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女會計因貪污4.5萬被判槍決，臨刑前悔不當初：我好后悔

“1977年3月5日早六點，你還有什么要交代？”看守所走廊里，一名民警低聲逼問。湯蘭英蜷著身，嗓子沙?。骸拔摇揖拖胱屓兆芋w面點?！倍潭桃痪湓?，既像辯解，又像告別。

天色灰蒙，押解車停在院子里。厚鐵門砰地關上，沉悶的聲響驚起屋檐上的寒鴉。當地干部、縣法院干警、醫務人員一字排開，程序井然，卻沒人多看她一眼。畢竟，一個十年里掏走兩代人血汗錢的會計，在南通如東縣早成眾矢之的。

此刻距離案發只有四個月。1976年冬，供銷社干部范某怒氣沖沖闖進縣支行，扔下一疊手寫材料：“你們要查就快查，別讓我一個人噎著。”紙上密密麻麻記著湯蘭英近十年擅自動用庫存、偽造憑證的時間、金額、去向，甚至連她哪天請誰吃飯都寫得一清二楚。支行行長有些不信：一個普通女會計真能搞到四萬多？可再算一遍賬，虧空比傳言更大。

追查組緊急進駐馬塘信用社。倉庫中一格格錢箱空蕩蕩，封條卻完好，用老會計的話說：“像切了個無痕口子，錢自己蒸發了。”湯蘭英被帶走時，臉上居然帶著笑，可沒人敢說她是沒心沒肺，更多像是習慣性偽裝。對她而言，被抓不稀奇，前兩次偷公款也是這樣開頭，最后僅被除名，連治安處罰都免了。

如果把時間撥回1945年8月，中國戰場剛熄火，湯家卻正吃流水席。她父親跑船多年，手上攢了幾條木帆船的股份，小鎮上算頭一號富戶。女兒唱小調、穿呢子裙，是招搖，也是底氣。湯蘭英從小就知道：別人喊她“二候”，背后夾著羨慕。要身段有身段，要見識有見識，唯獨沒有受窮的經歷。

16歲那年，她被分到建筑站做會計，第一天就抱著兩麻袋現金去銀行對賬。說真的，換誰心里都打鼓。她嘴上應著“師傅我先學”，眼神卻黏在那幾沓票子上。開始只是零星“拆東墻補西墻”，月底補回去沒人察覺，她膽子呼呼往大里長。

1965年轉到信用社后，她找到真正的“金倉庫”——基層儲蓄。那個年代，買糧票、買布票，全靠現金先存后取，社里日進斗金，可盤點機制落后，要對上賬得調派幾級機關聯合大查才行。她心里門兒清：只要關系搞得硬，賬面永遠說得通。于是她先從一只小豬開始試探：報銷憑證寫“支農補貼”，實物卻被端回自己灶頭。沒人追。隨后是家具、縫紉機、兩輛自行車，直至1970年前后大規?！鞍釒臁薄?/p>

外人只看見她穿白襯衫、高跟鞋、戴上海牌手表，沒有人細問錢從哪兒來。原因簡單，她舍得花。鄉里干部下鄉查耕種，她備酒兩桌；公社土建批水泥，她奉上雙份禮盒；就連鄰家大嫂借兩斤白面，她也大大方方不收錢?！皽驂蛞馑肌背闪藫跫?，村里真有人懷疑，也礙著情面不開口。

1973年前后，銀行和財政合并，信用社人手縮減。按慣例要裁她，可她提前去南通給主管會計送了雙上海雨靴，那位領導隨手批了條子：“湯蘭英留用”。這事后來在案卷里被寫成“行賄證據”，當時卻沒人覺得不妥。

說到東窗事發，還得感謝感情糾葛。范某是供銷社副主任，平日油頭粉面，最怕丟面子。兩人好上后，湯蘭英不僅管飯還“管”現金。時間久了，范某感覺付出和回報不對等，提分手又拉不下這張臉。一次酒后，他冷笑一句：“你手里那點貓膩，信不信我一句話就掀開？”湯蘭英瞪他一眼：“隨你?！本瓦@一句傲氣，把自己送進法庭。

專案組用了三周時間，查明她先后偽造各類傳票1154張，挪用、貪污合計4.5萬余元。當時如東縣社隊企業工人月工資30元左右，這筆錢等于一千五百多名工人一年的工資。更扎眼的是柜子里找回的剩余現金只余八百多元，其余早被揮霍干凈。

1977年2月，縣法院第一次審理。旁聽席里不少認識她的人，有的甚至收過她幫忙置辦的家具票。法官問她：“認罪嗎？”她垂著頭：“我有罪?！蓖ｎD幾秒，她又抬頭，“可以前也是這么弄，單位最多開除，我以為……”庭上有人小聲嘀咕：“真當法不責眾？”氣氛瞬間凝固。

判決書寫得干脆：貪污數額特別巨大，情節嚴重，社會影響惡劣，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湯蘭英當場上訴，理由只有一句：“我已全部坦白，希望再給一次機會?！倍従S持原判。文件送到縣里時正值除夕，敲章的書記員手都凍麻了。

臨刑前半小時，她被允許寫最后一封信。她抓筆良久，只寫下一行娟秀小字：“愿后人以我為戒，別被錢迷了心。”紙未干透就被收走。押赴刑場時，她看到操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突然喊了一句：“我好后悔！”聲音破碎，隨風飄散。

槍聲結束了一段荒誕人生，卻也留下值得琢磨的教訓。當年基層金融監管薄弱、權力與人情交織、貪腐難以及時曝光，這些漏洞讓一個普通會計在十年間掏空國有資產。如果說湯蘭英是悲劇，更大的悲劇是制度空擋。1978年以后，鄉鎮金融系統全面推行復核、輪崗、財務三人互簽，正是吃過類似苦頭才下決心整改。

回頭看，湯蘭英沒讀過太高的書，卻熟識人性的軟肋：靠金錢籠絡，靠曖昧關系筑網，最后將自己也纏死其中。她以為世事都可談價碼，卻忘了法律給出的標價叫“底線”，一旦踩破，不論男女、不論背景，都得付出同樣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