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解放后唯一攻下省會的國軍少將，只20天就全軍覆沒，結局如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正式宣告成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穿著各式服裝、佩戴各種符號的“國軍”嫡系部隊和雜牌軍，從中原河南、西北甘肅與陜西，翻越秦嶺、大巴山，一批一批向西南方向集結，隨即我各路大軍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勢揮師大西南，拉開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直逼川康地區，那時，西康省主席、24軍軍長劉文輝在我方感召下，作出了明智的選擇，于12月12日與川軍將領鄧錫侯、潘文華在四川彭縣通電宣布西康、四川和平起義。并發布了三條訓令：一、自即日起摘除青天白日滿地紅帽徽；二、涂去各地有關標語；三、卸去旗子及蔣氏畫像。同時要求各單位和所有民眾，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肅清敵人殘余力量，在軍樂聲中，康定總指揮部和省府的旗桿上升起了鮮艷的五星紅旗，宣告西康省省會康定全面解放。

康定解放后，市面景象為之一新，城里各校園里掀起了解放區雄壯歡樂的歌聲，有些人練習扭秧歌和打腰鼓，還有的青年認為起義了，就去參加省府警衛團當新兵，此時，由于我軍尚未進駐康定，軍事方面由劉文輝陸軍小學和保定軍校同期同學，長期跟隨劉文輝，參加軍閥混戰，劉任團長，他即任營長，后隨劉逐步遞升，劉任幫辦，他任混成旅旅長， 后升24軍第四師師長的唐英負責，并把他任命為川康邊防軍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24軍康定行營主任，負責康定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起義后續工作。

唐英，字永暉，四川仁壽人，他有個族叔名叫唐式遵，是個非常頑固的國軍上將，唐英隨劉退居西康，還是一名實力派的師長，劉文輝起義后他也追隨起義，并以川康邊防軍副總指揮名義留在西康省會康定。當然，此時的他打仗沒有心思，想的自然平這發財的官。他私人投資在成都開設了一個規模較大的“大可樓”糖食店，并辦了一個其昌銀行自兼董事長，非常有錢，唯一的一張照片是當年他在成都華西壩高琦中學捐贈了一所教學樓，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永暉樓”，手持一張“深入民間”的錦旗與師生合影，看他中將領章，全副戎裝、披著黑呢大氅披著軍大衣，可謂是氣宇軒昂，可謂是志得意滿。

唐英捐校照

西康省會康定和平解放后，作為軍事一把手的康定行營主任唐英，劉文輝任命他重點防御是大炮山方向的來犯殘敵，以保衛省府康定的安全。大炮山：藏語名為“打破拉”，意即公馬山或駿馬山，位于康定、道孚、丹巴三縣交界處，埡口實測海拔高度4517米。據《丹巴縣志》載，這條“丹巴至康定馱道，是清代形成的主要交通線”，“由城門堡出，南過老四河橋溯東谷河而上，經康達橋（坎斷橋）、弓插（公岔）、井備橋、東谷60里宿，由東谷街、五里橋、小巖、大巖、銅爐房60里宿，再行30里至牦牛街宿，由牦牛、小奎容、大奎容、臺站（大炮山麓）翻越大炮山（與康定交界處）經新店子、至中谷、王母、三道橋、二道橋抵康定城，全程450余里，縣境230里。1959年八（美）丹（巴）公路通車后，始廢此路。”

今日大炮山

也就是說，大炮山是丹巴與康定交通往來的必經之地——既是貿易通道，也是交通要道，這里山體氣勢磅礴，山頂云霧繚繞，終年積雪覆蓋，據當地群眾回憶，當年這條道商旅和騾隊往來頻繁，臺站還設有驛站和客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只要守住這里，再強大的敵人也攻不進來，更別說是殘軍了。

事實上說，剛剛和平解放的康定正值農歷過新年期間，本來這一帶堪稱是浪漫之處，《康定情歌》“跑馬溜溜的山上……” 就是描繪了這一地區的美麗與風情，讓這座當年的省會小城蜚聲海外，這里的人們懷著對未來的美好希望，都歡歡喜喜地按照習慣，吃團年飯，街上扭秧歌、跳鍋莊、打腰鼓、跳弦子的歡樂歌聲，夾著不時的鞭炮聲，伴隨著雅拉、折多河經久不息的奔騰聲，迎接著即將到來的光明。負責防務的唐英更是沉浸在快樂之中，自是認為有此天險便可以康定城做個和平將軍，高枕無憂了。

