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鈞躍：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發展方向及路徑研究

摘要：作為我國征信體系中的兩大支柱之一，企業征信業在商業和金融信用風險防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歷經近40年的發展，我國企業征信業明顯滯后于個人征信業，且其規模與我國經濟體量和國際地位不匹配。

隨著AI技術的普及應用，征信業界和監管部門亟須加強國際市場拓展的頂層設計，改善行業發展政策環境，改變行業發展模式和格局。從行業發展規律看，企業征信業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發展同等重要；面向未來，我國企業征信業負有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征信機構的責任。

具體來說，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發展路徑為：在構建行業垂直AI大模型基礎上，嘗試采用財產征信、基于企業商業個性的三元綜合征信、體系化發展、全鏈條企業信控解決方案等新業務或新模式，并注重其與社會信用體系功能的延伸并行。

作為征信業兩大支柱之一，企業征信業對經濟保駕護航的作用不遜于個人征信業。但是，歷經近40年的發展，企業征信業的規模與我國經濟體量和國際地位尚不匹配，難以支撐國內信用經濟發展的需求，國際市場占有份額寥寥無幾，未能有效發揮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作用。形成如此困局的原因復雜，多重制約條件長期存在。AI時代正觸發企業征信行業模式發生“范式遷移”，迫使行業發展面臨方向性抉擇：實現跨越式突破，或于技術迭代中被邊緣化。企業征信業發展的頂層設計問題已成為亟待解決的戰略課題。

一、征信業的產生及相關概念

（一）征信業的產生

在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信用交易是市場上常見的交易方式。其中，賣方是賒銷或放貸的授信方，買方是賒購或借貸的受信方。信用交易的買賣雙方之間始終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問題，情況分別是：

（1）授信方對受信方的信用狀況了解不夠充分，致使授信方無法充分估計來自受信方的信用風險，增加了信用交易的成本，降低了信用交易的效率；

（2）受信方對授信方的情況不甚了解，易遭受產品以次充好或收到訂金后跑路的騙子欺詐，造成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來自授信的信用風險問題，早在1803年，在英國倫敦橋提供裁縫服務的賒銷商戶記錄、共享違約客戶的姓名和失信信息，聯合起來拒絕為有違約拖欠記錄的失信客戶提供服務，并在倫敦市考克斯珀街（Cockspur Street）的咖啡館成立“互助信息協會”（Mutual Communication Society），定期交換違約客戶信息。在征信業發展的歷史上，此舉被視為傳統征信業的發端。由此可見，征信業是為各類從事信用交易的市場主體提供信用信息及信用風險防控相關服務的行業，其服務能使信用交易雙方信息對稱透明，更好防控來自市場的信用風險。

（二）征信概念及其闡釋

從征信作業角度看，國家標準《信用 基本術語》（GB/T 22117-2018）將“征信”定義為：“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個人或組織的信用信息，并向有合法需求的信息使用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務，幫助市場主體判斷并控制風險、進行信用管理的活動。”

因此，征信業務的核心邏輯是：用信用數據刻畫市場主體的信用風險，用市場主體信用價值分析驅動信用交易。征信作業的基本內容包括：（1）采集或歸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信息；（2）處理和分析信用信息，用算法或模型量化信用風險，生成多種用途的信用報告產品；（3）向委托人有償提供信用報告產品，或將信用信息共享給需求方，作為信用交易授信或受信決策的參考。

征信機構提供征信服務的主要目的有：（1）降低信用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識別交易違約的可能性；（2）為各行各業的企業信用管理部門提供外部技術和數據支持，替代企業信用管理人員的傳統人工調查或盡調作業，加速授信審批效率；（3）利用自身的數據和信譽優勢，幫助客戶開拓國內外市場。

傳統征信服務的社會和經濟作用主要包括：（1）對自然人性質的消費者來說，征信既影響個人的賒銷授信和金融信貸額度及利率，也影響求職應聘、付費方式和租房方式等；對企事業法人來說，征信影響其銷售規模，拓展供應鏈合作，優化應收賬款管理，增強融資能力，助力其取得經濟建設項目參與資格等。（2）在國內市場上，征信服務推動信用經濟和數字經濟發展，維護金融秩序，重塑誠信商業倫理；在國際市場上，征信服務保障本國的海外貿易和投資安全，創造數字服務貿易價值。

二、企業征信的概念和類型

（一）企業征信的概念

顧名思義，企業征信是提供企業法人信用信息及其信用狀況（含信用風險和信用價值）評估的業務，其傳統業務形式是被動（受委托）調查目標企業的信用狀況。《信用 基本術語》（GB/T 22117-2018）對企業征信的定義是：“征信機構對企業單位進行的征信業務活動。”在實踐中，企業征信的業務覆蓋范圍不僅包括企業法人，還包括事業法人、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法人組織。

從征信業務視角看，企業征信機構通過合法渠道采集、整理、保存、加工目標企業及其關聯方的信用信息，并基于此對外提供企業征信報告、企業信用風險指數、信用評級等產品或服務，幫助用戶了解和判斷目標企業的信用狀況。

從企業征信服務方式看，企業征信機構是為客戶的信用管理工作提供外部技術支持的專業機構。除提供信用信息類產品外，企業征信機構還盡可能為客戶信用管理各環節提供信用風險控制類服務，主要包括商賬追收、開拓國內外市場、信用管理咨詢等，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國際合規管理和外國法庭相關的咨詢服務。

從企業征信服務覆蓋面看，企業征信機構應該具備覆蓋全球的服務能力。即使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通常不超過5個工作日）提供全球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任何一家企業的信用報告或成套的信用信息。例如，能實時提供經濟發達國家企業的征信報告。又如，能在5個工作日內提供經濟欠發達國家企業的信用報告，但戰亂國家企業的信用報告除外。因此，企業征信機構在開張營業前就應具備全球征信能力，與個人征信機構的服務只局限于國內市場有所不同。

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第一，傳統上，企業財務報表是編制企業信用報告的核心數據源，類似金融信貸數據之于個人信用報告的重要性。第二，在外國，調查個體工商戶不屬于企業征信業務范疇，而屬于個人征信業務范疇；在我國，個體工商戶的征信是否劃歸于個人征信業務仍有爭議。第三，企業商業秘密的定義和范圍有明確法律規定，除非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規定的“非公知性+商業價值+保密措施”條件，普通企業的財務報表信息不構成商業秘密。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普通企業的財務報表不屬于商業秘密，甚至有可能被政府強制公開，因為公眾有權了解商品生產者或服務提供者的真實情況。

（二）企業征信的類型

兩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征信業形成了以企業征信業和個人征信業兩大分支的行業格局。根據國家標準，征信業隸屬于提供信用風險防范、控制和轉移的信控服務業。

其中，企業征信機構類型多種多樣，大致可作如下劃分：

（1）按照征信業務形態劃分。例如，金融征信機構、財產征信機構（綜合征信）；互聯網征信機構、大數據征信機構；數據供應商、征信技術服務機構（信用科技研發機構）、信用管理咨詢機構、平臺服務型征信機構、智能融合型征信機構（以AI大模型為基底）、信用管理擴張型機構等業態。

