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動物城2》的平庸，是這個時代的錯？

莊山貝

九年前，一部《瘋狂動物城》，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席卷了超過十億美元的票房，更是重新定義了現代主流動畫電影的敘事邊界。

《瘋狂動物城》（2016）

當時正值美國社會矛盾激化、「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進入公眾視野的高峰期，以及總統大選前夕，民粹主義情緒高漲的關鍵節點，《瘋狂動物城》橫空出世，立刻被視為一部披著合家歡外衣的政治寓言、社會寓言。

它構建了一個表面和諧的哺乳動物烏托邦，所有動物不論食性如何，均已進化并和平共處。這呼應的是奧巴馬時代關于「后種族社會」的理想想象。

然而，電影迅速撕開這層表象，揭示潛藏其下的系統性裂痕。影片的核心沖突，是圍繞食肉動物突然「野蠻化」展開，這個設定，在美國輿論場被理解為對1990年代「超級掠食者」理論的批判性隱喻——特定少數族裔青年被妖魔化為天生的暴力分子。

反派羊副市長利用藥物誘導食肉動物發狂，再通過媒體制造恐慌，以此鞏固占人口多數的食草動物的政治權力。這在2016年的語境下，也被理解為對特朗普式民粹主義修辭的預警。片中那句「恐懼總是有效的」，成為當時對政治現實最犀利的注腳。

在微觀層面，影片也完成了對新興社會概念的大眾化科普。它并未簡單塑造三K黨式的種族主義反派，而是將鏡頭對準主角朱迪——一個自認為進步、包容的兔子警官。她隨身攜帶防狐噴霧、對尼克脫口而出的一些語言，構成了對「隱性偏見」和「微侵犯」的完美圖解。

這些概念當時正從學術界走向企業培訓和主流媒體，《瘋狂動物城》因此成為文化進程的助推器，邀請觀眾檢視自身：即使你是一個好人，也可能懷有無意識的偏見。這種內省式道德說教，在當年被視為好萊塢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受到主流媒體高度贊譽。

然而，從學術角度看，2016年的隱喻體系并非完美，甚至埋下了隱患。

比如說，將受壓迫的少數族裔比作「食肉動物」，這明顯存在生物本質主義的風險。在自然界中，食肉動物確實以食草動物為食，這種生物本能的設定使得種族隱喻變得混淆：如果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在生物學上確實是危險的，那么電影是否在無意中合理化了多數群體的恐懼？

此外，朱迪作為警察拯救被壓迫群體的敘事，也被指責為復制了「白人救世主」和「藍命貴」（警察的命也是命）的邏輯，即依然依賴建制派強力部門來解決系統性問題，而非賦予被壓迫者自身反抗的能動性。

這些批評雖在當時屬少數聲音，但隨著后續幾年對系統性種族主義討論的深入，它們成為迪士尼在開發續集時必須面對的理論障礙。

時間推進至2025年，《瘋狂動物城2》終于上映了，這幾天，它在中國市場橫沖直撞，直奔50億票房而去。而此刻的外部世界，相比九年前，也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瘋狂動物城2》（2025）

后疫情時代的社會裂痕持續加深，身份政治陷入極化與疲勞，好萊塢在流媒體沖擊下面臨前所未有的商業焦慮。更重要的是，迪士尼自身經歷了2023至2024年一系列原創IP（如《星愿》《奇異世界》）的票房失利，管理層在鮑勃·艾格領導下確立了「重回核心IP」的戰略方針。在此背景下，續作既需回應前作粉絲對深度的期待，又必須規避當下敏感的文化雷區。

所以，《瘋狂動物城2》究竟是怎么做的？效果如何？

在敘事架構上，我們發現第二部和前作保持了高度的同構性。因為第一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獨特的類型融合——將經典的「伙伴警察」喜劇與新黑色電影的懸疑探案結合在一起。續作幾乎完全沿用了這一模板，在結構上呈現出一種嚴絲合縫的對稱性。

影片再次以一起看似孤立的案件作為切入點：這一次不再是失蹤的肉食動物，而是一個神秘的爬行動物——蓋瑞·一條蛇的突然出現。從而驅動尼克和朱迪深入城市的灰色地帶，揭開隱藏在繁華表象下的巨大陰謀。

這種結構性的重復不僅體現在主線任務上，甚至連情節的轉折點都似曾相識：從誤解到合作，從因社會偏見引發的短暫決裂，再到最終的和解與真相大白。

這種敘事上的保守，確實有點乏味。而且影片再次使用了一個「反轉反派」——猞猁家族的小兒子波伯特·林克斯利。

與其前作中的羊副市長如出一轍，波伯特最初被描繪為一個笨拙、甚至有些可愛的盟友，一個試圖幫助主角揭開家族秘密的「局外人」。然而在第三幕高潮中，他露出了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維護者的真面目，原來他的目的是打入「革命陣營」，借此贏得家族的信任。

