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為何拒絕美烏提出的19條和平協議？

2025年11月27日，據俄塔斯社報道，普京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就美烏和談問題發表講話。

普京表示，只要烏克蘭軍隊從目前仍控制的頓巴斯地區撤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將“迅速終止”；若烏方拒絕撤軍，俄方則將通過軍事手段繼續推進既定目標。他同時強調，克里米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作為俄羅斯領土的地位，已在俄法律體系中獲得確認”，因此在未來任何談判中，都不可能成為討論議題。

這番表態，等于明確拒絕了美烏提出的19條和平建議，同時清晰展現了俄方結束戰爭的想法。

一、普京的“談判條件”：更像戰敗條約，而非和解方案

普京提出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談判條件”，而更接近一份預設好的“戰敗條約草案”：

1. 要求烏軍撤出當前仍控制的頓巴斯地區這意味著：烏克蘭需要承認俄羅斯在烏東地區的既成占領成果，將戰場上的現實合法化。
2. 將克里米亞、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徹底排除在談判之外這相當于提前把戰后領土歸屬“寫死”：這些地區被定義為“既定的俄羅斯領土”，不再屬于任何可協商范疇。
3. 以“俄國法律已確認”作為終局理由普京強調，俄羅斯國內法律已經確認上述地區為俄領土，從而用“既成法律事實”否定任何重新談判領土問題的可能性。邏輯是：“我已經立法，這件事就已結束，你沒有資格再談?！?/li>

在這種框架下，它并非是“通過談判解決戰爭”，而是：“戰爭打到我滿意的程度，再把你的承認寫成和平協議?！逼站┚芙^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談判”，但愿意簽署一份由烏克蘭出具的“事實承認書”。

二、普京為何如此強硬？

普京的強硬，并非一時情緒，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安全與權力計算，至少包含三層關鍵考量。

1. 俄羅斯的“帝國安全觀”：沒有緩沖區就沒有安全

在俄羅斯長期形成的戰略文化中，“安全”從來不是以國境線為邊界，而是以“緩沖區”與“戰略縱深”為核心。

自18世紀以來，俄羅斯屢次依靠縱深空間抵御強敵：

• 1812年，沙俄依托廣袤國土“以空間換時間”，拖垮拿破侖；
• 二戰中，蘇聯同樣利用縱深最終反攻柏林；
• 冷戰時期，華沙條約組織國家構成了蘇聯抵御北約的“安全防波堤”。

蘇聯解體后，北約自1999年以來歷經五輪東擴，將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等國家納入自身體系，北約前沿陣地持續向東逼近。對當今的克里姆林宮而言，俄羅斯從莫斯科一線已在很大程度上“直面北約”。

在這種安全觀下，烏克蘭問題對莫斯科而言，遠非一個“普通鄰國選擇站隊”的外交議題，而是關乎“俄羅斯傳統安全邊界最后一道防線”的生死問題：

• 若烏克蘭徹底倒向西方，俄西南戰略方向將完全敞開；
• 黑海、亞速海以及俄羅斯南部重要工業區，都將暴露在北約的偵察與打擊體系之下。

因此，在俄羅斯的視角中：烏克蘭保持某種形式的中立，不是政策偏好，而是國家安全底線。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持續制裁與戰場僵持的雙重壓力下，普京依然拒絕在關鍵領土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在他的認知中，一旦讓步，就意味著對“俄羅斯戰略緩沖區”的永久性放棄。

2. 普京個人“不能輸”

這場戰爭對普京而言，不僅是國家安全問題，更是關系其個人權力與政治生命的關鍵戰役。

• 開戰之初，“特別軍事行動”被官方宣傳為“有限軍事行動”“去納粹化”“幾天搞定”；
• 隨著戰事拉長、傷亡擴大、制裁加碼，如果最終被普遍認定為“失敗”，僅憑宣傳與高壓難以完全化解國內的不滿與質疑；
• 如果在克里米亞、頓巴斯問題上退讓，就等于親手否定自己多年來鼓吹的“恢復歷史版圖”“捍衛俄羅斯世界”的敘事。

在高度個人化的權力結構中，“贏下一場對外戰爭”往往被塑造為政權合法性的新的來源。這決定了：普京在談判中絕不可能接受任何可以被內外輿論解讀為“失敗”的安排。

因此，他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相關地區已是俄羅斯的合法領土，不在談判范圍內”，實際上是在主動將自己與整個政治體系綁在一根“絕不能退”的柱子上。

3. 普京認為“時間在俄羅斯這一邊”