誰知，正在唐英等人認為平安無事之際，他突然接到一封來信，上稱：“國軍少將田中田師長率部三千余人，軍紀嚴明，武器精良，近日到康，望接洽為盼”。照理說，唐英手下數千人馬，加上有大炮山天險，完全能阻攔這樣一支流竄而來的殘軍。事實上，田中田部雖號稱 “三千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士兵家眷，真正的戰斗人員不足兩千，且多為老弱殘兵。

接到這消息的唐英等官員，雖已隨劉文輝通電起義，但內心始終充滿顧慮，更是有一處怯戰心理，他們擔心過往與國民黨的關聯會被清算，對新政權的態度搖擺不定，起義立場并不堅定。得知田中田殘部逼近康定的消息后，這些人非但沒有組織抵抗，反而第一時間派人前往丹巴與田中田聯絡，提出愿意提供糧食補給，只求田中田部不進攻康定，直接從丹巴經大渡河而下，取道漢源縣富林鎮前往西昌。

因為當時的西昌由胡宗南部占據著，這里雖然是西康省東南的一個邊陲小城，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南以金沙江與云南省接壤，東北以大渡河與四川相鄰，還有大小涼山、魯連山阻隔；西與西藏接壤，地處川、滇、藏要沖，境內高山深谷，密布林木，只有中間是一個約10數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安寧河從中流過，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被人稱"蜀滇鎖鑰"，老蔣認為這塊地方進可攻，退可守之地，此時，唐英派去一名龔耕耘的團長去找田中田聯絡，一方面給他提供點補給，讓他盡快離開，另一方面告訴他大炮山的防御情況。

不過，當時田中田也是如此，畢竟自己這么點屬于烏合之眾人馬，怎么敢去碰作為西康省會的康定，城里不僅有國軍中將唐英的幾千人馬守著，防范一定很嚴，本來屢戰屢敗的這支殘軍，如果要硬拼，全軍覆沒是必然的，因此，他的真實想法也就是籌集點補給，計劃從丹巴去八美，由八美再向九龍方向，然后還是到西昌去的另一條路線。誰能想到這唐英手下的團長龔耕耘來到這后，告訴他一則無比欣喜的消息，認為富貴險中求，使他不由得惡從膽邊生：想一舉拿下這個省會城市，來個一鳴驚人。

原來，這名屬于劉文輝手下活得并不得意的團長龔耕耘告訴田中田：康定城里非常空虛，充其量是唐英手下那些個根本沒有戰斗力的學兵組織之類，關鍵是這些省府的頭頭腦腦表面上響應起義，骨子里就是怕聽到槍炮聲，一個個都是膽小如鼠，害怕打仗的人，聽到田師長大軍壓境，沒有說要抵抗守衛，都聲稱花點錢財消災。這些人想到的都是如何避開這場看來要發生的戰事，誰愿意丟掉性命。

田中田一聽，不由得喜出望外，趕緊對龔耕耘下套：從全國形勢來看，國軍雖然兵敗，但山還是沒有倒，況且勝敗兵家常事。西康幅員遼闊，又是人煙稀少的山野之鄉，在這一帶打游擊周旋，肯定是大有作為。如果能占領省會康定，與西昌形成了互為犄角之勢，只要打通了大渡河一線，西昌、康定密切呼應，便能形成氣象，一旦大戰一開，便能夠翻盤，到時候重敲鑼鼓另開張，自己給自己做主。在這種情形下，西康將是有能耐之人嶄露頭角之地，也將是英雄豪杰的崛起之地。這也就是所謂的亂世出英雄，你升個少將、中將司令豈不易如反掌，不知龔團長是不是也這么看？

這一番話便這么不得志的龔耕耘說得心花怒放，很快兩人便一拍即合，隨后龔耕耘率部擔任前鋒，直奔康定而來。此時康定城內的氣氛，跟他們想象的完全一致，得知田中田殘部逼近康定的消息后，這些人非但沒有組織抵抗，甚至有人主動打開城門，將田中田部迎入城中。入城后，部分起義官員徹底暴露了投機本性，他們不僅向田中田提供了所謂 “異黨分子” 的名單，還在《西康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三十多人的聯名聲明，其中就有唐英，聲稱 “此前受蒙蔽誤入歧途，現已覺悟，決心改過自新，為黨國效力”。西康省代主席張為炯見局勢失控，只能帶著少數親信撤離康定，退守到距離城區 72 公里的營官寨。

