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張培梅要求閻錫山處決王靖國，閻卻說道：殺他以后靠誰？

1934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考評榜前擠滿了各地將領，而榜首“王靖國”三個字格外扎眼，蔣介石握著這份榜單，親自將兩萬元獎金遞到這位晉軍將領面前，話里話外都是拉攏之意。可王靖國只是拱手作揖，婉言謝絕了這份來自南京的青睞，他轉身便帶著行囊返回山西。而王靖國面對老蔣的這份忠誠也讓閻錫山對這位老鄉更加信任。

王靖國的發跡，就是晉軍體系中典型的五臺人成長途徑。

1893年，王靖國出生在山西五臺縣的一個普通家庭，這個家庭沒有什么特別引人注意的，但里外里最關鍵的還是他和閻錫山都是五臺人。

1918年王靖國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步科畢業時，也懷揣著“治軍救國”的念頭投身晉軍，他從最基層的連長做起，和部隊士兵一起摸爬滾打。

王靖國的發跡說起來有一些戲劇化，據說有一天突降大雨，晉軍各部慌亂回撤，唯有王靖國帶領的連隊，哪怕泥水沒過腳踝，依舊保持著整齊的隊列，一步一步沉穩地走回營房。

說來也巧，這一幕恰好被閻錫山看到了，這位“山西王”向來重視軍紀與細節，從此對這個同鄉后輩多了幾分留意。

在民國軍界，派系壁壘相當嚴重，同鄉、同學、同門這些“人情紐帶”，往往比真才實學更能打通晉升之路。而王靖國恰好占盡了這些優勢，他與李服膺、傅作義、趙承綬等人義結金蘭，成了閻錫山麾下赫赫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而這個身份也成為了羈絆了他幾十年的歲月。

在閻錫山的勢力延伸到綏遠時，王靖國終于迎來了人生的“上升期”。

1930年中原大戰落幕，晉綏軍進行整編，王靖國被任命為第70師師長，駐守在綏遠的包頭。不久后，閻錫山又提出綏西屯墾計劃，他自己掛名綏西屯墾督辦，卻把實際事務都交給了王靖國去辦，讓王靖國用70師師長的身份兼任會辦。這忙一來，王靖國成了綏西真正的“當家人”，他也成為了聲勢煊赫一時的綏西王。

王靖國在包頭設立了督辦公署，他把麾下的70師拆成28個屯墾隊，分散在包頭河西、臨河、五原一帶，一邊駐軍設防，一邊開荒種地。

只用了短短幾年時間，王靖國屯墾事業就讓他徹底掌控了綏西的軍事與經濟命脈。為了鞏固勢力，王靖國又干脆成立“綏西墾業銀號”，發行了五種面值的券幣，強行要求當地百姓使用。

然而王靖國的券幣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撐，就是赤裸裸的搜刮民間財富，可王靖國不管這些，畢竟他手中部隊需要軍費，他的勢力也需要錢來維持。

綏西地區的商界自然不愿吃這個虧，他們聯合起來一起抵制這種“霸王紙幣”。王靖國見狀，立刻露出了軍閥的強硬本色，他一邊派人拉攏商會會長，許以好處；一邊調動軍隊，槍桿子直接架到了商戶門口。

這樣一番軟硬兼施之下，沒人再敢反抗，王靖國的金融體系就這樣離譜的在綏西站穩了腳。到1934年，王靖國升任第十九軍軍長，“綏西王”的名號也就這么被叫響了。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位綏西王在抗戰中的表現實在是一言難盡。

1937年9月，忻口會戰就在眼前，王靖國奉命駐守崞縣，任務是堅守十日，為忻口布防爭取時間。

這次戰役中日部隊實力差距懸殊，城破之時，王的部隊傷亡慘重，王靖國只能帶著殘部撤出崞縣。這次失利，多少還能歸咎于“敵我力量懸殊”，可1938年2月的隰縣之戰，卻徹底暴露了王靖國和他手中部隊的短板。

當時，王靖國奉命駐守石口鎮，攔截西進的日軍。戰前部署時，他憑著自己的經驗判斷，日軍的主攻方向肯定是大麥郊，于是把主力都調到了那里，對川口鎮只留了少量兵力防守。

可日軍偏偏不走尋常路，其主力沿著公路迂回，直撲川口鎮。等王靖國反應過來時，川口陣地已經被突破，旅長趙錫章在突圍中陣亡。

更讓人不齒的是，戰斗最激烈的時候，身為軍長的王靖國竟然臨陣脫逃，導致各部失去統一指揮，陷入混亂，最終全線潰敗。

這場敗仗，徹底激怒了第二戰區執法總監張培梅。張培梅是晉軍里出了名的“鐵面判官”，他一生信奉“軍紀如山”。得知王靖國的所作所為后，他拍著桌子表示道：“只有砍了這個軍長的腦袋，才能扭轉晉南的危局！”

張培梅一次次向閻錫山請命，要求嚴懲王靖國，可閻錫山卻始終不為所動，王靖國是他的心腹大將更何況之前已經殺了一個李服膺，在殺掉王靖國的話，自己手中的絕對心腹又要少一個，這種結果他是接受不了的。

張培梅看著閻錫山的態度頗為憤怒，他自己身為執法總監，卻連最基本的軍紀都無法維護，所謂的“法治”，在“人治”和派系利益面前，竟如此不堪一擊。于是在1938年2月25日，心灰意冷的張培梅服毒自殺，他沒留下什么激昂的遺言，可他的死，卻成了對晉軍內部“任人唯親、軍紀廢弛”最沉痛的抗議。

對于王靖國，其說他是一個軍閥將領，不如說他是閻錫山的一個家將。無論外面是什么樣的誘惑，他始終把“效忠閻錫山”當成唯一的選擇。這種選擇，讓他在晉軍里站穩了腳跟，卻也稱為他悲劇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