（2）按照所有制劃分。征信機構分為公共征信機構和民營（私營）征信機構。

（3）按照市場覆蓋范圍劃分。征信機構分為國內征信機構、國際征信機構、跨境數據供應商等。

（4）按照征信業務特征劃分。征信機構分為被動型的調查機構和主動型的報告機構。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對企業征信機構類型的劃分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多數企業征信機構并非只具有單一征信業務形態，多種業務混合經營的機構更為常見。第二，原則上，凡是使用政府財政資金支持運行的國企性質的征信機構都屬于公共征信機構。第三，“信用管理擴張型機構”是指主要為所在企業集團提供信控支撐的征信機構。這類機構為市場提供的信用信息或征信服務并非其主流業務，如芝麻信用。在性質上，此類機構屬于集團企業的信用管理部門。第四，大數據征信類機構是由大數據科技公司轉型而來的，其業務不一定聚焦于征信業務。

從產業屬性看，征信業屬于數據驅動型的信息中介服務業，核心業務聚焦于征信數據服務，其產出也可納入數字經濟和數字服務貿易范疇。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是被賦予監管征信業職能的政府部門，尤其是對個人征信和金融征信類型的機構與業務實施監管。

三、我國企業征信業發展現狀

（一）我國企業征信業發展格局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和第三方企業信息平臺（如天眼查、企查查等）的最新綜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名稱中含有“征信”字樣的企業約有2000家。其中，持有中國人民銀行頒發《企業征信業務經營備案證》的企業征信機構全國有150多家，它們可以合法開展企業征信業務。政府監管部門對個人征信機構的牌照審批極其嚴格。目前，持牌個人征信機構只有3家。因此，絕大多數征信機構劃歸為企業征信機構，政府對此類機構實施備案制監管。中國人民銀行官網顯示，截至2025年5月，取得監管備案的企業征信機構共有158家。近年來，企業征信機構備案數量有所增長，但增速有限。排除那些以支撐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為主要業務的征信機構，其他備案機構可視為業內主流形式的征信機構。

1.我國逐漸形成以公共征信系統為基礎和主導、市場化征信機構為補充和延伸的發展格局

從市場活躍度和份額看，在國內市場上提供企業征信服務的主力分別是信貸征信系統（全國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大數據征信機構、信用管理擴張型機構、傳統的企業征信機構、外資合資企業征信機構。目前，在國內征信市場上正在逐漸形成以公共征信系統為基礎和主導、市場化征信機構為補充和延伸的發展格局。

（1）公共征信系統。我國擁有兩個業務能覆蓋全國的公共征信系統。一是國家發展改革委所屬的國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間信息中心負責運營的全國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是支撐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核心基礎設施；二是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負責運營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同時開展企業和個人征信業務，其基本作用是防范金融風險，保障信貸市場健康發展。公共征信系統在政策、市場份額、機構權威性、服務覆蓋面上均占據優勢，是我國征信體系的基石。

（2）市場化征信機構。市場化征信機構尤其是民營企業征信機構通過市場化創新，在場景化服務、數據維度拓展、海外布局等方面發揮補充作用，在創新性和靈活性上更為突出，不斷滿足企業客戶全生命周期的信控需求。隨著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完善和企業征信市場走向成熟，市場化征信機構尤其是民營企業征信機構的規模和市場份額有望得到提升，與公共征信系統形成“雙輪驅動”的格局。

2.我國不同板塊企業征信機構的市場表現

基于行業格局視角，我國企業征信業的板塊結構明顯。處于不同板塊的企業征信機構的市場表現大致如表1所示。

（1）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傳統型征信機構多為入行二三十年的老資格企業征信機構，有些機構的母公司是主流信用評級機構。它們固守企業征信垂直領域，積累了豐富的通用作業經驗。雖然這一板塊的市場集中度比較高，但市場份額逐漸被蠶食，機構數處于遞減狀態。但是，它們進入國際征信市場作業相當容易，其中多數機構做過國際征信及代理業務。

（2）公共型企業征信機構。公共型征信機構都具有國企屬性，機構設立和運營使用政府財政資金。這類機構憑借在政務、金融和國企等公共信息源方面的特殊渠道優勢，主導著政策敏感領域的征信市場。在這一板塊中，除上述兩大公共征信系統外，還存在數十家中小型征信機構，它們主要服務于地方或行業信用體系建設和運行，也為政府的分級分類監管工作提供技術服務。傳統的企業征信產品生產和信用管理咨詢服務，通常不是此類機構的核心業務，而且它們基本上不具備開拓國際征信業務的條件。

（3）科技型征信機構。科技型板塊上的征信機構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大數據科技公司或由其轉型的征信機構，另一類是由互聯網平臺及大型電商集團旗下信用管理部門轉型的征信機構。相較傳統型機構，此類征信機構憑借海量異構數據資源、AI建模能力、金融科技和集團資金支持等優勢，被傳統機構視為顛覆征信市場的“門口野蠻人”。近年來，該類征信機構的數量還在增加，它們不僅加速“蠶食”傳統企業征信市場份額，也參與競標爭奪地方和行業信用體系建設項目。現階段，該類機構以“實時風控+普惠金融”為核心業務模式，國內市場份額迅速增加。

但是，該類機構的發展受到雙重制約：一是它們的業務在母集團業務生態中多屬于非核心板塊，缺乏獨立投資決策權和并購主導權；二是在專業能力上也存在短板，雖極具技術創新能力，卻對企業征信的業務邏輯和客戶需求認知不深，擯棄了企業征信的“現地現認”原則，行業經驗沉淀薄弱，且不具備與國內外同業機構和行業組織開展深度合作的關系和意愿。

（4）外資型征信機構。在國內征信市場上，外資型征信機構的數量稀少，且均為國際征信巨頭的中國子公司。盡管此類機構既掌握全球征信作業經驗，又在信控技術層面與中資征信機構形成代際差，卻受制于國內特有的市場環境和政治、經濟、文化因素，遠未能像在其他國家那樣成功地大范圍進入本土征信市場。但是，其市場影響力依然顯著，在華外資企業及中資出海企業非常依賴它們提供的企業征信服務。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國內征信市場上還存在一些能提供信控技術支持的專業信用科技和金融科技公司。它們雖然不屬于業內機構，卻能提供信控軟件產品和專利。此類擁有特殊創新技術的機構往往等待著被業內機構并購的機會。

（二）我國企業征信業的信用信息源

對于信用信息源（業界稱之為“征信數據源”）的開發和利用，公共征信系統和民營征信機構所處的政策環境和渠道不同，使用的信用信息采集方式也不同。

1.公共征信系統歸集信用信息的方式公共征信系統的自然屬性是擁有“公共信用信息”資源和渠道。基于信息源分類視角，可將公共信用信息劃分為三大類：（1）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在履行法定職責和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產生和獲取的信用信息；（2）使用各級政府財政資金的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一些社團組織在自身業務活動和輔助政府監管工作中產生的信用信息；（3）公共征信系統在運行過程中與私營部門共享的、經過確權的信用信息。

公共征信系統在國內歸集信用信息的方式具有系統性保障，它們通過政策的支持和引導、統一的標準和多元共享合作獲取信用信息，正在逐步打破“信息孤島”，推動公共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和高效應用。公共信用信息由法律法規界定，實施目錄制管理方式。

2.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采集信用信息的方式

這類機構依靠合法方式和商業化手段采集信用信息。除了少數能生成原始信用信息源的機構之外，多數企業征信機構運用大數據技術采集和整合來自合法信息源的信用信息，如利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國家版權局、國家政務服務平臺、企業發布的財務報告等涉企信用信息資源，再通過結構化處理和云計算，得到可供進一步分析挖掘的結構化數據。

