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TN｜徐偉鈞：高市早苗內閣為何仍能維持較高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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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CGTN（中國環球電視網）官網刊登了由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員徐偉鈞撰寫的特約評論文章，文章題為“Structural explanations for Takaichi cabinet’s support rate”（高市內閣支持率的結構性解釋）。

文章認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涉臺問題上的錯誤言論引發了中日關系緊張，但其內閣支持率仍維持高位，其背后主要有四點原因：日本國內政治文化與選民結構的變化為高市內閣提供了高支持率的社會基礎；輿論將中國反制視為“外部壓力”，從而短期內帶來“聚旗效應”；高市內閣支持率的多元構成維度稀釋了涉臺議題在民意調查中的影響權重；以及中日關系緊張向日本民意傳導時存在一定時間差。

文章指出，為防止一些更危險的情境出現，中國方面應持續加大對日施壓的力度，直到高市內閣明確撤回其錯誤發言，或者清晰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對臺灣問題作出的明確規定。

文章于11月26日發布于CGTN官網。圖源：CGTN官網截圖

徐偉鈞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員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臺灣問題發表的錯誤言論導致了中日關系的急劇惡化。中國方面對其采取了一系列堅決的反制措施，日本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批評其言論的聲音。然而，日本主流媒體近期開展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并未明顯下滑，甚至呈現小幅上升趨勢。

如下表所示，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共同社等日本主流媒體近期的民調數據均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基本維持在70%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支持率并不等同于日本民眾對高市涉臺錯誤言論的支持，也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反制措施沒有產生實際效果。

多家日本主流媒體在11月中下旬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率均維持在較高水平：讀賣新聞為72%，富士電視臺/產經新聞為75.2%，每日新聞為65%，共同社為69.9%，朝日新聞為69%。反對率則普遍在16%至23%區間。圖源：CGTN

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主要源于以下四個因素。

第一，日本國內政治文化與選民結構的變化，為高市內閣提供了社會基礎。

近年來，日本社會的意識形態傾向發生顯著轉變，呈現出明顯的右傾保守化趨勢。傳統的反戰與和平主義話語在民眾中的影響力持續弱化，而右翼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力逐漸提升，這一趨勢在極右翼政黨參政黨近幾年的崛起上得到進一步印證。

隨著政治環境變化和右翼政治力量抬頭，日本右翼勢力呈現出“軍國主義思想復古”傾向。 圖源：Getty Imagies

很多右翼傾向的日本民眾并未充分認識到中日關系惡化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其立場更多是基于右翼民族主義情緒，主張日本政府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的姿態。因此，盡管高市涉臺錯誤言論引發了中日之間的嚴重沖突，這部分選民仍未撤回對高市政權的支持。

第二，話語框定與“聚旗效應”鞏固了公眾對高市內閣的支持。

在近期的中日爭端中，日本主流媒體和部分意見領袖刻意將中國的反制措施框定為“外交壓迫”或“外部脅迫”。這種話語框定會讓公眾注意力被引導至人為塑造出來的“外部威脅”上，從而弱化了公眾對高市內閣涉臺錯誤政策的批判意識。

因此，隨著中國反制措施的推進，日本民眾中出現了短期性的“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他們對相關后果嚴重性的認知不足，其不滿情緒更多指向所謂“外部威脅”，而非高市內閣的政策失誤。最終，這種情緒也轉化成了對高市強硬立場的短期支持。

第三，內閣支持率的多元構成維度稀釋了涉臺議題的在民意調查中的影響權重。

在涉及內閣支持率的此類民調中，中日關系并不是大多數日本民眾關注的首要維度。民調數據顯示，大部分日本民眾對高市的期待是在經濟層面，尤其是所謂“早苗經濟學”的實施成效。例如在前述讀賣新聞的民調中，有74%的受訪者對高市提出的追求“負責任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給予正面評價，只有17%表示不認可。即便在外交范疇之內，中日關系也只是諸多議題中的一部分。

數據顯示，日本經濟出現六個季度以來的首次萎縮。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1.8%。圖源：路透社

盡管在中日關系上遭遇嚴重挫折，高市自上臺以來仍通過東盟峰會、APEC領導人會議、G20峰會等平臺，開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多邊外交活動，并且也與美國特朗普政府達成了積極的外交成果。這些外交成就使高市內閣的外交政策在多數日本民眾眼中呈現出整體上的正面印象。

同樣參考讀賣新聞的民調，對于高市10月與特朗普的峰會，有77%的受訪者認為高市表現良好。而對于高市內閣的對華立場，雖然有56%的受訪者予以正面評價，但這一數據相較于其總體支持率顯著較低。

第四，中日關系緊張要傳導到民意層面需要一定的時間。

中國迄今采取的反制措施，更多是在特定經濟領域對日本進行打擊，而這些措施要轉化為普通民眾的切身感受，并進而轉化為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通常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傳導過程。因此，在爭端初期或短期內，日本民意可能仍然偏向于支持或容忍高市的錯誤立場。

但若中國的反制措施持續增強并顯著影響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由此產生的經濟壓力很可能逐漸轉化為政治不滿，高市內閣的支持率也可能隨之大幅下降。

總體而言，當前日本的政治生態使得高市政權在短期內難以撤回錯誤發言，中日關系的低迷狀態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高市內閣在意識形態與政策實踐上均展現出明確的右傾化姿態，這種以動員右翼支持者為核心的政治邏輯，對其外交與安全政策形成了強大的政治約束。任何政策妥協或和解姿態，都可能被右翼輿論解讀為“軟弱”或“背離國家利益”，進而削弱內閣的民意支持基礎。

如果中國放任此次事端發酵，或者任由高市對此次事端進行冷處理，未來高市內閣為了維持其支持率，可能會在涉臺政策上采取一些更為危險的舉措。例如，高市內閣可能會推動制定日本版的《與臺灣關系法》，參照美國模式以國內立法的形式管理與臺灣當局之間的關系，并為協防臺灣和向臺灣出售武器提供法律依據。

再比如說，高市可能會將“臺灣有事”納入日本安全考量的適用情形，在官方話語體系與防衛白皮書等文件中使用更明確的表述。為了避免這些更為危險的前景，中國方面應當維持堅決的態度，持續加大對日施壓的力度，直到高市內閣明確撤回其錯誤發言，或者清晰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對臺灣問題作出的明確規定。

（原文以英文發表，中文版為作者提供）

11月27日，徐偉鈞博士再次在CGTN發表文章，解讀日本在與那國島部署彈道導彈背后的戰略目的。文章中文版將于近日在“IPP評論”發布，敬請期待。

徐偉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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