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掉入這個“致命陷阱”！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障礙，不是自由兌換

一個國家的貨幣，為什么不敢實行完全自由兌換呢？背后的原因是“政府害怕資本跑”，一開放，資本就外流。而政府為什么害怕開放后有人要跑，根本原因是“政府稟賦、制度信用、資本信心”等不足。

上面這段話，就是那些單純從經濟自由主義角度出發而得到的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低于中國GDP全球占比、低于中國外貿全球占比的邏輯鏈條。然后，又得出中國在國家制度、金融體系等方面的落后結論。

自由兌換通常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在“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人民幣早已實現了——企業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真實背景的跨境交易中，可以自由進行人民幣與美元等外匯的兌換。

其二是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我國目前依然有著政策性限制。從經濟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資本賬戶的完全自由兌換似乎應該是貨幣國際化的必要前提，因為：只有自由兌換才能讓國際投資者和貿易伙伴無障礙地持有和使用人民幣。

但南生認為：這個理念本身就的偽命題

從貨幣本身而言，經濟自由主義著力強調了市場力量的作用，但卻忽略了國家在全球化中面臨的實際約束——強權可不僅僅從經濟或貨幣本身與你競爭，他們可是在軍事、政治、科技等諸多領域下黑手呢。

我們需要承認，中國雖然在實體經濟領域已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但綜合國力仍低于美國。更重要的是：美國背后還站在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

西方及其仆從內部雖然存在著齟齬、存在著博弈與對抗，但在阻止、圍剿中國這個核心挑戰者的宏觀議題上卻經常是一致的。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國可不僅是與美國在博弈，而是與整個西方圈子。

我們還需要承認，當前的中國雖然不懼任何一個西方強權，但還不能匹敵整個西方，我國整體仍處在守勢。守勢的意思很明確，即：我國需要更多地采取防止自己受損，幫助自己成長與壯大的策略。

這一“守勢”思維在金融與貨幣戰略上，直接轉化為構建“金融長城”的絕對必要性。我們追求的，不是在舊有的、由西方完全掌控規則的金融體系內貿然沖鋒，而是要先確保自身金融體系的安全性與韌性，做到“打不垮、壓不塌”。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美國、歐洲及其仆從等圍剿中國的意圖，恰恰構成了人民幣實現完全自由兌換后所面臨的終極資本風險。

我們需要知道與警惕：一個即便已能實行自由兌換的貨幣，如果發行國隨時可能被踢出國際結算體系（如SWIFT）；海外資產隨時可能被任意凍結，甚至被沒收；競爭不過時，隨時可以所謂的“國家安全，防止技術外流”等借口來制裁你，甚至是直接明搶。

前不久，安世半導體事件就是明證，荷蘭人直接發揮海盜本性了。在這種亂象背景下，我國若貿然實施人民幣的完全可自由兌換，那任何理性的國際資本在將人民幣作為核心儲備資產時，都不得不掂量這背后的“政治折價”。

沒有純粹的經濟，純粹的貨幣理論都不實用

當前，西方對華的圍剿戰略已清晰浮現：在科技上構建“小院高墻”，試圖將中國鎖定在產業鏈中低端——新能源汽車嚴重沖擊西方主導的燃油車，他們就放棄了自由貿易，構建關稅壁壘。

5G通信，中國華為在技術與專利領域領先西方企業，他們就以莫須有的“防止被中國監聽，防止市場被中國主導”等為借口，構建市場壁壘——不準中國企業進入，之前購買的中國相關設備要在限定時間內更換。

tiktok，在國際市場打破西方媒體話語權，他們便撕下“自由市場”的偽裝，以赤裸裸的行政和法律手段進行絞殺——拜登政府推動法案，強迫母公司字節跳動進行“強制剝離”，否則便面臨在全美被禁的終極命運。

特朗普也以“國家安全”為由威逼出售——他們給TikTok安上的各種罪名，與當年對付華為的借口如出一轍，卻始終拿不出任何確鑿證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掐滅任何一個由中國企業主導、并能挑戰其輿論和科技霸權的火苗。

這一系列操作的邏輯清晰無比：在規則內競爭不過你時，便直接修改規則，甚至將你逐出賽場。這種“我可以自由進入你的市場，但你進入我的市場卻需看我臉色、隨時給你設定新規則”的霸權邏輯，深刻地揭示了當前國際秩序的殘酷現實。

那就是“貨幣與金融，從來不只是經濟工具，更是地緣政治的武器”。當一個國家的企業在核心領域展現出領先勢頭時，西方的選擇就不再是公平競爭，而是動用國家機器進行精準打擊。

今天他們可以這樣對待華為、對待TikTok，明天一旦人民幣的國際化真正觸及美元霸權的根基，他們必然會動用更加極端、更加不計后果的金融手段。不管你信不信，那時他們就會反對資本的可完全兌換。

在這樣一個任意一個東西都可能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國際環境中，如果我們簡單地認為“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兌換，人民幣就能自然成為世界貨幣”，無異于癡人說夢。

人民幣的國際化，只能是走自己的路

獨立于西方體系之外的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走一條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戰略自主為鎧甲、在擴大開放與保障安全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的獨特道路。這并非是退縮、不自信、制度存在著問題，而是在認清對手本質后，一種更為深刻和理性的選擇。

西方圍堵中國的現實，歷史的經驗——很多因為盲目實現貨幣自由兌換而導致“屢次被西方收割”的發展中國家的悲慘命運，恰恰證明了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循序漸進開放資本項目的正確性與必要性。

在我們建立起足夠強大的軍事威懾、科技韌性和金融反制能力之前，在我們確保海外資產與交易通道安全之前，在我們確保開啟自由兌換而國家利益不受傷之前，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的“城門”就不能輕易的徹底洞開。

在“金融戰”已成事實的圍堵態勢下，倘若我們貿然拆除資本管制的“金融長城”，無異于在敵人兵臨城下時主動打開城門。屆時，資本外流將不僅僅是出于對中國國內經濟基本面的擔憂，更是對中美博弈升級為直接金融對抗這一巨大不確定性的恐慌性避險。

西方資本可能利用自由兌換的通道，瞬間做空并抽離人民幣資產，引發貨幣危機與金融危機，這個破壞力將遠超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22年后的新冠疫情。

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絕不能是經濟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單兵突進”，而必須是一場金融與政治、安全統籌考慮的總體戰。我們的開放步驟，必須與建設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系統（CIPS）、夯實戰略物資儲備、提升反金融制裁能力協同推進。

歸根結底，貨幣的終極信用在于國家捍衛自身資產與交易安全的能力。在我們建立起足以抗衡整個西方金融霸權的“非對稱”防御與反擊能力之前，資本項目的完全可兌換就不僅不是國際化的捷徑，反而可能成為引狼入室的致命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