3.科技型企業征信機構視角的信用信息源

科技型企業征信機構采集的信用信息能完全囊括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此外，它們還擁有技術工具和能力對非結構化數據進行解析。例如，百度文心研發的知識增強大語言模型 ERNIE 可以解析企業財務報表數據、合同文本、輿情新聞等資料，造成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依賴的結構化企業財務數據（負債率、現金流）價值被稀釋。

（三）我國企業征信市場

傳統征信市場主要分為三大塊，即個人征信市場、企業征信市場和國際征信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起，先后經互聯網、大數據、平臺化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賦能，征信市場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新業務和新模式不斷推出，特別是綜合征信性質的作業方式成為可能，如財產征信、產業鏈金融征信、追溯碳足跡的綠色信用評估、以信用生理學為基礎的生理接觸式信用評估等。其中，多數創新都可以納入企業征信業務門類。

目前，我國企業征信市場發展仍不夠成熟，企業信控技術和信用管理方法使用率較低較淺。對比公共征信系統在金融征信領域的個人征信市場上取得的成功，市場化征信機構在企業征信市場上的表現不盡如人意。2025年2月，北京智研科信咨詢有限公司發布了《2025—2031年中國征信行業投資潛力研究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該報告在“商業市場征信需求分析”章節中指出，我國的“企業信用報告市場供給規模在2025年達到約180億元人民幣，預計至2030年將增長至約360億元人民幣，復合年增長率約為14%”。關于企業征信報告產品市場需求增長的理由，該報告認為：“這得益于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增長以及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

（四）我國企業征信產品和服務及其發展趨勢

近年來，隨著科技型機構的入局，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算法、AI 工具等信用科技得到大舉應用，改變了傳統的企業征信產品特征和服務形式。在國內征信市場上，服務模式改變呈現的主要特征包括：全鏈條企業信控服務、征信數據而非報告產品、信控技術支持平臺化服務、國際市場開拓等。例如，從征信到信控的全鏈條信控支持模式，典型的有阿里集團的“羚羊”系統，能直接為銀行輸出貸前授信、貸中監控、貸后催收方案，旨在打破傳統金融依賴抵押物的模式，以數據信用替代資產信用，助力中小企業獲得融資和跨境貿易支持。該系統還能為平臺賣家提供跨境信用背書，解決國外買家的信任問題。

四、國際征信市場現狀及中資企業征信機構服務國際市場情況

（一）國際征信市場現狀

顧名思義，國際征信是指征信機構跨越國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分析和共享全球范圍企業、個人及其他組織信用信息的商業活動，在征信市場上提供征信報告、信用評分、風險評估、信用管理咨詢等產品或服務，幫助開展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業務的授信方判斷交易對方的信用風險狀況或信用價值。近年來，國內的征信業界和相關政府部門通常將國際征信業務描述為“跨境征信服務”或“跨境征信互通”。

1.國際企業征信機構發展情況

通常，國際企業征信機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巨型企業征信機構，另一類是區域性企業征信機構。

（1）巨型企業征信機構。

巨型企業征信機構是指數據資源和征信業務均能覆蓋全球的企業征信機構。此類企業的數量極少，如美國的鄧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簡稱D&B）和英國的益博睿集團（Experian）。鄧白氏公司在全球200多個國家或地區擁有企業數據資源、提供當地服務，也擅長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征信業務。益博睿集團通過收購整合巴西的Serasa和印度的CIBIL等多國的頭部征信機構，擁有全球40多個國家的本地化數據庫。

鄧白氏公司于1995年進入中國市場，收購了成立于1993年的華夏國際企業信用咨詢有限公司（簡稱“華夏信用”）51%的股份，并在 2006 年成立了上海華夏鄧白氏商業信息咨詢有限公司。2014年，益博睿全資收購了中國商業信息和企業征信服務提供商新華信；同年9月24日，啟用中文公司名“益博睿”；2018年，正式獲得央行企業征信備案。

（2）區域性企業征信機構。區域性企業征信機構是指數據資源和征信業務能覆蓋某些地區、多個國家的企業征信機構。例如，成立于1988年的意大利CRIF集團快速崛起，其企業征信業務已覆蓋50多個國家。CRIF集團的全球化發展戰略以“并購區域性征信機構”為核心，通過收購快速進入目標國家，并整合當地數據資源，形成了以“歐洲為根基，新興市場為增長點”的國際布局。該集團以大比例收購股份或并購一國頭部企業征信機構的方式，先后進入了捷克、波蘭、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征信市場。又如，新加坡亞洲征信公司（Credit Bureau Asia）的覆蓋范圍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緬甸等國家的征信市場。

2.個人征信在國際征信市場的發展情況

在國際征信市場格局中，個人征信業務受法律規制和行業準入壁壘的剛性約束，在該領域呈現出顯著的地域分化和壟斷性特征。在征信體系成熟的發達國家，針對個人征信服務的法律監管和合規要求已經形成極其嚴密的制度框架，實質性限制了境外個人征信機構和大數據機構的進入。而在亞非拉部分征信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英美等國家的頭部個人征信機構憑借先發優勢和資本實力，已實現對當地個人征信市場的深度滲透或已占有市場支配地位。

受上述結構性國際征信市場壁壘影響，中資征信機構的國際征信業務布局宜聚焦于企業征信領域。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已有部分中資企業征信機構嘗試開展國際業務，但其市場占有率仍處于統計顯著性閾值以下，不具備實質性的市場影響力。

（二）中資企業征信機構服務國際市場情況

1.國有企業征信機構服務國際市場情況

國有性質的企業征信機構出海作業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例如，中國—東盟跨境征信服務平臺就是由中國—東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東信”）的子公司廣西聯合征信有限公司（簡稱“廣西聯合征信”）主導建設和運營的，該平臺推動了跨境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

公共征信系統因其功能、國際慣例、政策、法律法規等原因，難以在國際征信市場上投資或作業，特別是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上，基本上不具備布局占有國際信用信息源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公共征信系統只能服務于國內市場，包括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供數據和技術支撐。

2.民營企業征信機構服務國際市場情況

基于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分析，如果將全球征信市場視為一個戰略博弈場域，民營中資企業征信機構是具備主流國際市場準入潛力的參與者。然而，企業征信業歷經近40年的發展，長期受限于整體實力薄弱，該類機構未能構建海外的核心企業征信數據網絡，甚至未能成長為區域性的國際征信機構，與大型國際企業征信機構的強大國際數據整合能力差距較大，不具備為中資企業在海外提供當地信控服務的能力。

國內對海外企業信用信息的需求高度依賴國際征信機構的數據供應鏈，導致民營企業征信機構的數據采購成本高企、數據更新時效滯后、數據呈現碎片化特征等問題長期存在。尤為關鍵的是，該類機構在全球數據生態體系中仍存在結構性能力缺口，具體體現在數據采集覆蓋廣度嚴重不足、跨境數據合規運營能力缺失、國際征信規則適配性欠缺等。除資金實力外，這些結構性缺陷也成為民營企業征信機構拓展國際征信業務的制約瓶頸。