占領康定后，田中田的野心愈發膨脹。他一邊派人聯絡駐守大渡河中游富林鎮的國民黨殘部，試圖擴大勢力范圍；一邊向遠在西昌的胡宗南發電，宣稱 “康定光復”，甚至幻想以此為起點，實現 “反攻” 的目標。隨即展開大肆宣傳。還生怕外界不知曉他的這樁豐功偉績，舉行浩浩蕩蕩的“入城儀式”， 建立起所謂的“戰績陳列室”，還抽調部隊的一些參謀與政工人員，加以訓練，擔任介紹與講解工作，為自己“歌功頌德”。火燒得旺，油在鍋里翻滾；花兒開得絢爛，像錦緞一樣，他也因此人氣大爆棚。

同時，為固守康定進行一系列的策劃和活動：一是提拔官員，所有跟隨他的人官升幾級，什么省長、市長、縣長、區長官帽滿天飛；二是擴充部隊，到處搜羅打敗的殘軍，連長當團長、團長直接升軍長，手下有百十號人的也當起了司令；三是建立各級地方組織，拉攏一些地方實力派人士與骨干分子，確保軍需供應。第四是所有當年在國民黨或者政府里擔任過職務的人，無論是犯了錯誤撤職或者退休卻職的，一律官復原職，出來主持工作，并發給豐厚的津貼，以示對他們的重視。開會時表示：“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像你們這些老先生、老前輩總裁一定要倚重的”。他的這幾招確實在短期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田中田在西康的一系列動作動靜鬧得不小，使逃到臺灣的老蔣都大加贊賞，時臺灣國民黨吹噓“國軍光復康定“，是”反攻大陸的起點”，稱他是解放戰爭期間第一個拿下省會城市的國軍將領，甚至后來逃到臺灣的那些遺老遺少在彈駭胡宗南時，宣稱：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尤為乖方。師長田中田率其所部，轉戰千里，由川東而至松潘，傷亡雖僅存數百人，而意志益堅，戰斗益力。……于三月五日收復康定、瀘定，并進駐二郎山等處，以為恢復天全、雅安之計。中央曾有電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時，置田中田于不理，使之失敗“云云。由此可見其影響力不比一般。

因為這一件事情，在當年所謂國軍眾多嫡系、高級將領中，一個地方的雜牌小軍閥田中田名氣很大，甚至后來人家為他作傳，取名叫《田公中田行狀》，那么，他到底是何許人也。

田中田所捐校門的座基

原來，田中田是河南商丘虞城縣黃冢鄉人，有的資料說他是永城縣人，其實是錯的，因為在虞城黃冢鄉有一所中學原名叫建華中學,就是由黃冢大戶人家田中田、黃建華夫婦于抗戰期間捐建，并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至今這所學校的校門口有一座雕塑，高1.9米,基座高42厘米,代表建校1942年所建。田中田在青少年的時候渴望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恰逢清末民初，軍閥混戰，軍事人才成為各方勢力爭奪的對象，看準時機，遠赴日本，考入了當時在軍事領域頗具聲望的日本士官學校。在日本的數年里，他系統學習了現代軍事理論與戰術指揮，這為他日后的軍事生涯奠定了基礎。

他從日本留學歸來之后，先是在北洋軍中任職，從最初的基層軍官做起，憑借著過人的軍事素養和圓滑的處世之道，他逐漸嶄露頭角，先后擔任營長、團長等職。在北洋軍的陣營里，田中田見證了軍閥之間的爾虞我詐與權力更迭，也逐漸學會了在亂世中保全自身、謀求發展的生存法則，隨著北洋軍閥的衰落，田中田深知繼續留在北洋軍中難有更大作為，于是選擇回鄉。當年他的老家一帶地處豫皖蘇交界，社會秩序混亂，匪患猖獗。田中田利用自己在軍中積累的人脈和經驗，在家鄉辦起了團練。他憑借強硬的手段，迅速整合了地方武裝力量，有效遏制了匪患，得到了當地鄉紳和百姓的認可。也正是因為這份功績，他被推舉為永城等地的縣長，從一名軍人轉變為地方實權派。

到了抗戰期間，田中田出任國民黨豫魯蘇皖邊區游擊隊司令，曾經與活動在這一帶的我新四軍有過短暫的合作，但更多的是搞摩擦，此時的他，在抗日立場上卻表現得搖擺不定，既想抵抗日軍的侵略，又擔心自己的實力受損，這種小軍閥矛盾的心態也為他日后的選擇埋下了伏筆，其中做得最出格的就是殺害我新四軍四師的名干部朱傳賢烈士，從而欠下血債。

