

有媒體這樣總結：

1994年稅制改革時，為配合計劃生育國策，避孕藥品和用具被納入免征增值稅范圍，核心是通過降低避孕成本助力人口調控。

而今，我國人口形勢已發生根本性變化：2024年首次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總和生育率持續低于更替水平，鼓勵生育成為國家戰略重心。

新《增值稅法》在刪除避孕用品免稅條款的同時，新增“婚姻介紹服務”免稅政策，一減一增間，清晰傳遞出從“控人口”到“促生育”的政策導向轉變。

不過，“不免稅”之后，能增加多少負擔，其實也不是那么“可觀”。很快有媒體出來安撫，很多市民擔心“避孕用品會大幅漲價”，但實際影響可能遠低于預期。

具體來看，一款售價15元的避孕套，征稅后新增稅負約1.15元，即便全額轉嫁，漲幅僅7%左右；30元一盒的緊急避孕藥，漲價幅度約1.5—3元，行業整體漲幅預計在5%—10%之間。對普通家庭而言，每月相關支出新增僅5—10元，基本不影響日常開支。

很難想象，會有人會因為省這“三瓜兩棗”，而選擇“要不生個孩子吧”，就連專家都說，更應視為“符號性表達”。

說白了，這就是表明個態度：為了讓你們生孩子，連避孕套都管上了。

當然，這個態度會不會被接受，就是個見仁見智的事了。就在這兩天有一個新聞，某地居民發文稱，一聊天群內要求兒童母親匯報末次月經時間，一下引爆輿論。

你說這是工作吧，也能理解。但凡事開始瞄向那些敏感地帶，人們有點怪怪的感覺，也能理解。

02

其實，加不加稅的可能也不那么重要，因為很多人都不用避孕套了。

據《2024年中國避孕套行業發展報告》統計，國內全渠道銷售額從2023年的187.86億元降至2024年的156億元，一年內跌幅達17%。

甚至有品牌都開始倒閉了，統計表明，2020年至2024年間，全國有超過7.8萬家避孕套相關企業倒閉，平均每年注銷1.73萬家。

別說生孩子了，現在的人連性生活都提不起興致了。

此外，各種“關聯產業”都在一路暴跌，據新浪財經報道，全國KTV數量從2015年峰值15萬家，銳減至2024年上半年不足4萬家；夜店客流量普遍下滑70%—80%，酒吧到店人數下降超66%。

但這倒也不代表沒有欲望，比如情趣用品開始暴漲，早在5年前，我國情趣用品行業就已實現24%的逆勢擴張；到2024年，中國情趣用品市場規模突破2000億元，是同期避孕套市場的13倍以上，占全球總量（3661.6億元）的近六成。

這些似乎都很符合低欲望社會的模型：人口減少、老齡化、失去上進心和欲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至于情趣用品銷量暴增，稍微有點安慰，至少人們還沒喪失本能。但也說明，相比麻煩地找一個伴侶，“靠自己”更實惠一些。

這些問題也都說明，避孕套其實離生育這個核心議題距離太遠，它遠不是決定生不生孩子的關鍵變量。現在的問題是，人們整體的社會活力、情緒狀態都在萎頓，不生孩子，也不過是其中一個結果罷了。

這很難勉強，也注定了任何用力過猛的措施，都會遭遇反彈。看一眼社交平臺，就都明白了。

03

其實從生育的角度說，補貼多少，恐怕都很難會被認為是“足夠”的。

近些年的生育補貼其實已經開始落地，而且速度頗快。比如國家層面的育兒補貼是每孩每年3600元，而一些地方還在這個標準上不斷加碼，比如鄂爾多斯規定，三孩家庭每年市級再補6400元，達到1萬元。

有媒體統計，截至2025年6月，全國約有95個地區出臺了標準不一的生育補貼政策，形成了一場地方層面的“催生”競賽。

不過看看評論區也都知道，也有網民不買賬。“一個月300，夠嗎？”類似的聲音確實也不少。

平心而論，一年幾千元，從根本上改善生育意愿確實不太現實，有孩子的就明白，一個一般檔次的課外班，一個月可能就花掉了。

現在的育兒成本之高，確實讓很多補貼都有種“杯水車薪”之感。這沒什么辦法，考慮到人口體量以及財政狀況，那種“全面兜底”的高額支持根本不可能。

但是這依然是有意義的。正如上面所說，這同樣的是一個“態度問題”。

在現有的財政狀況下，依然愿意拿出一筆資金，哪怕數額有限，本身也是一種政策取向的明示——也許不夠，但真的盡力了。

這種態度，其實是在結成一種“契約”。政策愿意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家庭也因此獲得一種被接住、被支持的預期。它并不要求立刻作出決定，而是希望通過持續釋放善意，讓人們相信：如果選擇生育，這個社會不會讓你獨自承擔全部代價。

這種契約不是寫在紙面上的，而是通過政策信號來傳遞的。而且這種信號需要反反復復地增強，通過持續不斷的投入，才能讓公眾真正感受到一種穩定的預期：生育政策不是“一陣風”，而是長期、耐心、具有連續性的“負責”。

反過來說，像是避孕套漲價、群里問例假，這同樣是一種信號傳遞，同樣也在訂立“契約”。只不過這樣的契約更像是逆向的——如果不順著期待，那么就要承擔更多不便、更多成本、更多被暗中“提醒”的壓力。

當然，政策是多元的，方式總歸是千差萬別。但在眼下，更需要達成一種積極的、有鼓勵意義的共識：盡其所能地全方位支持，提振一種“同向而行”的信心——說白了就是傳遞善意，讓人們在自愿且愉悅的情況下，默默關上房門。

至于能起多大作用，不妨心態也放平和，給足支持、尊重選擇，同時也松弛一些，給年輕人一點空間，留待時間給出答案，這種氛圍，終歸是更適合“生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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