前瞻性分析表明，在構建面向征信領域的垂直行業AI大模型時，我國企業征信業面臨基礎數據層（Foundation Data Layer）障礙，具體表現為關鍵訓練數據維度的先天匱乏，如全球企業覆蓋面和數據近實時性等。數據維度不足將直接制約模型性能上限，或使大模型難以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值得關注的是，國內企業征信市場在數據時效性和維度拓展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多數企業財務報告的更新周期（即數據有效期）仍以年度為基準，這一現象本質上反映了我國企業財報數據年度更新的傳統慣性延續。相較之下，國際企業征信機構早已實現按季度更新發達國家企業財務報表數據，目前已發展為對目標企業財務數據的實時動態監測。此外，中資企業征信機構在數據維度拓展上仍顯不足，對輿情信息、供應鏈行為等替代數據的整合應用較為有限，導致對企業財務數據的路徑依賴問題突出。

3.跨境企業征信業務發展情況

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末的國內企業征信業，歷經近40年的發展沉淀，至今仍未培育出具備規模化出海能力的頭部機構，也未形成具有區域性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征信機構。

近年來，政府的發展改革部門和商務部門愈發關注跨境征信問題，業界就信用信息跨境共享的聲音也越來越多，開始有企業征信機構走出國門開展國際征信業務。

2022年，在中國—上海合作組織青島經貿合作示范區管理委員會的政策支持下，青島格蘭德信用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建立了“信用上合”跨境信控服務平臺，即中國與上合組織國家間跨境信控服務平臺。該平臺以其跨境征信數據庫為基礎，匯集了一些上合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征信數據，為有出海需求和已在海外作業的中資企業提供跨境企業征信服務。該平臺的網頁服務使用中文、俄文和英文三種語言，提供的信控服務項目包括外國企業信用報告、全球商賬追收、數字金融、國際信用認證、信用管理咨詢和培訓等。該平臺能提供“銀征擔”和“信保+擔保+征信”服務，助力推廣“魯擔信立貸”“絲路通”等金融產品。另外，上合示范區依托“信用上合”功能和服務積累，實施了《上合國家間企業身份識別編碼規則》，用“上合碼”統一規則標識企業。截至2024年6月，完成了10個上合組織國家的7630萬家企業的賦碼工作。

中國—東盟跨境征信服務平臺是由中國東信的子公司廣西聯合征信主導建設和運營。自 2021 年起，該平臺聚焦“數字金融、數字供應鏈、數字監管”三類場景，構建了“信用報告、精準營銷、智能風控”三大核心產品體系，能提供覆蓋東盟十國的企業信用報告。2024年8月，該公司為老撾政府建設了名為“G-Chat“的協同辦公平臺，以及共建了老撾的企業征信平臺，推動跨境信用信息互聯互通，賦能當地的“數字絲路”建設。

另外，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開始進行跨境征信布局。2025年5月，該機構與全球法人識別編碼基金會（GLEIF）合作，在中國商業大數據服務平臺上共建的 LEI 編碼&企查查編碼關聯映射開始上線，以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和可查性。2025年7月，該機構申報的“企業信用信息境外查詢平臺”通過了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成為企業信用信息查詢領域全國首個數據合規出境的案例。上述平臺允許境外企業查詢中國企業的信用信息，助力境內外企業信息互通，為走向國際市場的中資企業提供引進境外投資的渠道，同時支持國際貿易中的跨境信用評估。

五、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發展方向

當前，由AI技術普及應用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與逆全球化浪潮并存，正深刻沖擊各行各業的傳統作業模式，改變著它們的發展路徑。企業征信業也不例外。企業征信業發展已顯現出若干不可逆的變化趨勢，亟須業界及監管部門高度重視并做好前瞻布局。

（一）加強國際市場拓展的頂層設計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最大貿易國，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發展既須深耕國內市場，也應拓展國際市場。完全依賴國際征信機構提供調查國外企業的征信產品和信控服務，絕非長遠之策。中資企業征信機構應主動深度融入國際征信市場，著力提升國際市場參與度，力爭使我國在國際征信領域的份額與國家的經濟地位相匹配。

1.遵循企業征信業的發展規律

發展企業征信業必須具有國際視野，頭部企業征信機構必須具備能在全球征信市場作業和參與競爭的實力。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步以來，在企業征信領域的投資實踐中，業界和客戶已形成共識，即企業征信機構應在初創階段就具備國際征信服務能力，體現為有能力向客戶提供覆蓋全球企業的信用風險量化分析和趨勢預測報告產品。反觀當前囿于國內市場的中資企業征信機構，不僅難以實現規模化發展，甚至連單一城市的客戶信控需求都難以滿足，更遑論參與國際征信市場作業。這意味著，不似個人征信業只須聚焦國內市場既可，深度參與國際征信市場的業務和技術實踐，才是企業征信機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

在技術架構層面，一家企業征信機構應具備的核心能力要素是：擁有覆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企業信用信息源；數據具備多維度（工商/財務/司法/交易等）、結構化（可機讀格式）、實時更新（動態采集與同步）特征。如果這些基本要素欠缺，就只能設法代理銷售國際征信機構或區域主流征信平臺的國外企業征信報告產品，或者放棄大量商業機會。

2.國際征信市場開拓的頂層設計

企業征信業要布局國際化發展，需要做諸多準備工作。首先是要設法掌握國際企業征信原始數據源，這是占據一定國際征信市場份額的最基礎保障。在能力建設方面，企業征信業要構建多方協同的發展支撐體系，包括業界形成現階段發展模式的共識、行業組織統籌謀劃、專業智庫的深度研究、行業垂直AI大模型構建。在當前體制下，亟須政府監管部門的政策引導扶持和統籌布局。政府監管部門可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編制專項規劃、強化政策供給等方式，分別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信控服務業發展的頂層設計中系統嵌入企業征信業國際化發展模塊。質言之，無論是行業主體還是政府監管部門，都需以國際視野統籌推進企業征信業的發展。

企業征信業國際化發展的頂層設計應立足我國的獨特優勢和戰略需求，既要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中資企業“出海”護航的實踐場景，發揮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成員身份的政策協同價值，也要前瞻布局與社會信用體系海外延伸的協同聯動。在現階段，企業征信業國際化發展更需聚焦技術和服務優化，優先考慮破解廣大中資“出海”企業的核心信控痛點，針對跨境信用信息不對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用環境復雜、企業風險防控需求迫切等現實挑戰，通過征信數據整合、信用科技創新、全球一致性的本地化服務、合規合作等多維路徑協同發力，在海外構建覆蓋“風險評估—風險預警—風險處置”全流程的企業信控支撐體系。

3.企業征信業國際化的模式選擇

就企業征信業國際化模式選擇而言，其背后或涉及政策考量。傳統并購海外頭部征信機構或數據供應商的模式仍是見效最快的優選，本質是通過資本投入置換“數據資源+時間”，這一模式是快速切入海外征信市場、獲取市場份額的常規手段。值得關注的是，在大數據與AI技術深度融合的當下，依托開源架構運營征信行業垂直AI大模型的路徑已顯現出可行性，但其落地實現需要滿足三個關鍵前提，分別是“出海”企業需擁有高質量的外國信用信息、支撐高算力的基礎設施和高效構建AI工具生態圈規模的能力。

企業征信業國際化策略也與改變由公共征信系統主導企業征信業的主張相關。由于公共征信系統難以直接參與國際征信市場競爭的現實約束，政府監管部門可依托其國內信用信息資源的集聚優勢，通過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政策，扶持民營企業征信機構做優做強，加速培育符合國家戰略需求的國際化民營征信機構進入國際市場。

