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謂"中國通"如何"分裂"中國？坐井觀天式的幻想，有多奇葩？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勢力的分裂中國活動越來越肆無忌憚。

不僅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客公開叫囂“日本應努力促進”“中國分裂”過程，而且在日本學界居然有一批右翼知識精英一直在潛心研究如何分裂肢解中國。

諸如中島嶺雄的中國“三塊論”（后修改為“十二塊論”）、司馬遼太郎的中國“六塊論”、江口克彥的中國“七塊論”、宮崎正弘的中國“十六塊論”、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論”、佐伯喜一的“中國聯邦制”、岡崎久彥的“臺灣分離論”等，就都是直接或間接分裂中國的具體構想或方案。

實際上，在日本學界已經形成一門心照不宣的“學問”——“分裂中國學”。

1、中島嶺雄

中島嶺雄系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系畢業，長期供職于該校并升任教授和校長，現為日本國際教養大學教授、校長。中島嶺雄與其說專攻中國問題，莫如說一直在潛心研究“分裂中國理論”，在研究中國分裂成若干小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研究如何使中國變小。

中島嶺雄先后出版和發表了《中華聯邦共和國試論》(1992年)、《中國解體》(1993年)、《三個中國》(1993年)等多篇（部）肢解中國的論著，確立了他在日本右翼學界“分裂中國學”的創始人地位。

中島宣稱，統一的中國和太大的中國對日本都不利。那么，中國多大才合適呢？他認為分裂后的中國各部分的大小以法國面積作參照比較合適。

他最初拋出中國“三塊論”，即主張中國應分裂成大陸、臺灣、香港三個“國家”；后又依據上述所謂“國家版圖理論”拋出中國“十二塊論”，即主張把中國分裂成“滿洲”、內蒙古、新疆、西藏、臺灣、香港、澳門、華北、華東、華南、華西、華中12個互不隸屬、各自為政的“共和國”，類似20世紀90年代初的“獨聯體”，這樣就不會對日本構成“威脅”了。

為此，中島教授要求日本政府改變以往的對華政策，宣稱：

“日本應采取現實主義立場，現實性地承認臺灣作為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鑒于雖然沒有邦交但存在各種各樣的交流，所以如何把臺灣納入日本外交中來，是日中邦交二十年、日臺斷交二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所面臨的急迫外交課題。”

中島教授不僅著書立說致力于“分裂中國研究”，經常與世界各地的反華分子交流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經常走出書齋直接向李登輝、陳水扁等獻計獻策，直接參與“臺獨”具體活動。

李登輝與日本的政治關系并非一開始就密切，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當時既沒錢也沒有實權。副總統時代，有關日本、中國、美國的事情還是一張白紙，我既無實權也無人脈。自民黨系統的人來臺灣后，也都訪問蔣經國，來見我的人很少。”

李登輝登上大位后，為了密切與日本的關系以及加強與日本知識界的聯系，在中島嶺雄的建議和協助下共同設立了“亞洲公開論壇”，每年在臺北或東京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專題討論會，打著學術研究旗號，干分裂中國勾當。

該論壇對加強李登輝當局與日本政、官、財、學各界的聯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尤需指出的是，中島嶺雄還直接參與了日本政府實施的“李登輝工作”。早在李登輝還是副領導人時，即在日本學者大都把笑臉朝向中國大陸時，中島嶺雄卻在攻擊和丑化中國政府和人民，遂引起李登輝的關注和重視。

1988年1月李登輝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初，頗有與中國大陸接近的姿態。當日本政府了解了李登輝的生長背景后，決定實施“李登輝工作”以影響其思想走勢和政策制定。中島嶺雄就是在此當口銜命赴臺，陪李登輝度過三天三夜。兩人一起觀看西方媒體報道。李登輝本來就接受過日本教育，成長于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最盛時期，也接受過當年日本殖民當局宣傳的中國“落后”、“骯臟”、“腐敗”、“不文明”以及中國民族是“劣等民族”、大和民族是“優秀民族”之類的洗禮，加上日本人操作細膩，幾乎不留痕跡，一切猶如“自然發生”，結果日本的“李登輝工作”終于發酵，完全按日本人的意志打造出一個“親日反華”的李登輝。