這種情節設計對于熟悉迪士尼「復興時代」敘事套路的觀眾而言，無疑缺乏新鮮感。因為《冰雪奇緣》《超能陸戰隊》等片，都用過這個套路。

為什么迪士尼會選擇在形式上，進行如此嚴格的自我重復？

當我們深入認知2025年的好萊塢環境之后，或許可以得到一種解釋。這不完全是單純的創意枯竭，而是風險規避的策略。

在經歷了連續原創項目的市場失敗后，迪士尼將《瘋狂動物城2》設計為一種「舒適食品」。對于全球觀眾而言，第一部建立的警探搭檔模式和城市探索機制已經構成了強大的心理契約。打破這種結構雖然可能帶來藝術上的贊譽，但也可能疏遠尋求熟悉感的家庭觀眾。

因此，導演拜倫·霍華德和杰拉德·布什選擇在內容上進行深化，而在形式上保持穩定。

下面來說說第二部的核心表達是怎么深化的。

這一次的案件核心，從單純的刑事犯罪轉向了「歷史考古」。主角們尋找的不再僅僅是罪犯，而是一份被隱藏的專利文件——證明爬行動物才是動物城氣候調節系統真正發明者的證據。這種微調為政治隱喻的升級奠定了基礎。

《瘋狂動物城》第一部雖然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動物社會，但本質上是一個哺乳動物烏托邦。所有的矛盾集中在食草動物與食肉動物之間，而爬行動物、鳥類等其他生物門類完全缺席。這種缺席在第一部中被視為一種世界觀的留白，但在《瘋狂動物城2》中，這被揭示為一種蓄意的系統性抹除。

續作的核心沖突圍繞著爬行動物的回歸展開。蓋瑞·一條蛇不僅僅是一個新角色，他代表了一個被動物城歷史徹底遺忘和排斥的階級。

影片解釋了爬行動物缺席的原因：在一個世紀前，由于一起被操縱的謀殺案，爬行動物被誣陷為危險分子，從而被驅逐出城市核心區，甚至連他們在城市建設中的貢獻也被徹底抹去。

這一設定拓展了前作關于「偏見」的探討。如果說第一部討論的是顯性的歧視和刻板印象，那么第二部則深入到了隱性的結構性壓迫和歷史修正主義。

也就是典型的「定居者殖民主義」——殖民者利用原住民的知識或資源，同時將原住民邊緣化或驅逐，并重寫歷史以合法化其統治。這種對「建國神話」的解構，比第一部中對個別政客的批判要激進得多，因為它質疑了整個城市繁榮的合法性基礎。

爬行動物的引入也改變了原有的二元對立結構。在第一部的設定中，捕食者在生物學歷史上確實吃過獵物，這使得隱喻在對應現實種族關系時顯得有些棘手。而在第二部中，爬行動物（特別是蛇）被哺乳動物恐懼，并非因為他們有捕食哺乳動物的歷史，而是因為他們是「異類」。

這種設定使得偏見的來源更加純粹地指向了排外心理和文化差異。蓋瑞被描繪為一個性格溫和、甚至有些膽小的角色，這與哺乳動物對他「冷血殺手」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這種反差不再基于生物本能，而是完全基于無知和被操縱的恐懼。對了，這個角色由關繼威配音，明顯帶有亞裔/弱勢群體的影射。通過這種方式，迪士尼在2025年構建了一個更為精確的關于「他者化」的寓言。

新引入的重要場景「沼澤市場」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寓言。這片區域位于城市邊緣、建筑風格類似美國南部海灣的貧民窟。這里的居民生活在水上木板路和管道中，與光鮮亮麗的市中心形成鮮明對比。

影片中的反派林克斯利家族計劃擴張冰川鎮，這意味著要吞并和拆除沼澤市場。這一情節線是對城市士紳化（中產化）和貸款紅線制度的直接指涉。

沼澤市場不僅是爬行動物的避難所，更是一個擁有獨特文化活力的社區，它面臨的威脅象征著真實世界里資本擴張對邊緣文化的擠壓。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中備受贊譽的城市設計，也就是通過巨大的「氣候墻」分隔出不同氣候區，在第二部中被賦予了陰暗的政治色彩。

這些氣候墻不僅是為了舒適，更是為了物理隔離不同族群。

創始人家族竊取了爬行動物關于氣候控制的專利技術，利用這些技術建造了不適合爬行動物生存的干燥或寒冷區域，從而在物理空間上固化了排斥。這是一種對「種族主義基建」和士紳化（中產化）的尖銳批評。城市規劃本身成為了壓迫的工具，這比第一部中僅僅是個體持有的偏見要更加深刻。

對于大多數觀眾來說，《瘋狂動物城》的核心吸引力，是主角CP，也就是尼克和朱迪的關系。

在續作中，迪士尼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在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影片中充斥著旨在取悅CP粉的橋段：警察局長因為兩人在行動中的魯莽，命令他們去參加心理治療師主持的「伴侶咨詢」。