當然，民營企業征信機構的市場主體屬性決定了其在政治站位上存在天然不確定性，其商業決策可能優先考量市場收益，存在偏離國家利益導向的潛在風險，甚至不排除為追求經濟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的情形。盡管民營機構通常會守住法律底線，但在不觸及違法紅線時，可能產生規避行政指導和淡化政治責任的傾向。特別是民營企業征信機構海外分支機構的跨境運營特性，恐將進一步加劇政府對信息傳遞可控性和責任追溯難度的擔憂，由此會導致政府在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方面采取審慎態度。然而，政府出臺企業征信國際化相關政策需要衡量孰輕孰重，扶持對象的選擇也極為重要。

（二）優化行業發展政策環境

1.立足國際視野

我國企業征信業若要取得國際化發展，需要政府與行業形成戰略協同。頭部企業征信機構應提高認識并主動引領行業的國際化布局，政府監管部門和其他相關部門要立足于國際視野制定企業征信業發展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和行業規制層面為企業征信機構提供系統性支持；同時，整治行業“內卷”，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企業征信機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企業征信業“出海”實施國際并購的機會稍縱即逝，我國征信業不可再次錯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出海”并購的絕佳機會。

2.布局行業發展

政府需要推進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結構重組和市場分層，針對傳統型、科技型、公共型企業征信機構的屬性和特點，分別制定適配其發展規律的促進政策和監管規則。為推動行業國際化進程，頂層設計應細分國際征信市場，按區域特征制定差異化推進策略，并依據戰略價值和實施難度明確優先級。具體而言，中資企業征信機構應優先服務中資企業“出海”的信控服務需求。

中資企業征信機構“出海”作業需要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征信市場的政治環境差異，預先做好外國政治風險的防范方案。在發達國家的征信市場作業，宜由民營企業征信機構通過征信服務輸出和并購方式介入。在與我國保持友好關系的發展中國家的征信市場作業，國資屬性的公共機構應有機會。當前，政府監管部門雖未被賦予推動企業征信行業國際發展的職能，但有責任在向上反映情況的“下情上達”方面做工作，也應指導業界做好智庫研究和提出發展方案。

3.制定差別化的政府監管政策和規則

建議政府監管部門在出臺政策和規則時，對企業征信業特有的業務特征和發展規律予以特殊考慮，對企業征信和個人征信、金融和非金融征信業務、國資和民營征信機構采用不同發展政策和監管措施，因為對它們的監管邏輯是不相同的。

尤其重要的是，應避免套用監管個人征信機構的傳統監管模式對企業征信機構實施強力約束，也需要同步糾正長期存在的“以金融信控為核心”的認知偏差。事實上，民營企業征信機構的業務重心應聚焦于為國內貿易、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領域提供專業化的征信服務，并使之成為企業征信業發展的核心方向。

4.整合行業技術力量

構建征信行業垂直 AI 大模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具有相當的緊迫性。因此，征信行業需要在政府（特別是政府監管部門）的引導和推動下形成合力，合理布局，盡快設計啟動若干個征信行業垂直AI大模型的建設項目。具體在組織形式上，應設法使擁有通用AI大模型的科技型機構與傳統型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發揮各自所長，形成“AI+行業專家”建設條件。

5.改善信用信息相關的政策環境

企業征信行業組織和專業智庫應深入研究并提出新信用信息源開拓指南，特別是開拓新信息源、國際信用信息源、公共性質國際政治經濟信息源（如新華社駐外記者站、駐外使館商務處）的促進辦法，并就相關政策指引向政府監管部門提出政策建議或參考方案預案，在技術方面應包含新信用信息欄目/項、信息項標識、信息源標識、配對技術和互認方法。

在開拓新型信用信息源時，應涵蓋國際征信機構能在多數國家可整合的企業破產、不動產等基礎數據，以及開發綜合征信類業務需要拓展的其他信息源。與此同時，國內的信息開發相關政策宜關注提升民營征信機構獲取公共信用信息的共享機制和便利性。

近年來，伴隨數據成為生產要素，數據所有權及確權問題日趨敏感。政府監管部門需統籌考量企業征信機構提升國際競爭力所依賴的數據環境和信息渠道，并在政策制定中審慎權衡數據安全可控性與跨境信息流通之間的平衡。

6.參與跨境征信新基建

企業征信業界應設法得到政府監管部門的支持，取得參與涉及企業征信業國際化發展相關國際信用基建項目的資格，爭取參與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并提供有利于國際公平的專業性意見和建議。

企業征信業應該參與或關注的跨境征信新基建主要包括兩類，即國際規則和建設工程。例如，征信相關國際規則有“全球法人識別編碼（Legal EntityIdentifier，LEI）”。早在2012年6月，二十國集團（G20）就正式認可了全球法人識別編碼體系（GlobalLegal Entity Identifier System，GLEIS）。同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發布《金融服務 全球法人識別編碼》（ISO17442：2012）國際標準，明確了LEI的20位編碼結構，包括前綴碼、預留位、機構特定部分、校驗位及參考數據要求（如法人名稱、注冊地址、股權關系等）。

自行編制或認可外國法人標識標準，為的是解決征信市場信息不對稱和外國企業法人身份識別混亂問題。除上述國際標準外，國際企業征信巨頭都有各自的解決方案。鄧白氏公司有識別世界各國企業法人的鄧氏編碼（DUNS），該編碼得到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認證，已經成為國際標準，而且被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采用。益博睿集團通過統一數據模型（如Global Data Model）實現跨國數據兼容。

目前，我國信用方面的國家標準《信用主體標識規范》（GB/T 26819-2011）正在修訂，《信控服務機構分類及編碼規范》（GB/T 45805-2025）發布實施不久。盡管兩項國標未提及跨境征信應用，卻與之有異曲同工的方法論。另外，前文曾提及，上合信用平臺和企查查公司也在境外企業法人標準碼編制和推廣國際標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企業征信業界關注的相關國際信用基建還包括“SWIFT GPI + 數字貨幣橋”項目。該項目欲實現的目標是實時追蹤跨境資金流，壓縮反洗錢調查周期，有助于國際征信服務的反欺詐、國際商賬追收和外國企業破產清算等。

（三）改變行業發展模式和格局

1.對標國際征信市場行業慣例

企業征信機構應同時具備在國內外征信市場上提供征信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傳統企業征信服務應遵循的作業基本慣例主要包括：（1）作業時間限制。企業征信機構應能獲取全球所有國家中任何一家企業的成套信用信息（企業客戶信用檔案），而且在3～5個工作日完成企業信用報告的編制。（2）提供核心數據。企業征信的核心數據是被調查企業的財務報表數據。使用識破財務報表造假的技術工具，形成統計和物理關聯關系的企業“畫像”為基礎的信用風險分析，都屬于應具備的增值服務。

為推動行業做大做強，中資企業征信機構須突破國內市場的局限，積極開拓國際征信市場。為此，企業征信機構的作業流程、產品形態及服務模式應對標國際征信領域的通行規范，技術應用與模式創新也應立足于外國客戶使用習慣和匹配客戶普遍使用的信控軟件，并需要分階段實現作業和管理合規化落地。面對國際市場的多維復雜性，培育年營業收入突破百億元基礎門檻的大型民營征信機構是參與全球征信競爭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建設。