到了解放戰爭期間，田中田先是當睢縣縣長，當時，華東野戰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橫掃豫東、豫北之敵。7天內連克7座縣城。其間攻克睢縣縣城，兼任縣長的田中田在城里立足未穩，如喪家之犬，慌亂中逃跑了不過，當我大軍轉戰于皖北地方政權即撤向城南根據地時，田中田又卷土重來，在睢縣大筑工事、圍墻，加固烏龜殼，在縣城東門內筑小寨垣一個，墻高溝深，明、暗碉堡交錯。田認為已是壁壘森嚴，方帶大隊及政府要員搬進寨垣，安心住下，妄圖固守，隨后招募散兵游勇，拉丁派捐，明征暗搶，隨意所為，廣大農民群眾負擔沉重，苦不堪言。他的這支部隊在我軍的猛烈攻擊之下，土崩瓦解，徹底被摧毀，幾乎喪命的他落荒而逃，再不敢據守縣城了。

那一時期，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綏靖區司令張軫，看中了田中田在豫東地區的影響力和手中的武裝力量，又給他升了官，任命他當上永城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希望他能守住豫東這塊 “陣地”當我軍挺進中原，田中田深知處境岌岌可危，他一方面加強防御，擴充保安隊力量；另一方面，又在暗中觀察局勢，為自己尋找后路。緊接著我軍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相繼勝利，不自量力的田中田率領的保安隊在與我軍的幾次交鋒中，損失慘重，為了保存實力，他不得不率領殘部隨張軫南逃至河南信陽，他手下的這支部隊也由地方保安部隊升格為正規軍，隸屬19兵團，番號是129 軍 309 師，他擔任師長。

1949 年 5 月，在我軍的強大軍事壓力和政治爭取下，19兵團司令張軫在湖北武漢率部起義，宣布脫離國民黨陣營，投向人民解放軍。張軫的起義，給了田中田沉重一擊。當時，許多國民黨將領都在審時度勢，選擇起義投誠，以謀求一條光明的出路。身邊的下屬和親信也紛紛勸說田中田順應歷史潮流，加入起義隊伍。但田中田卻固執地認為，國民黨還有機會卷土重來，他不愿放棄自己多年積累的 “功名”，更擔心自己的一向反動立場，他與軍長趙子立潰逃四川，兩個師兵力一萬余人，各種槍支一萬余支。

田中田與軍長趙子立到了四川之后，我軍排山倒海式進攻大西南，此時的國民黨軍隊早已軍心渙散，士兵們士氣低落，逃亡現象屢禁不止，田中田雖然竭力整頓部隊，但也難以挽回頹勢，國民黨軍隊一路敗退，趙子立帶著127軍等部隊退無可退，最終還是決定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巴中宣布起義了

已經看清形勢的趙子立對田中田說，情形危如累卵，民心已失，軍心也散，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支部隊作戰物資補給，一萬余人吃、喝、穿及薪餉來源均沒有，繼續頑抗則可能面臨全軍覆沒的結局，只有向我軍投誠這條路。然而，頑固的田中田還是不聽上級的，選擇了獨自率領一個師繼續西逃，指望的是有卷土重來的一天。為躲避我軍的追剿，他們專挑山區荒僻小路行進，白天隱蔽在山林中，夜晚才敢摸黑趕路。途中，田中田又收攏了數百名潰散的國民黨士兵，隊伍規模雖有所擴大，但裝備簡陋、士氣低落，早已沒了正規軍的模樣。

然而，通往西昌的路途遠比想象中艱難。當隊伍抵達懋功（今四川小金縣）時，遭到了當地少數民族武裝的阻攔。懋功地處川西高原，民族成分復雜，地方武裝對陌生的軍隊充滿警惕。田中田深知硬拼只會兩敗俱傷，便主動提出談判。最終，他以贈送 20 條卡賓槍為代價，換取了地方武裝提供的部分口糧和通行權，才得以率部繼續向西，竄入西康省丹巴縣境內。

1950 年全國基本上已經解放，此時初春的川西高原，寒風還裹挾著殘冬的凜冽，大渡河谷的積雪尚未完全消融，一支衣衫襤褸的隊伍卻正沿著崎嶇山路倉皇前行。他們背著破舊的槍械，有的士兵還牽著馱著家眷的騾馬，隊伍里不時傳出孩童的哭鬧聲 —— 這便是漏網部隊 ，師長田中田正帶著這支殘部，從川東北的達州、宣漢一帶一路向西，朝著西康省康定地區逃竄。彼時全國大部分地區已解放，而這支游離在戰局之外的 “孤魂”，卻即將在康定上演一場短暫卻血腥的鬧劇，成為全國解放后唯一攻下省會城市的國民黨殘余部隊。在這些日子里，田中田為了作垂死掙扎，絞盡腦汁，使用種種方法，大肆收羅，把各種形形色色人物招聚起來進行罪惡的表演，顯現了各色人等的猙獰面目，弄得康定城烏煙瘴氣。有人稱康定當時的情況是：“群魔亂舞”。

