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活躍的古羌人，后來都去哪兒了？

公元384年，淝水之戰失敗的陰霾仍在，前秦一位名叫姚萇（cháng）的羌人將領預感國之將覆，悄然在渭北馬牧聚集力量起兵，自立為“萬年秦王”，政權名為“后秦”。僅一年后，姚萇控制秦嶺以北地區，俘虜并殺死了一代雄主苻堅。

曾大有一統南北之勢的氐人前秦政權再無翻盤的可能。

姚氏東遷始于西晉永嘉之亂。

永嘉六年（312），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率領數萬部眾東遷榆眉（?今陜西千陽縣），姚弋仲自封“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晉書》），是燒當羌的后代。

姚氏在漢文化的浸潤中迅速整合力量，青年一代的文化教養和政治水平遠超先祖。386年，姚萇在長安登基，后秦鼎盛時期，統治包含今陜西、甘肅東部和河南部分地區。

后秦皇初二年、后燕建興十年、西秦太初八年、后涼麟嘉七年(395)。

然而，這個努力漢化、試圖在王朝正統中謀得一席之地的羌人政權僅延續了30余年。

417年，東晉劉裕以“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之勢攻破長安。后秦末主姚泓投降，但仍沒讓姚氏嫡親宗族逃脫團滅的命運，后秦政權徹底覆滅。

燒當羌后裔姚氏建立的后秦，仿佛古羌人在王朝更迭中努力綻放的一朵曇花，看它凋落時，我們不禁想問：數千年前便活躍于中國西部廣袤土地上的古羌人，最終都去哪兒了？

商時期地圖，紅框標注處為“北羌”“羌方”。來源/《簡明中國歷史

開枝散葉的羌人部落

在商代甲骨文中（約公元前13世紀），“羌”作為中國西部地區（范圍約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與陜西東部）的牧羊人或異族統稱首次出現，被商人視作敵人。

商代甲骨卜辭中的“羌”。國歷君自制，文物與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

敵人的敵人便是天然的朋友。

公元前11世紀，在渭水流域崛起的周人與羌人結盟，“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這是羌人歷史上第一次向東大規模移動。

或許是有過共同作戰的經歷，周人未再將西方異族通稱作“羌”，取而代之的是“戎”，后來也逐漸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可見從很早的時候起，歷史文獻中的“羌人”就飄飄忽忽、時隱時現、面目不清，他們到底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了呢？

漢字中“羌”與“姜”相似，殷商時代，羌人被認為與“姜”姓是“兄弟民族”。戰國晚期的一些諸子文獻中，直接將他們視作炎帝神農氏的族群。

在華夏形成的故事里，炎帝部落在東遷的過程中與黃帝部落相遇、接觸、互動，最終融合為炎黃子孫的共同先祖。此外，根據古文獻記載，夏王朝的始祖大禹“生于西羌”，因而也有人認為夏民族也是羌人。

青玉大禹治水圖山子，清乾隆。來源/故宮博物院

甚至周人與羌人的結盟，也很可能是因為有血緣關系。

有學者分析認為，姜子牙或許是古羌人的后裔。《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中記載：

“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

“呂”位于今天山西西南一帶，與商周兩地距離都不遠。姜姓是炎帝神農氏后裔，而大禹又興于西羌，可見姜子牙家族很可能是古羌人中的一支重要勢力。而《殷墟卜辭》中又顯示，在武丁時代，商就已有多次擒伐大量羌人的記錄存在。作為呂地重要家族的后人，姜太公在商周之間，只可能成為周人的盟友，共同克商。

在周克商過程中，作為盟友的“姜/羌”被分封于東方，繼續東遷，形成了春秋時期申、呂、齊、許四個姜姓諸侯國。古文獻中的“姜”和“羌”雖然不能直接畫等號，但也很難分清彼此。

當然，也有一部分羌人沒有參與東遷，他們留在渭水流域，后來與戎聯合，結束了西周的統治，也影響了春秋諸侯國的格局。所以，羌人在先秦時代出現了第一次分流——

羌人的第一次分流邏輯示意圖，國歷君自制

與周結盟的羌，因東遷與中原人群逐漸融合，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留在西部和北部地區的族群，仍是“羌”（一部分“羌”也和“戎”交叉、混合了）。

戰國時，秦人與戎多次開戰，部分戎人繼續向西遷到甘肅、青海一帶，《后漢書》將他們命名為“西羌”，在漢代的活動范圍是甘肅、青海黃河上游與湟水流域，也被稱為“河湟羌人”。

河湟谷地是高原上難得的適宜農耕地帶，自西漢設置郡縣開始，河湟谷地遷來了大量移民屯田駐軍，與西羌人產生了綿長的互動。

青海湟水河谷中的田野與村莊。來源/圖蟲創意

在東漢人眼中，河湟西羌就是典型的羌人，《后漢書·西羌傳》也成為后世研究古羌人的重點參考文獻。

正是在《西羌傳》中，我們了解到上古時代尚未東遷的羌人，是如何繼續開枝散葉的——

漢以來的西羌各部落的共同先祖——無弋爰劍——曾是秦國（厲公）奴隸（羌人稱奴為無弋）。爰劍成功逃出秦國后，與一位女子結為夫婦，并在黃河、湟水、賜支河三河間定居下來。河湟羌人本以射獵為業，爰劍來到這里后，教他們農耕畜牧，依附他的部落和民眾日益增多。