2.改善企業征信市場數據資源環境

在現階段，企業財務報表數據對企業征信業務起到重要的支柱作用，正如個人信貸數據之于個人征信體系的核心支撐地位。鑒于大數據和AI驅動的替代性分析方案尚不能完全取代企業財務報表的價值，在政策層面上拓寬企業財務數據獲取渠道具有戰略意義。此舉不僅能打破國際征信作業數據壁壘，更可為未來研發高效獲取和分析境外企業財務數據的技術工具奠定基礎。

遵循此邏輯，企業征信業亟須在國內征信市場上系統性優化企業征信數據資源生態，參照國際征信市場的數據治理范式，爭取通過政策導向實現雙重突破，擴展企業財務報表數據向征信業開放的數據維度，并深化公共征信系統與民營企業征信機構的信用信息共享機制。

3.引導科技型企業征信機構轉型入行

征信業屬于數據驅動型行業，其行業準入門檻高度依賴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源的占有情況。因此，凡具備這兩類信用信息資源的機構，無論來自哪個行業，都能輕易跨界進入企業征信業務領域，甚至轉型轉行成為企業征信機構。

近年來，主要存在兩大類具備數據基礎和業務意愿的入局者：一是大數據科技公司。它們依托海量數據處理能力和信息技術優勢，直接涉足企業征信市場，但它們并不一定有意愿轉型成為純粹的企業征信機構或信用信息供應商。

二是大型電商/互聯網平臺的信用管理部門性質的子公司。此類機構最初服務于母集團的信用風險控制和商業信用體系建設，在長期業務中沉淀了多維度的客戶信用檔案信息（如商戶注冊信息、交易流水、支付行為、失信平臺處罰、口碑、社交“畫像”等），并歷練出成熟的企業信用管理能力。在數據規模和技術成熟的雙重因素驅動下，其向外部拓展業務并成為企業征信機構有著必然性。

此外，除數據維度碾壓和大數據技術優勢外，它們往往還具備集團資金支持或融資渠道方面的優勢，使其在入局初期即能成為征信市場上的重要參與者。

隨著這些新勢力入行，傳統的企業征信業競爭格局正在被重構，非傳統征信對行業的“改造”主要包括：（1）業務模式沖擊。數據維度的豐富性對傳統以企業財務報表數據為核心的企業信用風險分析預測模式形成了替代效應，同時對信用報告產品價格體系帶來沖擊。該類型機構具有傳統企業征信機構不可比擬的價格競爭優勢，有時會使傳統機構淪為其數據供應商。（2）市場份額擠壓。據政府監管部門的備案信息，備案企業征信機構的數量增減有限，而作為新入局者的此類型機構不僅會數量增加，更會憑借數據生態快速搶占增量市場。（3）行業話語權轉移。傳統企業征信機構面臨技術迭代壓力，對政府監管部門的影響力持續減弱。該類型機構被稱為“門口的野蠻人”，從側面印證了新入局者的顛覆性影響。

上述兩類機構不僅能轉型為企業征信機構，也有條件發展成為個人征信機構，而且都具備條件變成綜合型征信機構，它們自身的技術能力與數據資源均支持多元化業務拓展。當然，需排除那些以支持城市或行業信用體系運行的公共型機構，因為它們的核心任務目標和搶占增量市場的特征決定了其特有的發展路徑和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仍具有一些優勢，如歷史數據的擁有量、對信用風險的專業視角、“現地現認”作業經驗、成熟的信用風險量化指標編制技術、反欺詐、企業合規管理咨詢經驗等。如果涉及構建征信行業垂直AI大模型，該類型機構在專業知識（含對行業理解的深度）、作業經驗、業界專家關系、與全球同行的關系等方面具有優勢。

4.阻滯行業“內卷式”競爭

10多年來，國內企業征信市場的“內卷”現象日趨嚴重，這一現象已成為制約行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機構的關鍵制約因素之一。橫向對比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企業征信業發展現狀可見，我國征信機構數量已遠超其他國家，即便在剔除服務于城市信用體系運行類型的機構后，這一數量規模仍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破解行業“內卷”困局離不開政策的引導與支持，在政策導向上應與中央關于整治低效“內卷”的政策相契合。“2025年7月1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后產能有序退出’。市場機構普遍認為，這預示著下半年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將會進一步落實。”近期，政府監管部門也與行業協會聯動，在“反內卷”方面有所動作，但“反內卷”的效果有待觀察。

六、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發展路徑

我國企業征信業雖擁有數百上千家機構，卻深陷“小散弱”的發展困局。傳統企業征信機構普遍存在信控技術弱、研發投入不足的短板。如今企業征信業發展走到了轉型升級的岔路口，技術升級換代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更攸關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的存續命脈。

（一）構建行業垂直AI大模型

2024年底，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礎技術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推出了開源的DeepSeekLLM、DeepSeek-V2和V3大模型，給國內外的人工智能大廠施加了壓力。僅在一年之內，多家人工智能大廠都推出了自己的通用AI大模型，且AI大模型不斷迭代升級。生成式人工智能憑借其強大的自主學習能力、關聯分析能力、結果輸出能力，在征信領域展現了提高信息輸入效率、提升信用評估和評分準確性、生成與解讀征信報告、預測信用風險的應用潛能。也就是說，AI開源大模型的普及應用推動了征信產品和服務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對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的存續形成了威脅。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既有擁抱“硅基化”的發展機會，也存在湮滅的可能性。

1.企業征信機構運用AI大模型的方式

與各行各業融入AI時代大潮流相似，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也在積極推動AI工具應用和業務智能化轉型，探索征信數據提取與處理、數據分析及自動生成征信報告方面的有效實施路徑。當前，使用AI工具預測信用風險已有相當高的準確度。例如，在使用AI大模型進行股票價格預測、市場波動分析等場景中，準確率通常在50%~70%之間。

又如，在信用風險評估、供應鏈中斷預測等場景中，AI 大模型通過整合多源數據（如財務數據、物流信息），預測準確率可達65%～80%。

深度運用 AI 工具的另一種方式是使用“AI+行業專家”混合模型，其可驗證的預測準確率能顯著提升至80%～95%。例如，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西柳工”）部署的AI故障診斷系統融合工程師經驗，在設備故障預測中準確率達87%，維修效率提升14%。在機制上，專家提供了故障樹邏輯規則，AI通過設備運行數據動態優化診斷路徑。

2.兩種AI技術融入方式存在的差異

然而，兩種不同的AI技術融入方式在底層邏輯上存在顯著差異，對企業征信業發展的價值指向也截然不同。

第一種方式可被稱為“工具驅動型淺層應用”，為企業征信機構實現業務創新與流程革新提供了更加先進的工具和手段，典型表現為將AI工具作為效率工具嵌入現有業務流程。例如，華夏鄧白氏公司已為40%的員工提供AI提示詞工程培訓，推動業務人員掌握基礎AI協作能力。又如，部分企業征信機構嘗試利用AI工具輔助生成征信報告產品。這種使用AI工具的模式未觸及征信業務邏輯的重構，本質是為促進“人主導、AI輔助”傳統模式的質量和效率的提升。從行業層面看，此類初級AI工具融入方式，僅能反映當前行業整體數字化轉型仍處于基礎階段，未形成顯著的差異化優勢，最多能使機構轉型為“AI+人工”的混合服務商而已。

