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評說長征一語石破天驚：換了誰領導長征都走不出1000里

“1991年11月的紐約清晨，張學良推開窗戶，對在客廳擺弄錄音機的外孫笑道：‘你聽好了，萬里長征若不是毛澤東指揮，走不到一千里。’”一句話，讓在場的親友全都愣住。少帥這番評價到底從何而來？要弄清緣由，得把時針撥回六十多年前。

1934年秋，中央紅軍被迫離開江西蘇區。蔣介石自信“甕中捉鱉”，張學良卻在西安心里犯嘀咕——情報顯示，這支看似潰退的隊伍并沒亂套。六個月后，四渡赤水的消息傳到東北軍總部，他忍不住拍桌子：“這可不是普通的撤退。”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識到，對面的指揮官絕非浪得虛名。

張學良與紅軍真正短兵相接，是在榆林橋。東北軍武器精良，人數占優，可一個照面就被撕開缺口。參謀長急得直跺腳，他卻沉默良久，只拋下一句：“打法不一樣，他們是整個人心往一處使。”此后不久，直羅鎮又失利，一連兩記悶棍，逼得他不得不重新審視這支隊伍。

有意思的是，東北軍里不少軍官暗地里把紅軍稱作“帶著信念打仗的人”。張學良后來回憶：“紅軍掉包、佯攻、夜行軍，蔣先生的調動全被牽著鼻子走。”他最佩服的并非戰術，而是“把雜牌軍練成銅墻鐵壁”的凝聚力——這正是毛澤東的本事。

時間再往前推。1928年，他接掌東三省，年輕氣盛，想與南京政府談“先抗日后統一”。奈何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二人理念早埋下芥蒂。九一八事變爆發，他奉命“不抵抗”。外界罵聲鋪天蓋地，他卻無從辯解，只能將怨氣埋在心底。多年后，他告訴友人：“那天夜里，我站在沈陽小校場，看日本坦克開進來，心像被刀割。如果我有紅軍那股子狠勁，結果會不會不同？”話音不高，卻透著刺骨懊悔。

長征期間，國民黨重兵圍堵，飛機大炮傾巢而出。照理說，紅軍糧彈匱乏，山高水險，必難支撐。張學良卻敏銳地察覺，蔣介石的戰報總是“即將全殲”，可半年過去對手反而越走越遠。后來他跟幕僚開玩笑：“蔣先生的地圖上，紅軍早該不存在了，可現實里人家還在翻雪山。”眾人失笑，又不敢接茬。

1936年冬，華清池槍聲響起。蔣介石在窄石階跌倒的一瞬間終于明白，張學良不想再打內戰。對峙時，兩人發生一段著名對話——蔣介石怒吼：“你知道后果嗎？”張學良回敬：“我只知道日本明天就可能打到潼關！”兵諫迫使“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的主張付諸實踐，長征留下的紅軍核心得以保存，并最終壯大。不得不說，這也是張學良“無心插柳”的一次助力。

十幾年的幽禁歲月里，他反復琢磨那個萬里征途。口述歷史里，他總結三條：第一，毛澤東懂得戰略轉進，而非被動逃跑；第二，紅軍不是疲憊之師，而是目標清晰的政治集團；第三，最關鍵的是“信得過的紀律”。“別看都是土布軍裝，可一個命令下去，比咱們軍官更雷厲。”說到這兒，老少帥抬手比了個“立正”，神情帶著難得的敬畏。

1990年，臺北當局解除對他的管制。同年底，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采訪。記者按慣例先問西安事變，他搖頭：“那些舊事翻來覆去沒意思，長征才真正改變了中國。”接著他拋出那句石破天驚的話——“換了誰領導長征都走不出1000里”。現成的例子便擺在眼前：國民黨五次‘圍剿’，調動百余萬精銳，卻未能在川滇交界封死紅軍；而同樣是深山峽谷，蔣軍幾度補給斷裂，紅軍卻奇跡般生存下來。張學良解釋：“打仗贏一兩回可以靠運氣，走兩萬五千里全靠制度與信仰。”

試想一下，若長征途中主帥猶豫反復、下級陽奉陰違，隊伍能否渡過烏江？能否橫穿草地？他在訪談里給出明確答案——“不可能。”這番評價并非恭維，而是身經百戰后的冷靜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媒體當時對他的言論頗為忌憚，只在角落放了短短兩行，標題模糊其辭。倒是美東華人圈子議論熱烈，許多人第一次從國民黨高級將領口中，聽到對毛澤東如此直接的贊語。有人問他：“你后悔支持蔣先生嗎？”他苦笑：“歷史不會重來，但我知道誰抓住了民心。”

晚年張學良體弱多病，卻每天讀報，看書，特別關注內地經濟建設。有人送去長征題材畫冊，他翻到雪山草地那一頁，輕輕嘆氣：“二十多歲的我若在其中，也許會選擇跟他們走。”一句話，既感慨也釋然。

綜上并非為他涂脂抹粉。九一八“不抵抗”，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安事變的善后，他未能避免個人長期被囚的命運。這些功過，他自己在回憶錄里寫得清楚：“我做對過一些事，也做錯過不少事，但我對長征的看法不會變。”對于這位在風云叱咤與漫長幽禁之間跌宕一生的少帥而言，那支走出雪山草地的紅色隊伍，是他畢生最服氣的對手——也是后來改變中國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