田中田率殘軍竄據康定城的日子里，在軍事上想出了很多招數一心想固守，一是千方百計守住對手可能步自己后塵前來進攻的大炮山天險；二是控制康定東面的瀘定橋必經之路。

瀘定橋大家很熟悉，15年前紅軍長征的時候，抵達川西地區的大渡河，這時，紅軍的先遣部隊搶先占領了安順場渡口，但由于渡船有限，過河的速度極為緩慢。盡管一天最多能渡過一千多人，要把總數接近三萬的紅軍全部安全渡河，至少需要一個月時間。這一困境對紅軍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在這種關鍵時刻，上級決定必須搶占了大渡河上游的瀘定橋。瀘定橋不僅是當地的重要交通樞紐，而且其周圍的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紅軍在這里與敵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成功殲滅了川軍第24軍劉文輝部的一個營。紅軍的這一勝利，不僅打開了通往四川的生路，也為后續的長征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戰略突破口，這一壯麗的戰斗史稱“飛奪瀘定橋”。

為此，田中田派出了一個團的兵力，還任命了一名所謂的“大渡河守備司令”鎮守這里，還下令必要的時候炸毀鐵索橋。誰知，我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揚當年紅軍“飛奪瀘定橋”英勇精神，戰勝冰雪封凍的困難，夜襲二郎山，奔襲瀘定橋，不給敵人任何喘息機會，順利搶占了西橋頭，把五星紅旗插在橋頭。進軍康定的最后一道難關打開了。主力部隊過橋在大渡河西岸集結，向康定發起進攻。此時的田中田打電話詢問：“解放軍到了沒有？”已經接管了郵電局的同志回答：“解放軍還沒有到瀘定！”然而此時，解放軍已經沿大渡河西岸疾馳而上，直奔康定。

當我大軍兵臨城下快速進逼康定的態勢下，沉浸在“光復省會大捷”中的田中田才恍然大悟， 只得慌亂收拾行裝，田中田率殘部出康定南關經盤盤山向九龍方向逃竄，未來得及逃跑的邱文彬部繳械投降，從此結束了僅僅為期20天時間“光復省會康定” 建立所謂康區根據地進行游擊戰的美夢。

惶惶若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從此以后，田中田率殘部數百人節節敗退，可謂是兵敗如山倒，開始了搬家式的逃亡之路，從康定到九龍，從大渡河畔到金沙江邊，一路緊追不舍，不斷對這支殘軍進行襲擾和打擊。為了徹底擺脫追剿，田中田南渡金沙江，進入云南藏區。他們帶著隊伍穿行在木里、稻城、鄉城、中甸等地的崇山峻嶺中，這些地區海拔高、氣候惡劣，加上糧食短缺，不少士兵因饑寒交迫倒在了路上，期間多次遭到了當地藏族武裝的阻擊，一個多月后此時的田中田部早已疲憊不堪、彈盡糧絕，面對我軍的強大攻勢，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戰斗很快便結束，田中田所部大部被殲，五百余人被俘，只有田中田帶著20余名 親信，趁亂從納谷壩突圍，一路向西逃往藏南。逃出納谷壩后，田中田并未停下逃亡的腳步。他帶著殘部穿越藏南地區，從邊境線潛入異國他鄉緬甸，收容從中國云南外逃的地主、富農、殘軍、特務，扯起第3軍的大旗，會合到了金三角的殘軍之中。

解放西康雕塑

最終田中田只帶了二三十人經緬甸逃到臺灣，老蔣見了他格外高興，稱他：勁草疾風，時窮節見，雖無顯績之呈，已收默化之效。意思是打仗雖然不行，但搞的這次憑借這么點人拿下一個省會，倒是獨此一人，因此，被破格提拔為中將。這一事情反映了西康地區在解放前的動蕩局面，更是揭示了某些人在面對利益和壓力面前，容易搖擺不定的復雜心態，比如先是起義、后又背叛、最后又再次起義，這樣反反復復的唐英等人，本來有一個好的結局，卻因這事沉寂，令后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