支撐普京強硬立場的另一邏輯，是他對國際與國內態勢的判斷：拖下去，對俄羅斯更有利。

在他看來：

• 美歐在援烏問題上裂痕漸顯：軍援規模、彈藥產能、財政能力均面臨制約；
• 中東局勢、臺海風險、紅海航運安全、全球能源波動以及西方國家內部的選舉周期，不斷分散美國的戰略注意力與資源；
• 歐洲社會對“長期高強度援烏”的承受力正在下降，各國政壇右翼與民粹力量崛起，普遍主張減少對烏軍援與財政支持。

在克里姆林宮的算盤中，只要俄羅斯能維持住基本盤：

• 人力上，可以通過持續動員俄羅斯境內及占領區人口維持兵源；
• 經濟上，依靠能源出口、中立國家合作及規避制裁等方式，勉強維持運轉；
• 社會上，通過強力鎮壓與愛國主義宣傳壓制反戰情緒；

那么，時間越久，西方的政治耐心與社會支持越容易先行崩潰。一旦西方內部出現明確的“厭戰”態勢，烏克蘭的談判籌碼將明顯縮水；屆時再談，普京便有機會在更有利的條件下收官。

也正是基于這種“時間在我方”判斷，普京才敢把談判條件開到接近“投降條款”的程度。

三、普京拒絕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談”

從國際關系與戰爭終結理論來看，一場真正的“和談”至少包含三個基本要素：

1. 雙方承認彼此為對等談判主體；
2. 雙方都準備在某些核心訴求上作出有限讓步；
3. 存在可操作、可監督的執行機制，以落實協議內容。

而在普京當前立場下，這三點幾乎被系統性掏空。

1. 談判主體被“重構”：對手從“敵人”變成“內部叛亂者”

俄方宣稱克里米亞、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已是俄羅斯領土”，那么烏軍在這些地區的一切軍事存在，便被俄羅斯話語系統定義為“外國軍隊占領俄國國土”。

在這樣的敘事中，這已不是兩個主權國家圍繞爭議領土進行的談判，而是俄羅斯在對外宣布：“你必須撤出我國領土，談判只能從這一點出發?！?/strong>

2. “讓步”只允許單向：對方承認，我方止戰

目前俄方給出的選擇本質上是單向度的：

• 烏克蘭撤出頓巴斯；
• 烏克蘭承認新的邊界格局與“入俄”現實；
• 西方在此基礎上逐步解除部分制裁；
• 俄方則“體面結束特別軍事行動”。

換言之，俄方所謂的“讓步”，主要是：“不再繼續向前打，允許你在遭受削弱的前提下繼續存在?！?/strong>

這與許多殖民戰爭末期對殖民地提出的“有條件獨立”頗為相似：一方追求的是主權、尊嚴與安全空間，對方給出的則是“有限度生存與秩序許可”。

這種模式與真正意義上的“和談”相差甚遠，更接近一種不對等協議的預備稿：與其說是?；鹫勁?，不如說是為戰敗條款搭建形式框架。

3. 執行機制：雙方都不信任紙面安全保證

從布達佩斯備忘錄到明斯克協議，烏克蘭的安全承諾在實踐中一再被證明脆弱。與此同時，俄羅斯對西方主導的任何安全安排也充滿懷疑，認為那只是為下一輪軍事擴張和政治滲透爭取時間。

在這種互不信任的結構下，如果沒有一個被雙方視為真正中立、又擁有硬實力和執行能力的第三方介入，單靠紙面協議極難獲得克里姆林宮的真正信任。

普京更偏好通過“事實控制力”而非“書面安全條款”來保障俄羅斯利益：只要軍事能力尚能支撐，他就缺乏動力用一紙可能再次被撕毀的協議，來換取暫時性的緩和。

四、普京在賭：誰先失去耐心

普京顯然將這場戰爭視為一場“耐力賽”，并清楚設定了自己的賭注。

1. 賭西方內部的政治周期

美國大選、歐洲議會選舉以及成員國國內政權輪替，都在不斷放大一條熟悉的政治鏈條：

民眾厭戰 → 財政壓力上升 → 右翼與民粹崛起 → 對外收縮和減少援助

一旦某個關鍵西方國家從“堅定援烏”轉向“主張和談”或“優先本國議題”，烏克蘭在外交與軍備上的地位就會立刻削弱，其談判籌碼隨之下降。

2. 賭烏克蘭社會承受力的極限

長期戰爭給烏克蘭造成嚴重的人口流失、基礎設施破壞與經濟衰退，這些問題將逐漸蠶食基輔“無限期抵抗”的能力與意愿。當戰爭成本在民生與國家存續之間造成尖銳矛盾時，烏克蘭內部主張在不利條件下提前結束戰事的聲音很可能增多。