到爰劍的曾孫忍，正值秦獻公時期，秦軍又開始向西出擊。忍的叔父卬（yǎng）率自己的部族向南遷徙避難，穿越賜支河曲以西數千里，與其他羌人部落遠遠隔絕。

此后，他們的子孫各自分離，形成不同的部落：

“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唯有忍和他的弟弟舞留在湟中地區。忍生了九個兒子，形成九個部落；舞生了十七個兒子，形成十七個部落。羌人的興盛，正是從這時開始的。

在沒有固定政權、首領概念下，羌人就這樣以“小聚集、大分散”的模式繁衍生息。

因而兩漢以來，我們會在各種歷史文獻中看到許多羌人的部落名稱，也就是《后漢書》中提到的“種”，如姜氏戎、先零羌、燒當羌等上百種分支。

有學者統計，僅河湟西羌就有150多個部落（“種”），其中比較強大的、與漢朝關系密切的部落就有26個。

卡約文化卡片，國歷君自制。文物與資料來源/青海省博物館

羌人部落眾多，看似繁茂，實際上分布卻極為分散，很難形成統一的少數民族政權。

且羌人有一種很“熱血”的習俗，即“以戰死為吉利，以病死為不祥”，所以各部落之間幾乎沒有穩定的同盟關系。

后秦建立者姚氏一族所屬的燒當羌，本不是最強大的羌人部落，常年因為弱小而被住在大小榆谷（今貴德谷地，農耕畜牧條件良好）的先零羌欺負。

但燒當羌人勝在團結，將先零羌擊敗，奪占大小榆谷，這才逐漸壯大起來。

后來，曾經抱團的燒當羌在擁有了高原上的河谷寶地之后，又各自分散開，姚氏一族就是出走的一支。

秦漢到兩晉時期是羌人大規模發展的巔峰期，他們廣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少數分布在北部邊緣，形成一條“羌人地帶”：

天山南路附近為婼羌

青海河湟地區為西羌

甘肅南部有白狼羌和參狼羌

四川西部有白馬羌和白狗羌

云南北部為旄牛羌

羌人地帶圖，國歷君自制

細看這片地帶，是非常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區，也成為中原王朝與后來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權中間一道緩沖屏障，多少交往交流交融將在這里上演。

流動！再流動！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關于羌笛的來源，有種說法是來自“天神”的助力。古羌人在戰事中常用人力放哨，直到天神派神使助陣，送來雙管笛給羌人首領，從此，羌人擁有了嘹亮動聽的戰時報警器，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化身為“牧神的樂器”——羌笛。隨著秦漢時期中原與西羌的頻繁往來，當農耕改善了羌人生活時，羌笛也走進了宮廷樂室，流入歷史的樂章中。東漢馬融在《長笛賦》中道：

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當然，我們對羌笛的認知早已超出音樂范疇，而是有關戍邊、鄉愁的聯想，最著名的莫過于王之渙的這句“羌笛何須怨楊柳”。

羌笛的清音何嘗不是古羌人遷徙歷史的BGM，隨著這一“無君”人群流動著，并大體集中在東、西、西南等幾個方向。

不同方向的羌人族群，形成不同的樣貌。

向東的流動是最先開始的。除了上文提到先秦時代的東遷，兩漢時期尤其是東漢，也有大量河湟西羌憑借發展能力向東遷徙，積極與中原農耕文化融合。

有些是部落首領主動臣服，有些是與移民屯田駐軍的漢人融合。

這些羌人在中原王朝的統治下，開始了緩慢而深刻的漢化進程，集大成者就是姚氏家族。除了后秦政權，魏晉時期在河湟興起的鮮卑吐谷渾政權，也吸納了大量羌人歸附。吐谷渾統治者在政治上采納部分中原官制，男子服飾與華夏大致相同。

青海省伏俟城遺址。來源/榮開遠攝

公元417年，后秦滅亡后，仍有幾個羌人部落興起。

如隴西宕昌羌與白水河流域的鄧至羌，與南北朝政權都有交往。

北魏曾封宕昌王，鄧至羌也曾向北魏朝貢。南朝人對他們的評價是“著勛西垂，寧安邊境”。但兩個羌人部落最終被北周、西魏所滅，族人與中原漢族進一步大融合。

后續含“羌”量比較高的政權，就是黨項西夏政權。“黨項”在古文獻中干脆被寫為“羌人”。

五男侍木板畫，西夏。來源/武威市博物館

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后，征服了大量羌人生活的地區，其中渭南、洮、岷的黨項羌人尋求唐朝庇護。唐朝廷將他們安置在陜西渭水北岸一帶。

