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借俄烏戰爭重新武裝，最后會趕走駐德美軍嗎？

俄羅斯發起的對烏軍事行動，對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構成了根本性挑戰。其帶來的顯著后果之一，是推動了德國與日本的安全政策轉向，使這兩個二戰戰敗國走上了重新武裝的道路。

2022年2月27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聯邦議院發表了那場被稱為"時代轉折"的演講，宣布設立1000億歐元特別國防基金，德國的國防政策由此發生了二戰以來最劇烈的轉向。

三年過去了，當德國軍費逐年攀升、海外駐軍破冰、軍工產能擴張之際，一個尖銳的問題浮出水面：

一個重新武裝的德國，最終會請走那些駐扎了近80年的美國大兵嗎？

且看下文分析：

（2019年）

一、德國在法理上具備驅逐駐德美軍的權利。

從國際法角度審視，德國驅逐美軍是擁有明確法理基礎的主權行為。

首先，駐軍協議的本質是雙邊契約，而非永久枷鎖。

駐德美軍的法律依據主要來源于兩份文件：《北大西洋公約》和美德雙邊《駐軍地位協定》。根據國際法基本原則，此類協議的修改或終止需經雙方協商同意。但這并不意味著德國被永久捆綁——任何主權國家都保留對領土上外國軍隊存在進行重新評估的權利。德國若啟動正式外交程序提出終止協議，雖需承擔違約責任和政治代價，但在法理層面完全具備操作空間。

其次，歷史條約中的"灰色地帶"為德國提供了額外籌碼。

1990年兩德統一時簽署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即"2+4協議"）第五條明確規定："任何外國武裝部隊或核武器不得部署在原東德領土。"然而，近年來美國將部分駐軍和裝備遷移至前東德地區，如圖林根州的格拉芬沃爾訓練基地。

德國左翼黨多次援引這一條款，指控美國違反統一條約，并將其作為要求撤軍的法律依據。

這把"法理之劍"雖然鋒利，但德國政府迄今從未真正拔劍出鞘。

二、俄烏戰爭爆發前，德國留住駐德美軍的三股力量。

（一）德國的政治版圖決定了撤軍議題難以進入主流決策議程。

長期主導德國政壇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及其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CSU）對跨大西洋關系的重視根深蒂固。即便在默克爾時期，柏林與華盛頓因北溪二號管道、貿易關稅等問題齟齬不斷，德國政府也從未將"全面撤軍"列入政策選項。

默克爾曾公開反對美國將駐軍遷移至東德，但其訴求的邊界止步于"遵守2+4協議"，而非"請美軍離開"。

反對派的聲量大，卻缺乏足夠的政治能量。

堅定主張撤軍的左翼黨在2017年聯邦議院選舉中僅獲得5.3%的席位，屬于邊緣化的政治力量。盡管該黨多次提出撤軍動議，但在一個需要多數票才能通過的議會里，這些提案注定只是"政治表態"而非"政策先聲"。

民意的分裂使政治家難以"押注"。

民調數據顯示，47%的德國人支持減少駐德美軍數量，25%支持全部撤離。然而，這些數字背后是高度分化的社會情緒——前東德地區對美國駐軍的反感明顯強于西部，年輕世代的態度也與戰后嬰兒潮一代存在代際差異。在缺乏壓倒性民意共識的情況下，任何執政黨貿然推動撤軍都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

（二）北約體制：超越雙邊關系的結構性鎖定

德國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為體，而是深度嵌入北約軍事架構的成員國。

這一身份構成了對其自主決策的系統性約束。

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制度質押"。

位于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不僅是美國在歐洲最大的空軍基地，更是北約歐洲盟軍司令部所在地，承擔著對非洲、中東軍事行動的指揮協調職能。美軍無人機打擊行動的數據中繼、北約東翼防務的后勤樞紐、盟國空軍的聯合訓練中心——這些功能如同蛛網般將德國與整個北約體系緊緊纏繞。

如果德國要求美軍撤離，不僅是雙邊關系的破裂，更將動搖整個北約的軍事指揮鏈條。

這意味著德國需要獨自承受來自幾乎所有盟國的政治壓力，同時還要為北約架構的重新調整買單。這筆賬，沒有哪屆德國政府愿意算。

（三）經濟賬本：駐德美軍能給德國帶來重大經濟利益。

駐德美軍是一臺持續運轉的"經濟發動機"。據德國經濟研究所測算，美軍基地每年為德國創造約60億歐元的經濟效益，涵蓋基地建設維護、軍人及家屬消費、當地雇員薪酬等多個維度。在拉姆施泰因周邊小鎮，餐館、超市、房屋租賃業務幾乎都與美軍社區息息相關。一旦撤軍，這些地區將面臨嚴重的經濟萎縮。