第二種方式則是“知識融合型深度創新”，以“AI+行業專家”的混合模式為其核心特征。這類應用突破了AI技術的工具屬性，通過將行業專家的經驗知識（如業務規則、隱性判斷邏輯等）與AI的算法能力深度融合，構建出具備某領域認知的行業垂直AI 大模型。例如，在工程機械領域，廣西柳工通過融合工程師維修經驗與大模型技術實現的故障診斷系統，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實踐。此類AI融合模式的出現，標志著行業開始主動探索“以AI重構業務邏輯”的深層數字化轉型，是在培育面向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由此可見，兩種融入路徑的選擇，絕非簡單的技術應用差異，而是從根本上折射出行業數字化轉型的兩種戰略取向：前者是跟隨性的效率優化，后者是引領性的模式創新。

3.構建行業垂直AI大模型關乎企業征信機構的存續

專家研究指出，DeepSeek大模型在信用評級領域展現出顯著的技術賦能價值，尤其在數據處理效率與基礎分析能力方面表現突出，但在專業領域知識嵌入、復雜風險事件研判及非常規場景應對等維度仍存在明顯局限。雖然這項研究針對信用評級業，但與其相關度極高的企業征信業也是數據驅動的行業，信控目標的屬性相同。由此可見，這一發現揭示出企業征信業發展的關鍵分野，未來3~5年將會是企業征信機構存亡的戰略窗口期，業界頭部機構能否以通用AI大模型為技術基座，快速構建具備行業專精特新特征的垂直AI大模型及開源生態體系，將直接影響其在行業的市場地位。

如前文所述，在國際征信市場上，企業征信機構的技術競爭力已深度綁定于全球企業信用信息的擁有和處理能力。值得強調的是，從全球征信市場競爭角度看，如果中資企業征信機構無法構建覆蓋全球企業的動態信用信息資源體系，很可能會在面向未來的行業垂直AI大模型構建和應用的競爭中喪失優勢，具體體現在大模型訓練數據的完備性、風險預測的時效性及跨法域業務拓展的適配性等關鍵維度。

于行業而言，更為嚴峻的挑戰在于，如果企業征信業界頭部機構錯失戰略機遇期，科技型企業征信機構可能憑借其母公司在通用AI大模型方面的技術先發優勢，通過“數據飛輪”效應重構企業征信業的生態，最終導致傳統型機構陷入“技術代差—客戶流失—數據枯竭”的死亡螺旋。因此，構建行業垂直AI大模型已不僅是技術升級選擇，更是關乎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存續的戰略抉擇。當然，論及行業垂直AI大模型構建，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仍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例如，知識和經驗的價值高地仍由人類技術專家把控。又如，復雜場景決策、合規風險兜底、信任共識構建等也需要業內專家的智慧和經驗。總之，傳統型企業征信板塊不見得會湮滅消亡，但“按份賣報告”的模式必然消亡；企業征信業會得到“硅基化”重生，但拒絕與 AI 融合的企業征信機構必將消失。

（二）嘗試能實現“彎道超車”的新業務或新模式

我國企業征信業的總體技術水平落后于國際征信機構，就全球而論的信用信息資源占有率也存在較大差距。在奮起直追的過程中，只有嘗試探索新業務或新模式才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

在當前大數據平臺、分布式計算框架和AI建模工具成熟的背景下，企業征信業快速、高質量地構建行業垂直AI大模型及其生態圈，能縮小與國際征信機構的技術差距。因此，就行業發展路徑選擇來說，在當前的技術和數據環境下，應抓住機會探索新業務或新模式。

1.財產征信業務

財產征信是以“物質”性質的物體為信控核心的征信業務操作。它的應用場景廣泛，不僅適用于電梯這種涉及安全生產的設施，也能用于文玩字畫等藝術收藏品、房產、汽車、大型醫療器械、大型工業設備、高價耐用消費品等領域，能為許多行業的信用體系建設提供技術支持。

然而，物體本身并無信用屬性，因此這種征信作業的實質是圍繞與該物體相關的法人和自然人主體進行調查和分析。這些信用主體的誠信度和合規性表現直接關系到被調查物體的安全、真偽和優劣等狀況。例如，電梯為對象的財產征信作業，其調查范圍可能覆蓋電梯制造商或進口商、維修服務人員、操作人員、使用者（乘客等）、使用單位的管理人員、處理突發事件的轄區警務人員以及物業所屬區域的基層政府公務員等。最終出具的“電梯安全運行信用報告”，實質上是對關聯的多方法人和自然人主體的誠信與合規狀況的綜合評估和預測的結果，其內容或含安全生產和真偽鑒定。

在技術上，財產征信本質上是一種綜合性征信業務，其獨特之處在于，除了采集企業、個人和政務信用信息外，還須深度整合作為征信目標的“物體”（產品、商品、設備、設施）的相關信息。財產征信業務突破了傳統企業征信模式，它將傳統的企業征信、個人征信與產品/設備信息相結合，形成綜合性的信用評估。因此，這種業務對傳統企業征信業提出新要求，必須拓展信息源和具備物體的檢驗檢測能力，將產品信息納入信用信息范疇是最基本的要求，這將涉及市場調查業。由此可見，相比傳統的企業征信業務，財產征信作業的技術難度更高，涉及數據更廣，還需要增添設備設施。其巨大發展潛力取決于能否有效解決新的信息來源、作業成本、商業模式和法規（尤其是涉及個人征信業務的法律法規）約束問題。

盡管財產征信業態的起源可追溯至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臺灣省和東南亞地區，最初的業務形態主要是對私家財產的勘測、甄別、調查和追溯，但其發展長期受限于信息可得性、傳統商業模式和法律法規的限制。當前，國內市場上具備大數據環境、替代數據應用的算法成熟、AI 工具普及應用，為財產征信業務營造出前所未有的業務條件，其發展前景已然顯現。

需要強調的是，企業征信機構開拓財產征信業務，不僅需要拓展新數據源和研發綜合信用評估技術，還需投入大量資金建設或收購檢驗檢測實驗室，并針對不同行業的市場形成多種商業模式，因此必將形成很高的行業準入壁壘。但是，其是否能成為企業征信業實現突破性發展的業務模式，仍有待深入論證和實踐檢驗。

2.基于企業商業個性的三元綜合征信模式

每家企業都有顯示其行為邏輯獨特性的“企業商業個性”，造成了同等規模的同行業企業之間的商業模式或行為也存在差異。這種企業商業個性是企業管理團隊“人”的個性與公司業務“物”的個性的綜合體現。基于 2003—2006 年的研究，美國的泰德·普林斯（E. Ted Prince）教授聚焦企業管理團隊中最高最終決策者（簡稱“領導者”）的個人特質對企業業績的直接影響，于2011年建立了“佩斯領導力業績模型”（Perth Leadership Outcome Model）。他認為，企業領導者的個人個性即是企業財務行為的驅動力，即企業CEO的潛藏行為模式（如風險偏好、決策風格）直接影響企業財務表現，進而形成企業信用風險的呈現方式和發生規律。企業商業個性理論將企業領導者個人的管理風格個性化，并劃分為描述商業個性的四種模式，分別是使命模式、管理模式、職業模式和領導模式。

從企業征信技術視角看，泰德·普林斯教授將企業信用風險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企業領導者個人問題，在企業征信或信用評估業務操作中，賦予針對企業領導者個人及其管理團隊主要成員的個人誠信因素以很大的權重，業務特征是“企業征信+個人征信”，也是一種“綜合征信”。需要說明的是，所指的“個人征信”并非普通的當事人個人信用報告所描述的內容，而是一種特殊的個人“信用畫像”產品。