換言之，中島教授在“李登輝工作”中的突出業績，主要體現在將“分裂中國”意識深深地灌輸給了李登輝；而中島嶺雄正是憑著這一“才能”，很快獲得李登輝欣賞而被聘為“政治顧問”，并通過獻計獻策直接影響李的思想和決策。正是在中島教授等日本右翼知識分子的啟發和誘導下，1990年“臺獨”學者王世榕、1999年“臺獨”頭目李登輝先后拋出了內容大同小異的“和平七雄論”、“中國七塊論”。

王世榕，筆名王文山。他在所著《和平七雄論》一書中，建議將中國大陸分裂成東北、內蒙古、新疆、西藏、蜀黔滇貴、“再加上華中以長江為界分割的南北兩國”共七個國家。其“和平七雄”概念源于中國古代的“戰國七雄鼎立說”。值得注意的是，其“和平七雄”不包括臺灣，意在表示臺灣早已“獨立”于中國之外。李登輝非常欣賞這本書，“讀過第一遍之后贊不絕口”，不僅向臺灣當局高官贈送該書，要求他們詳讀、精讀，而且極力向日本資深媒體人深田佑介、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施樂等“國際友人”推薦。其中在向日本右翼分子深田佑介力薦時，還特別表示這本書令他“十分感動”。

1999年5月，李登輝拋出《臺灣的主張》一書。該書不僅由日本PHP研究所負責人江口克彥代為捉刀，而且書中兜售的中國“七塊論”以及兩個月后又拋出的“兩國論”，均源于日本右翼學者的“分裂中國”構想或方案。

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一書中宣稱：“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仍然極具威脅性。…倘此情形繼續存在，亞洲將永遠不會有安定之日。”
因此他建議稱：“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說白了，就是希望中國分裂成上述七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東京《時報》曾明確指出，李登輝的“七塊論”源于日本。

這本販賣“中國分裂論”的書在臺灣很少有人問津，可在日本卻進入暢銷書排行榜，甚至被日本右翼媒體吹捧為對“和平的一種新提案”。同年7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臺專訪時又拋出“兩國論”；8月，在與日本杏林大學教授平松茂雄對談時又拋出日臺印“夾擊大陸論”，一再挑戰“一個中國”底線。很明顯，李登輝的“七塊論”、“兩國論”、“夾擊大陸論”等每個謬論的出籠，都是日本右翼學者啟發、點化和誘導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李登輝與中島嶺雄、江口克彥、平松茂雄等日本右翼知識精英的共同“杰作”。

2、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是日本右翼作家，也是日本“分裂中國研究”隊伍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司馬遼太郎原名福田定一，戰時作為侵華日軍曾涉足中國遼寧等地。因崇拜司馬遷而改姓司馬，以表達“遠不及司馬遷之太郎”之意；而中間加一“遼”字，則暗含懷戀“滿洲故地”和希望重新“經略遼東半島”之寓意。

司馬遼太郎本是一位作家，但為了研究如何分裂中國而專研歷史，企圖從歷史角度論證臺灣“不是中國的”。然而非常遺憾，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這樣的歷史根據。

1994年3月底，大陸發生“千島湖事件”，一度引發兩岸關系緊張，日本決定趁機加大“李登輝工作”力度。這次銜命赴臺的便是司馬遼太郎。結果，通過一番對談一舉“策反成功”，自此李登輝的政治思想理念完全向日本傾斜。4月30日，日本《周刊朝日》首先刊載了兩人的對談錄——《場所的苦悶——生為臺灣人的悲哀》；4月30日至5月2日，臺灣《自立晚報》予以翻譯連載。