雖然名義上是警務搭檔的磨合，但場景的設置、對話的曖昧性，完全是按照「夫妻咨詢」的模版來寫的。

尼克對朱迪展現出了更強的保護欲，甚至有些許嫉妒。兩人親密互動的各種細節被大量鋪陳。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尼克為了保護朱迪做出了自我犧牲的舉動，并說出了「我愛你」——盡管這里的語境可以把臺詞解讀為搭檔之愛，但明顯是想造成雙關意味。

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種高明的策略。迪士尼深知將兩人關系徹底定性，無論是結婚或者確立戀愛關系，可能都會破壞曖昧狀態的張力，也會疏遠那些更喜歡純友誼設定的觀眾。因此，影片選擇將二人的關系始終維持在一種極度親密的模糊地帶。

對于尋求角色深度成長的觀眾來說，這確實可能被視為一種倒退或停滯。最明顯的倒退就是，在第一部中尼克已經完成了從混混到警察的轉變，朱迪也克服了偏見。在第二部中，為了制造沖突，編劇不得不讓兩人在一些早已解決的問題上「重修舊課」，讓他們在是否信任彼此和行事風格上不斷沖突。

尼克在片中表現出的不安全感和對失去朱迪的恐懼，雖然為「撒糖」提供了素材，但在角色發展曲線上顯得有些重復。

朱迪的角色成長則相對扁平，她依然是那個永遠沖在前面、偶爾魯莽的理想主義者。

因此，雖然兩人的互動充滿了化學反應，極具觀賞性，但從劇作法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關系更多是在展示而非發展。這種原地踏步的甜蜜是續集電影常見的通病，也是第二部在人物塑造上最明顯的短板。

政治大環境的影響也鮮明地烙印在了這部續作上。

眾所周知，如果說2016年是「覺醒運動」的上升期，那么2025年則是「覺醒疲勞」和「反覺醒」力量反撲的膠著期。

當下的美國媒體，普遍用「大覺醒退潮」一詞來描述好萊塢的現狀。經過數年高強度的社會議題轟炸，普通觀眾對于影視作品中生硬植入政治說教的容忍度顯著下降。

作為對市場情緒最敏感的巨頭，迪士尼在2024至2025年間進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戰略調整，試圖剝離它近年來被打上的「激進自由派」標簽。

根據媒體報道，迪士尼悄然從年度商業報告中移除了所有關于「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的顯性語言，并將高管薪酬考核中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指標替換為更模糊的「人才戰略」。

這并不意味著迪士尼徹底放棄了多元化，而是標志著它不再將多元化作為一種公開的政治宣言來對外兜售。

迪士尼CEO鮑勃·艾格多次強調，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娛樂而非推進議程。

這種「去政治化」的公關策略，也是對佛羅里達州政治爭端以及保守派消費者抵制運動的直接回應。

在內容創作端，這轉化為一種更為謹慎的審查機制。比如皮克斯被要求在《頭腦特工隊2》等作品中淡化某些角色的特定身份暗示，就是一個證據。

到2025年，批評「覺醒文化」成了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在YouTube、Reddit和X等平臺上，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內容生態系統，專門通過逐格分析預告片來尋找「政治正確」的蛛絲馬跡，并據此預言電影的票房失敗。這一群體創造了「覺醒即破產」的流行語，并套用到每一部包含多元角色的電影上。

對于《瘋狂動物城2》，早在預告片發布之初，就有網民根據流出的爬行動物設定，預判它是又一部「說教電影」并號召抵制。這種先入為主的敵意，構成了2025年電影宣傳發行必須跨越的第一道障礙。

《瘋狂動物城2》是否為了適應2025年的市場而變得「溫和」了？

從表面形式上看，電影確實做出了適應市場的調整，規避了直接觸發「文化戰爭」。

2016年的羊副市長，幾乎就是特朗普式煽動性政客的翻版，讓電影充滿了現實政治的火藥味。而2025年的反派是百年前的家族和現任的傻瓜市長，這種設定更像是一個傳統的迪士尼反派，減少了對當下特定政治人物的直接影射，不僅降低了右翼觀眾的代入感憤怒，甚至也可以說，擊中了所有政治光譜的共同厭惡點——因為左派反資本壟斷，右派反深層政府精英，猞猁家族都可以代入其中。

電影加大了動作、喜劇和懸疑元素的比重。主創團隊在訪談中更多強調「搭檔喜劇」的化學反應和幽默感。這種以娛樂為優先的營銷話術，成功地掩蓋了內核的嚴肅性，符合迪士尼「去政治化」的企業公關策略。

影片大量的篇幅被用于描寫朱迪和尼克的關系治療，探討信任、溝通和個人成長。將宏大敘事折疊進私人關系中，是好萊塢處理敏感議題的慣用手段，這使得電影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關于友誼的故事，而非政治宣言。

《瘋狂動物城2》的確不夠銳利，但它盡力了。

它的「溫和」，與其說是創作力的衰退，不如說是一次身段極端靈活的避險操作。

影片依然關注偏見，但它小心翼翼地切斷了通往現實痛苦的所有直接聯系，只保留了「包容」這個最基礎的價值觀。

在今天這個極化時代，它很難做得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