企業商業個性理論雖具有革新傳統信用評級的技術潛力，卻也揭示了企業征信技術升級的一個可行路徑。基于此理論開發新型企業征信產品，必將會顯著提升企業信用風險評估和預測的精準度。沿著這一路徑深化發展，將最終形成融合“企業征信+個人征信+信用生理學”的三元綜合征信模式。

3.體系化發展模式

2022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提出：“建設全覆蓋的中國式現代化征信體系，是服務于構建多元化征信市場、多層面征信產品、多途徑征信服務的現實需要。”此后，雷蕾借鑒現代軍事理論中“戰爭要素體系化”概念，提出建設征信體系的“五維一體協同框架”，對信息主體全覆蓋、征信信息全覆蓋、征信產品全覆蓋、征信服務需求全覆蓋、征信合規監管全覆蓋進行要素整合，搭建全國統一的數字征信鏈，從信息機械疊加轉向風險預測智能呈現，以體系屬性替代獨立征信報告的性能比拼，實現征信業的效能最大化。

該設計的體系化內核在于運用數字技術構建全國統一的數字征信鏈，旨在通過市場化機制形成征信領域的最優規模和最佳效果。這一架構推動金融征信與非銀市場征信深度融合，促進傳統信貸信息與政務、商務信息的互通共享，并以“上鏈”形式實現個人和企業信用信息的全覆蓋。其核心機制體現為：“企業征信鏈以市場化新設機構為中心節點，央行征信系統企業數據庫、企業征信機構（包括動產融資統一公示系統和應收賬款融資服務平臺）、地方征信平臺、征信鏈聯盟作為基礎數據庫加入該鏈。”

這一征信技術升級的路徑本質是實現征信方法論從機械論向系統論的范式躍遷，即以系統協同的長板效應替代局部優化的短板修補。該理念或可追溯至吳晶妹的觀點，她認為，征信體系是一種信用管理機制，其核心在于實現體系內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與交互流動；通過明確統一采集的標準和方式，全方位收集社會主體的信用信息，再借助專業手段對信息進行整理、交叉核驗、深度分析，最終推動其在各領域的有效運用。

體系化發展模式還處于研究階段，學者提出了體系化技術路徑設想，其核心目標在于優化征信業的底層邏輯和運行效能，但尚未關聯企業征信業的國際競爭力。

4.全鏈條企業信控的解決方案

隨著科技型機構進入企業征信業，企業征信機構提供解決方案和外部技術支持的能力越來越強。企業征信業的頭部機構和國際征信機構能提供更高質量的“征信—信控—品牌”全鏈條的信控技術服務。例如，阿里“羚羊”系統能直接為商業銀行提供貸前授信、貸中監控、貸后催收的解決方案，并能打破傳統金融依賴抵押物的模式，以數據信用替代資產信用，助力中小微企業獲得融資和跨境貿易支持。此外，阿里集團能為平臺賣家提供跨境信用背書，以解決外國買家的信任問題。

（三）企業征信業與社會信用體系協同發展

在嘗試能實現“彎道超車”的新模式過程中，應注重企業征信業發展與社會信用體系功能的延伸并行。社會信用體系是我國關鍵的國家治理工具。在該體系框架下，征信業與之高度協同。征信業聚焦于識別和量化信用風險的專業化服務，而社會信用體系則致力于構建覆蓋市場和社會的制度化治理機制。二者協同的核心目標是共同推動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誠信社會生態。

邏輯關系上，以征信為代表的信控服務為社會信用體系的運行提供了基礎支撐，構成了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基礎設施，服務于夯實市場和社會信用基石的根本目的。而企業征信業與社會信用體系協同框架運作的本質在于，通過社會信用制度與信控技術的協同，整合信用信息，實施分級獎懲，為市場主體的全程信用管理提供信控技術支撐，推動信用經濟和數字經濟發展，將信用資本轉化為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治理效能。它有效破解了信息壁壘，重構了行為激勵，最終在金融、商業、民生服務、政府監管等多元領域形成“守信降成本，失信增代價”的經濟邏輯，全面提升了社會信任水平，并催生了豐富的“信用+”等創新應用場景。

社會信用體系的工具屬性賦予其廣泛適用性。展望未來，其作為有效的市場治理工具和社會治理工具，有望實現國際化發展，具體表現為兩種途徑：一是制度功能跨境延伸，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中資企業提供信控服務和信貸支持；二是社會信用體系工程化模式海外推廣，推動外國主權主體接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程項目，特別是那些需要借鑒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的發展中國家。基于企業征信業與社會信用體系的協同關系，既能通過多元化、高適配性的征信產品和服務支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也同時具備引領社會信用體系功能的海外拓展和模式輸出的能力。

七、結語

從企業征信業的行業發展規律看，其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發展同等重要，這需要征信業界和政府監管部門達成共識。

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需要企業征信業在全球征信市場占有與國家地位相匹配的份額，這對我國的外循環經濟具有戰略意義。面向未來，企業征信業負有為我國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企業征信體系的責任，使其成為維護我國全球經濟利益的關鍵基礎設施；同時，發揮為海外中資企業提供國際信用風險控制技術支撐的作用，為我國的數字經濟和數字服務貿易發展注入信用動能。這既是企業征信業的核心使命和發展方向，也應成為政府監管的戰略職責。

我國企業征信業發展歷程曲折，近40年未能實現規模化和國際化成長。特別遺憾的是，其在國際征信市場的份額幾近于零。企業征信業發展方向的迷失或受阻源于多重因素疊加的影響，包括征信業界認知局限、監管框架、國內營商環境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隨著AI時代的到來，企業征信業發展面臨關鍵抉擇，特別是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尤需直面國內市場上的生存挑戰，而國際化發展應視為頭部企業征信機構的生存選擇。

推動企業征信業突破性發展，業內機構既要深耕國內市場，又需開拓國際空間。然而，國有、民營、外資企業征信機構各具優勢且使命各異。企業征信業的四大板塊需協同發展，通過合理布局形成合力，依托良性溝通凝聚共識，并依靠各板塊中的頭部機構引領遏制行業“內卷、內耗”。

對企業征信業而言，頭部機構需要具備識別那些不可逆發展趨勢的能力，尤其在關鍵節點上把握行業發展的戰略方向。由于國內與國際商業模式的底層邏輯存在差異，國家需要征信業培育兼具國際視野、歷史責任感和家國情懷的企業家，肩負起趕超的歷史責任。

在政府行業監管的政策導向上，盡管企業征信業的全球化發展尚不屬監管部門的法定職能，但監管部門仍宜主動前瞻布局，立足國家的全球利益考量，遵循行業發展規律，為推動新時期企業征信業高質量發展，提前開展“行業布局—頂層設計”的研究論證和預案儲備。無論是否屬于監管部門當前的監管職能范圍，政策導向均應聚焦兩大企業征信業發展目標：一是以國際征信市場競爭力為門檻，培育各板塊頭部機構；二是支持科技型企業征信機構與傳統型企業征信機構協同發展，加速啟動企業征信行業垂直AI大模型的研發并提供組織保障。

源點注：本文作者林鈞躍（中國市場學會信用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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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源源

校稿：昊宇

來源：《征信》、源點蘇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