司馬遼太郎在與李登輝對談中，是按如下步驟闡明支持“臺獨”險惡用心的：

(1)他無視明朝鄭氏和清王朝統治臺灣200多年的歷史，說什么“臺灣除了原住民之外，17世紀以來，一直是海上難民的無主之地”；“1895年起的50年間，臺灣曾是日本的領土。”他意在表明，按照國際法“先占”原則，“無主之地”的臺灣最早為日本“領有”。

（2)他援引“臺獨”分子邱永漢的話說，“如果不是如此（指日本殖民統治臺灣50年)，臺灣島也會一直如同鄰近的海南島一樣”。他意在強調當年日本殖民統治和“開發”臺灣的所謂“貢獻”。

(3)他先用“中華”一詞“含糊不清”引誘李登輝說出“‘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然后自己再推進一步說“連‘中國人’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企圖通過否定“中國”一詞作為國家概念的國際法含義，徹底否定《開羅宣言》有關“日本必須將滿洲、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一規定的國際法意義。

(4)他指責戰后初期國民黨的統治說：“臺灣與日本分割之后，迎接了‘中華民國’的闖入。意外地本島人遭受到強烈的壓制”，結果“戰后有一段時期，人們曾因國家所帶來的毫無理由（的）迫害，而膽戰心驚。”他拋出這番話，既意在挑撥臺灣島內的省籍對立，又意在表明已經“好不容易才獲得了今日這種高水平的自由和法治”的臺灣，應脫離中國而“獨立”。

（5)他還以中國版圖過大為由，進一步說明中國“應該”分裂。

他說：“我認為北京政府治理那樣廣大的版圖確實不易。中國將西藏、內蒙古收為國土，從居民的角度來看實在是很奇怪。實際上內蒙古、西藏的居民好像很痛苦”“一個國家是有適當規模的。大約像法國吧。它剛好和四川省差不多的大小，然而四川省永遠還是四川省，而法國卻產生了文明。光一個北京政府，要控制比整個歐洲更廣闊的地域，實在太勉強。不管怎么做，都會成為粗暴的國內帝國主義”。其言下之意是，就連內蒙古和西藏都應該“獨立”出去，那么臺灣就更應當“獨立”了。他甚至胡說“臺灣轉變成新的國家了”。這與戰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一再提出的類似主張和暗中策劃“滿蒙獨立運動”如出一轍。司馬遼太郎的上述奇談怪論連同他的名字，徹底暴露出這個日本右翼作家對臺灣的領土野心。實際上，司馬遼太郎自己也毫不隱諱這一點。

3、小林善紀

小林善紀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右翼漫畫家。他1953年生于福岡，1975年在東京大學讀書期間就發表了連載漫畫《直通東大》，開始在漫畫界嶄露頭角。在美化侵略戰爭的漫畫書《戰爭論》暢銷后，小林成為日本右翼理論界的新寵、李登輝的莫逆之交、陳水扁的座上賓，也使一些“臺獨”分子從其身上看到了新“希望”。

“臺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就曾評論說，《臺灣論》是繼司馬遼太郎出版《臺灣紀行》后又一本引起日本民眾廣泛關注臺灣問題的書，喚起了日本年輕人對臺灣“存在”的重視。

日本一位“有識之士”則認為，日本的右傾化可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政府出現右傾化；90年代是日本知識分子出現右傾化；下個階段就是日本大眾右傾化。小林善紀用漫畫書進行思想毒害，就是日本右翼推動民眾尤其青年右傾化的“利器”之一。

果如其言，在剛剛過去的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確出現了日本民眾右傾化這一堪憂的后果。

2000年5月下旬，在旅日“臺獨”分子、作家金美齡的引見下，小林善紀赴臺遍訪了李登輝、陳水扁、蔡焜燦、許文龍等“皇民”知音。小林返日后，馬上將訪談內容以漫畫形式在右翼刊物《追求》上連載，后匯編成《臺灣論——新傲骨精神宣言》（一般簡稱《臺灣論》）一書。此前，小林已在漫畫書《戰爭論》中全面否認日本侵華歷史，大肆兜售“兩國論”、“臺獨論”、“大和民族優秀論”、“傲骨主義精神”。小林感到意猶未盡，于是又拋出了《戰爭論》的續篇——《臺灣論》。《臺灣論》封面上的主角，是已經成為“臺獨”勢力總頭目的李登輝和其他幾個老“皇民”分子。