普京的戰爭邏輯并不復雜：

只要俄羅斯不在戰場上遭遇壓倒性失敗，時間越久，對方的總成本越高；當西方和烏克蘭進入“政治疲勞期”，自己就有機會以更強硬條款收尾。

在這種預期下，他沒有動機在當下接受一個“雙方各退一步”的和談方案。那不僅意味著無法體現所謂“歷史使命”，也難以為已經付出的巨大代價找到對內可解釋的政治回報。

五、俄烏戰爭為何難以調停？

克里米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入俄”，是通過俄羅斯國內的正式立法程序完成的。這一步產生了一個關鍵效果：在國內政治與法律層面形成了一種“單向閥”效應。

1. 國內法上鎖死

一旦某些地區被寫入憲法或基本法成為“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來任何形式的“割讓”都可能被視為違反憲政秩序。這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風險，甚至可能在未來被定義為“叛國”行為。

2. 意識形態上的回頭難

國內宣傳已長期塑造一種敘事：這些地區“歷史上本屬俄羅斯，只是經歷曲折后終于回歸祖國”。如果再將其交出，不僅推翻了“歷史公正”的宣稱，也直接擊穿“民族復興”“文明共同體”等意識形態框架。

3. 軍隊士氣與忠誠的問題

在官方敘事中，前線官兵被告知自己是在“保衛祖國領土”，而非從事一場普通的“海外作戰”。如若未來政權宣布：“為了和平，我們把祖國的一部分交出去”，對軍隊士氣與忠誠無疑是巨大打擊。

正因為如此，普京反復強調“領土問題不在談判范圍內”，更多是對內體系的必要自我綁定：他不僅是在與外部世界談判，更是在穩固自己背后那整套權力與敘事結構。

在這樣的自我鎖定機制下，“和談”被實質性縮減為：

• 對既成領土與控制線的書面確認；
• 對戰后秩序的技術性安排（邊界管理、戰俘交換、制裁松綁節奏等）。

至于傳統意義上“徹底停止侵略、恢復受侵國家完整主權”的目標，已不在當前俄方政治話語能夠接受的范圍內。

六、真正的“和談窗口”在哪里？

如果把戰爭視為政治的延續，那么真正的“和談窗口”往往出現在以下情形：

1. 一方遭遇明確的戰略性失敗，喪失繼續發動大規模戰斗的能力；
2. 雙方都認識到，繼續戰爭的邊際收益已經低于其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
3. 出現愿意為和平進程投入實際資源、承擔成本、且被雙方相對信任的強有力第三方。

就目前來看，這三項條件遠未成熟。

• 戰場層面：俄羅斯在局部方向緩慢推進，烏軍在彈藥與人員緊張下艱難防守；雙方都存在重大損失，但距離“全面打不動”仍有距離。
• 政治層面：俄羅斯已將“不能在領土上退讓”嵌入體制邏輯；烏克蘭也難以接受“割地求和”，否則不僅是對自身合法性的重創，也會向地區傳遞“侵略可以通過戰爭獲利”的危險示范。
• 國際層面：西方在俄方眼中是直接敵對一方，不可能擔任被信任的調停者；其他大國要么立場被質疑，要么缺乏將和平協議真正落地的意愿與工具。

在這種背景下，各類“和談倡議”更多是一種外交姿態與輿論操作，而非真正可立即終結戰爭的現實路徑。

普京此次公開表態，本質上是在向內外同時發送同一個信號：

“我不會主動制造和談窗口；如果你們想要和平，前提是必須接受我劃定的戰后現實?！?/p>

七、結論。

普京拒絕的，并不是抽象意義上的“和平”，而是：

• 不接受以領土退讓與戰略退縮為代價的和平；
• 不接受承認自己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重大誤判與行動失??；
• 不接受由西方主導、由對手書寫、以俄方“妥協”為核心內容的收場方式。

對他而言，戰爭的終點只有兩種可以接受的形式：

1. 在戰場上通過足夠多的既成事實，迫使烏克蘭及其西方支持者承認俄方條件；
2. 在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不利變化之前，利用拖延、消耗與有限談判的組合，鎖定一個自認為有利于俄羅斯長期安全格局的結果。

在這一框架下，“和談”僅是戰術工具，而非戰略目標。他真正追求的，是一種可以寫入國內歷史敘事的“勝利版本”，而不是一紙難以在國內社會解釋的停戰協議。

和平并未從這場戰爭的地平線消失，只是：在普京的劇本里，這種“和平”的前綴不叫“妥協”，而叫“勝利之后的整理”。只要這一劇本仍在運轉，真正意義上的對等和談，就難以真正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