更大的"賬單"來自防務缺口的填補。

2020年，德國軍費占GDP比例僅為1.42%，遠低于北約2%的標準。德國國防部內部評估顯示，若美軍全部撤離，德國至少需要額外增加200億歐元軍費才能填補由此產生的防務真空。

這意味著要么大幅增稅，要么削減社會福利——在俄烏戰前對于任何一屆政府來說，這都是政治自殺式的選擇。

三、俄烏戰爭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讓德國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俄烏戰爭的爆發僵持和美國戰略重心的調整，為駐德美軍的存留增加了變數。

（一）美國的"戰略收縮"：主動撤離而非被動驅逐

2020年，特朗普政府曾宣布計劃撤離9500名駐德美軍（約占當時34500名駐軍的27%），理由是德國未能履行北約防務開支承諾。

這一計劃雖因國內反對和政府換屆而擱置，但它揭示了一個重要信號：在美國優先戰略的驅動下，削減歐洲駐軍已成為華盛頓的政策選項之一。

2025年3月，美國國防部宣布將撤出大部分駐德美軍（約3.5萬人），僅保留少量文職人員和技術支援團隊。

德國媒體普遍將此解讀為美國"戰略收縮"的延續，而非德國主動爭取的結果。

這一微妙的區別至關重要：德國并沒有"趕走"美軍，而是美國基于自身利益考量選擇了"減少存在"。

（二）德國的"戰略覺醒"：從依賴走向自主

與此同時，德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防務自主化。

海外駐軍的破冰之舉。

2024年，德國宣布在立陶宛永久部署一支5000人規模的裝甲旅。這是二戰結束以來德國首次在海外進行大規模長期駐軍，標志著柏林開始主動承擔歐洲東翼防務責任，而非僅僅依賴美國的保護傘。

軍費的持續攀升。

2025年，德國軍費占GDP比例提升至1.8%，并計劃在2030年前達到北約2%的標準。1000億歐元特別國防基金正在被用于采購F-35戰斗機、更新豹2坦克、強化網絡戰能力。

一個更具自主防衛能力的德國正在成型。

軍工產業的復興。

萊茵金屬、克勞斯-瑪菲等德國軍工巨頭訂單激增，產能持續擴張。

德國政府還放寬了長期嚴格的武器出口限制，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

這些變化共同指向一個趨勢：德國正在重建被二戰后長期壓抑的軍事工業基礎。

四、未來趨勢：漸進脫鉤而非一刀兩斷

綜合以上分析，對于"德國是否會趕走駐德美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判斷：

德國在法理上具備驅逐美軍的權利，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通過政治手段實現全面撤軍的可能性極低。

這一結論并非源于德國缺乏主權意志，而是由以下結構性因素決定的：

政治上：執政聯盟與主要反對黨在跨大西洋關系定位上的根本共識難以動搖；

軍事上：北約框架下的集體防務機制使德國難以單方面退出；

經濟上：撤軍帶來的直接成本與間接損失使政策轉向代價高昂。

然而，"不會趕走"不等于"一成不變"。

更可能出現的情景是：德國采取"漸進脫鉤"策略——即在不正式終止駐軍協議的前提下，通過以下路徑逐步降低對美國軍事存在的依賴：

1. 默許甚至配合美國的主動撤軍，將其包裝為"雙邊協商的成果"
2. 加速提升自主防務能力，使德國軍隊能夠獨立承擔更多防務任務；
3. 深化歐洲防務合作，通過法德聯合旅、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等機制分散對美國的依賴；
4. 重新定義北約框架下的責任分擔，爭取更大的決策話語權。

五、結論：一場尚未完成的蛻變

德國正在經歷二戰以來最深刻的安全政策轉型。

俄烏戰爭如同一劑猛藥，打破了德國數十年來"和平紅利"的幻覺，迫使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直面一個殘酷的現實：在一個大國競爭回歸的世界里，沒有誰可以永遠躲在別人的保護傘下。

但蛻變不等于決裂。

德國的選擇不是"趕走美軍"或"繼續依賴"的二元對立，而是在兩者之間尋找一條漸進式的轉型之路。

這條路的終點是什么，取決于三個變量：美國戰略重心的調整速度、歐洲戰略自主的實現程度、以及歐洲安全威脅的演變方向。

這是一場漫長的博弈，大戲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