小林善紀創作《臺灣論》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通過采訪臺灣一小撮媚日“皇民化臺獨”分子，通過他們的口歌頌日本當年的殖民統治，制造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良好”形象，為日本“能領導亞洲走向下一個世紀”做準備；而基于“日本情結”和“臺獨”欲求，李登輝、蔡焜燦等一小撮“皇民化臺獨”分子自告奮勇、大力配合。該書除繼續在歷史問題上兜售盧溝橋事件“中國陰謀說”等嚴重歪曲歷史的貨色外，主要圍繞當年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功績”發表謬論。

小林為了否定臺灣已經歸還中國，竟信口雌黃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同樣是個大騙局。因為‘開羅宣言’事實上不存在。”小林如此罔顧史實，著實令人吃驚。眾所周知，中美英三強領袖不僅在開羅會議期間(1943年11月22一26日)共同發表了具有國際法性質的《開羅宣言》，舉世皆知、無需查驗，而且其中“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之規定，更是字字清晰、句句確鑿、無需再辯。

小林不僅矢口否認蔣介石說過“以德報怨”的話、做過“以德報怨”的事，而且故意將“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夸大為“28000人以上，約占當時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并對蔣氏父子尤其蔣介石的臺灣統治進行長篇累牘地責難。

他宣稱：

日本戰敗后，“歷經五十年所營造的龐大資產，被平白奉送給蔣介石統領的中國國民黨，…轉眼間成為蔣介石的意外之財”；“放棄對日賠償本來即為理所當然之事。蔣介石不法侵占的龐大資產，早已超過其合理應得的賠償金額。…是故直到今天，國民黨仍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蔣介石從大陸來到臺灣之后，為臺灣人帶來無數的悲劇與噩夢，直到今天仍未解除。…美國人只不過在日本丟下兩顆原子彈，但是卻在臺灣丟下一個蔣介石。”

4、大前研一

大前研一是全球經營管理大師、日本“戰略之父”、經濟評論家、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其言論在日本乃至國際社會極具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前研一還曾是李登輝的顧問、直接為李登輝獻計獻策。

他策劃成立的“亞太運營中心”，主要是運營如何讓臺灣“遠離中國”。在新世紀伊始的2001年前后，“中國分裂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勃興論”等預測中國未來的相互對立的觀點在日本盛行一時，反映出日本人嫉妒、焦躁、危機、羨慕等種種微妙復雜的心理。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2002年3月大前研一出版了《中華聯邦》一書，在日本和海峽兩岸引起軒然大波，轟動一時。大前研一大膽地預測說：“臺灣和中國將以‘中華聯邦’的形式統一，其時間是2005年。”

表面上看，大前的這一預測與霍頓·查在2001年11月出版的《中國不久就會崩潰》一書的預測一“中國在五年以內崩潰”一正好相反，但只要看一下其“中華聯邦論”的內容，立即就會明白他到底在主張什么。

大前研一是這樣詮釋“中華聯邦”的含義的：

“我十幾年前就提倡‘中華聯邦說'，為了能和中國順利交往下去，我創造了‘中華聯邦’這一概念。其中我向臺灣政府發出忠告說，中國可以分成幾個地區國家，如‘作為地區國家的臺灣’、‘作為地區國家的香港’，北京可以當盟主。”

無獨有偶，1990年10月中國戰略學家何新在訪日與日本同行座談時，警覺地注意到日本人有分裂中國之企圖。其中，有“日本思想庫”之稱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顧問、國際問題專家佐伯喜一就明確提出：“中國太大，無論如何也管理不好。不如讓各地分散開，任其獨立發展”，最后采行“聯邦制”。不難看出，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論”與佐伯喜一的“中國聯邦制”均等同于“中國分裂論”，并無二致。

