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封存不可濫用：當以“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為唯一界限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司法實踐中，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設立本有其合理初衷——聚焦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教育挽救，避免其因心智尚未成熟時的過錯終身受限，為其回歸社會預留容錯空間，這是法律溫度與人文關懷的具象體現。但在實踐中，這一制度卻被隨意擴大適用范圍，模糊適用邊界，淪為部分違法者規避懲戒的“擋箭牌”，滋生出“封存即免責”的錯誤認知，導致違法成本大幅降低、僥幸心理蔓延，嚴重沖擊法律的權威性與社會公平正義，絕不能為違法犯罪行為開綠燈。

所謂“封存記錄讓法律亂成一鍋粥”的吐槽，本質上是對制度濫用的強烈不滿，根源在于適用邊界的模糊化。部分人錯誤認為，只要涉及違法記錄，無論主體身份、行為性質，都可申請封存，甚至將封存等同于“抹去過往”，即便再次違法，也能憑借“無記錄”的表象逃避應有的懲戒。更有甚者，將違法犯罪事實等同于“個人隱私”，宣稱他人無權置喙，一旦被質疑就以“侵犯隱私”為由起訴追責。

這種認知的核心謬誤，在于徹底混淆了“合法隱私”與“違法事實”的本質界限：個人財產、住址、通訊記錄等未觸及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應受到法律嚴格保護，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違法犯罪行為絕非“隱私”——其本質是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的直接侵害，屬于應當被記錄、被監督、被追責的公共事務范疇，是不可隱藏、不可篡改的客觀事實，絕非可以隨意遮蔽的“個人秘密”。

過分擴大違法記錄封存范圍，本質上是對違法行為的另類庇護，更是對公共安全的漠視。試想，若將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之外的違法者記錄隨意封存，受害者難以知曉加害人的過往劣跡，無法提前防范二次傷害；用人單位（尤其是教育、安保、醫療等直接關聯公共利益的行業）無法合理預判從業人員的行為風險，可能埋下重大安全隱患；更嚴重的是，“違法可封存”的錯誤導向會徹底削弱法律的威懾力，讓部分人產生“反正記錄能藏，犯錯無關緊要”的僥幸心理，進而陷入“第一次、第二次甚至多次違法”的惡性循環。這種情況下，法律不僅無法實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初衷，反而會淪為違法者的“遮羞布”，破壞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石——讓守法者寒心，讓違法者囂張，最終動搖公眾對法律的信仰。

事實上，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核心價值，本應聚焦于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這一年齡段的未成年人，心智發育尚未成熟，認知能力、辨別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均處于較低水平，其違法行為往往帶有沖動性、偶然性，而非主觀惡意主導的惡性犯罪。對其違法記錄予以封存，是為了避免其在成長過程中因一時過錯被貼上“違法者”標簽，遭受就業、教育等方面的歧視，保障其平等發展的權利，這符合未成年人保護的國際共識與社會倫理。但當前部分地區存在的“擴大適用范圍”（如將14周歲以上未成年人、成年人的輕微違法記錄也納入封存）、“模糊適用標準”（如對主觀惡意較大的違法行為隨意放行）等問題，導致制度徹底走樣變形。

法律的威嚴不容褻瀆，制度的適用必須有清晰的邊界。要糾正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濫用亂象，核心在于明確其唯一適用主體——僅針對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除此之外，任何年齡段、任何類型的違法犯罪記錄，均不應被隨意封存。一方面，要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化適用邊界，明確規定“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之外的任何主體，其違法犯罪記錄不得封存”，對嚴重違法犯罪、多次違法、主觀惡意較大的行為，無論主體年齡（除未滿14周歲外），一律不予封存，確保法律的懲戒力度不打折扣；另一方面，要厘清“隱私保護”與“公共利益”的界限，即便是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的封存記錄，在涉及后續違法犯罪偵查、公共安全重大風險預判等場景下，也應賦予相關部門查詢權限，同時明確其他主體的違法記錄在必要時的披露義務，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

法律的溫度，絕不能凌駕于法律的底線之上。違法記錄封存的初衷是“寬容”，但寬容的對象只能是心智未熟的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而非所有違法者；人文關懷不等于放棄懲戒，更不等于為違法犯罪開脫。我們既要堅守未成年人保護的底線，給予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改過自新的機會，也要堅守法律的基本原則——違法必擔責、過錯必追責。唯有將違法記錄封存的邊界嚴格限定在“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這一唯一主體，杜絕制度濫用，才能讓法律既有人情味，又有威懾力；既保護公民合法隱私，又嚴懲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秩序與公平正義。任何試圖擴大封存范圍、將違法記錄等同于“隱私”、為違法犯罪開脫的行為，都是對法律的誤解與褻瀆，必然會受到社會的譴責與法律的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