公元11世紀初，黨項諸羌部落在鮮卑拓跋氏領導下建立西夏，在政治結構、社會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了宋的影響。

文物中的西夏文字。文物與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

可以說，東遷的或與漢化/漢人政權積極融合的羌人，很早就在頻繁的互動中成為漢族的一部分。

向西遷徙的主要是秦孝公時期出賜支河曲的那部分河湟羌人，成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

甚至“吐蕃”的名字，也來自“發羌”。宋人歐陽修在修《新唐書·吐蕃傳》時寫道：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 “蕃”（藏族自稱）“發”聲近。

傳統藏畫。來源/周斌攝

吐蕃崛起后，大部分羌人被納入吐蕃統治，深受藏傳佛教影響。

宋元明清時期，已被“吐蕃化”的羌人開始被泛稱為“番”，就有吐蕃遺民的意思。在這個時期的歷史記載中，羌人的身影，就躲在“番”這個名字后。

向西南遷徙的羌人，成為彝族等眾多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一部分。

一些考古研究表明，今天的彝、白、哈尼、納西、景頗等族的族源都與古羌人密切相關。

與古羌人密切有關的各少數民族文化卡片。資料來源/紅河州文化和旅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開啟了大規模民族調查，到20世紀70年代，西南考古的石棺葬文化、大石墓引起了學者對古代川邊“民族走廊”的關注。許多學者認為，古羌人從今甘青地區向南出發，沿著川藏邊界南移，逐漸定居、分流，沿路誕生了越巂羌、廣漢羌、武都羌等。

還有一部分羌人繼續南下，停留在今天云貴川交界處，成為越巂羌，形成后來的彝族、白族、哈尼、納西、傈僳、拉祜、基諾、普米、景頗、獨龍、怒、阿昌、土家、藏族以及羌族等“藏緬語系民族”，因此這條路線也被命名為“藏彝羌走廊”。

除了向東、向西、向西南的流動，更多的羌人留守在河湟地區，就地完成了一輪又一輪民族大融合。

河湟地區是中原與西南、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區的過渡地帶，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也是歷史上各民族融合的熔爐、農耕文明與中原文化播散的窗口，原本生活在這里的西羌早就在與各民族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中，成為河湟藏族、漢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一部分。

然而，羌的名字并沒有消失。明清時期，曾經從青海向西南流動并定居在四川岷江上游及附近地區的羌人群體，被稱為“羌民”。

20世紀50年代，這些羌民被識別認定為羌族，成為中國56個民族之一。

羌族=羌人？

據2021年統計數據，今天的羌族人數約在31萬左右，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東南部，即岷江上游及其支流兩岸的汶川、理縣、茂縣、松潘等地；與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人口被識別為羌族。

在上古神話中，羌人與“姜”姓、炎帝部落有點沾親帶故，所以中原漢人常將羌人當作是“遠房兄弟民族”來看。在文史典籍中提及的大禹興于西羌、神農為姜姓等內容，都與羌人有關。

三彩胡人俑，唐。俑頭戴幞頭，高鼻深目，髭須濃密。與身穿翻領衣，腰系帶，足登高靴，雙手作握韁繩姿勢，似在牽駱駝或牽馬。唐墓中的胡人很多與牽駝有關。杜甫《寓目》詩有:“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反映的正是胡人擅長馴養駱駝這一實際生活。來源/故宮博物院

縱覽羌人流動的歷史，他們仿佛是一座行走的“文化橋梁”。

古羌人生活在中原王朝西部邊緣，處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各民族的交匯地帶，無論身處哪個朝代，他們都在發揮黏合劑的作用，甚至造就了新的少數民族。

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歷史學者隨國民政府遷往川渝地區，“大禹與西羌的關系”一度成為研究焦點。

禹，山東嘉祥東漢武梁祠畫像石拓片。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對身處大后方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大禹興于西羌”“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等說法，無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寄托，賦予了對民族復興的渴望。

也是因為眾多研究者的關注，生活在四川的羌民雖然人數不多，但被認為是歷史上廣大的羌或氐羌民族遺裔難得的“活化石”。

對許多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羌民如果存在，那么上古以來的傳說就存在，羌黏合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作用就是真實的。

20世紀50年代，作為56個民族之一的羌族，也明確了大致的分布范圍，即專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稱為“羌民”的族群。

羌族音樂原始古樸、舞蹈形式多樣，是讓歌與舞在血脈中流動的民族

古羌人沒有消失，他們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自己的生命。

費孝通先生曾說：

“漢人以‘接納’（他族）為主而日益壯大，而羌人卻以‘供應’為主而壯大別的民族，因而今日許多包括漢、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的血液。”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古羌人如同一條文化的根系，融入到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但他們傳承下來的在艱苦的環境中的生存、生活智慧和與不屈精神，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滋養了中華民族的參天大樹。

羌年，羌語稱“爾瑪吉”，農歷十月初一舉行慶典。來源/四川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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