5、岡田英弘

岡田英弘系日本常磐大學教授，研究領域較為廣泛。他早年主要研究《滿文老檔》，一度獲日本學士院獎；后轉而研究如何“分離臺灣”，尤其重點論證“臺灣地位未定”。岡田教授是按以下看似嚴密的邏輯來推導出其“臺灣地位未定論”的。

首先，岡田把“清朝”與“中國”割裂開來。

他宣稱：

“臺灣由明朝殘余鄭成功建立亡命政權，歷經三代是一個獨立國家”；“清朝康熙帝征服臺灣后，在那里設置了守備隊，但不是把它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來統治”；“有清一代中國人不曾參與帝國的統治”，“中國是大清帝國的殖民地，中國絕不是清朝，清朝也就不是中華帝國”；“臺灣原本是從清朝割讓出來的，要歸還也只能歸還給滿洲人，然而滿洲人的國家已不復存在，所以事實上已做不到”；“日本既然不是從中國奪取的臺灣，當然也就無需歸還給中國”。

可見，這位岡田教授研究“分離臺灣”的視角很特別，即靠早年研究《滿文老檔》的歷史“底子”來論證“大清帝國絕不是中華帝國”、“臺灣一次也沒有成為過中國領土”、也不該“歸還給中國”，企圖從根本上推翻“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通解。然而，岡田教授的這套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以漢滿蒙回藏苗壯等民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在數千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已經融合為一個統一民族——中華民族，不僅形成了共同的文化體系和經濟體系，而且事實上形成了共同的政治體系（即政權體系），只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某個“民族”成員來主要行使這一統治而已。清朝當然主要是由中華民族的一員滿族建立和統治的封建王朝，但絕不是僅由滿洲八旗人來統治。

只要是清朝治下的子民，只要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任何讀書人都可以通過“科舉取士”途徑直接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怎么能說“有清一代中國人不曾參與帝國的統治”呢？即便岡田教授所謂“中國人”僅指漢民族，這一結論也是不成立的。

其次，岡田從歷史回到現實。他宣稱：

1945年10月25日臺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向新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投降，“只是接受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的命令由中國接收臺灣的行政權而已，并非日本將臺灣‘歸還’給中國”“舊金山條約…只是放棄臺灣，哪里也沒有歸還”。

岡田支持“臺獨”的這些謬論當然是狡辯或詭辯，況且這種視而不見或故意回避《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相關國際文件的做法，也不應是專家教授所為。

6、柳本通彥

柳本通彥系長期旅居臺灣的日語教師，后圍繞臺灣和沖繩問題不斷撰寫調查報告發回國內或“著書立說”，但研究重點集中在如何將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為了讓日本人更直觀更“切近”地了解“臺灣獨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從而支持“臺獨”，

柳本在2000年出版的《臺灣革命——緊迫！臺灣海峽的21世紀》一書中，居然進行了一次大膽的“置換”，即將中國和臺灣地區相應置換成日本和國后島，真可謂煞費苦心。

柳本通彥假設，把中國置換成“日本”；把“中華民國”置換成“日本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置換成“日本人民共和國”；把臺灣置換成“國后島”；把香港置換成“沖繩”；把侵略中國的日本置換成“×國”；把國民黨置換成“民國黨”；把故宮置換成“正倉院”；把北大和南大置換成“東大”和“京大”等。在把地名、黨名、“國名”和“政府”名稱等全部置換成日本人熟悉的名字后，柳本最后誘導即“啟發”式地向日本人民問道：“以上我試著把臺灣所處的狀況置換成日本。各位，你感到東京政府的主張有道理嗎？或者你對國后人的自立意識有共識嗎？”

柳本通彥如此“置換”和誘導性提問，真可謂處心積慮、手段歹毒。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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