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不再穩，就業不再輕，考公不再是「退路」：2026 屆面對怎樣的新競爭？

12 月的考研季又將開始，數百萬學子正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沖刺、猶豫，或悄然調整方向。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三組關鍵數據幾乎同時發布：1270 萬高校畢業生規模創新高，343 萬考研報名人數降至五年最低，371.8 萬考公人數創下歷史新高，首次超過考研人數。

這三組數字看似屬于不同的領域，實則在同一時間交織成一張「選擇網」，迫使學生們在「深造、求穩、就業」三條路徑之間重新計算風險與回報。對于這一屆學生而言，面臨的已不再是單純的選擇問題，而是三條路徑的底層邏輯正在同時發生變化。

為什么考研人數下降，卻沒有減輕競爭壓力？為什么越來越多人轉向考公，競爭卻愈發激烈？為什么就業崗位在增加，但依然難以帶來真正的安全感？這些問題背后，反映的是學歷紅利的減弱、能力供給的不足，以及產業周期的波動性加劇，它們正在交織影響著 2026 屆每一個選擇。

在這個關鍵節點，觀察學生如何做出選擇，不僅僅是關注他們的個體決策，更是對中國人才供給邏輯變化的深刻理解。

啟航教育創始人鄺金武將當前形勢定義為，「以長期結構性拐點為主的‘拐點初期’」，并斷言考研報名人數持續狂飆的時代已經結束。 社科賽斯考研總裁李發進認為，343 萬不是短期回調，而是考研市場進入存量優化的標志。 泰祺教育創始人劉慶梅稱，考研降溫不是短期波動，而是去泡沫化過程。部分行業對研究生的吸納能力不強，研究生就業競爭力甚至弱于本科生，導致「讀了用不上」的結構性供需失衡正在顯現。經濟下行背景下，管理類、經濟類、金融類等高學費專業降溫更明顯。

從考研到考公，從就業擴容到各類「微專業」快速上馬，2026 屆處在一種少見的「路徑集體變向」狀態中。一條路變化尚且容易解釋，但當三條路同時發生轉折，就意味著背后有一種更深的力量正在推動。

就業端的壓力首先顯現。1270 萬畢業生意味著創紀錄的體量，也意味著常規就業體系不可能輕松消化的規模。教育部今年啟動「擴容提質行動」，全國「金秋招聘月」提供超過 1200 萬崗位，試圖通過供給端發力緩解壓力。但在學生視角里，崗位數量固然增加，真正能「接住人」的崗位卻有限。部分行業需求下滑，中小企業承載力有限，匹配度不高的崗位難以轉化為實際就業機會，這讓「崗位多但不穩」的感受持續存在。

相比之下，考研的變化更為突出。343 萬，是五年來最低的報名人數。但這「下降」并沒有帶來想象中的寬松，反而讓競爭呈現出一種更「密集」的結構。部分熱門院校的復試線出現逆勢上揚，專業門檻提高，保研名額繼續擴大擠壓統考空間。

考研人數連續三年下降。來源：教育部官網

譚同學是蘇州大學商學院的大四學生，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研究生考試做準備。談到自己選擇考研的原因時表示「想要學歷，因為讀研是可逆的，工作后再回來讀書就不一樣了。」她認為，盡管考研人數逐年下降，「讀研=提升競爭力」這一邏輯依然成立，尤其是在一些行業中，研究生學歷依然能為求職者帶來一定的優勢。

然而，譚同學也提到，面對今年考研人數的下降，她的第一反應是「今年保研名額多了」。她表示，「推免名額越多，考研的機會就越少」，也就是說，隨著更多學生選擇通過保研進入研究生階段，報考人數自然會受到影響。因此，盡管考研人數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競爭減輕，相反，考研市場的競爭可能會愈加激烈，因為更多的學生開始通過其他途徑「上岸」。

這一變化也進一步印證了考研市場的結構性轉變，在推免保研路徑逐漸增多的背景下，考研已不再是許多學生唯一的選擇，而是與其他途徑競爭，呈現出更加復雜的動態變化。

深耕考研培訓 23 年的社科賽斯總裁李發進認為，考研規模從擴張走向回落，本質上不是「降溫」，而是學生的決策變得更加理性。他指出，在就業門檻不斷抬高、招聘標準強調「學歷+背景」的雙重篩選下，「如果不能進入頂尖平臺，讀研的投入產出比正在迅速下降」。在他看來，考研不再是對所有學生都具備確定性的路徑，而是成為一條必須精算成本的選擇。

而同時升溫的，是考公。2026 年國考資格審查人數達到 371.8 萬，招錄人數不足 4 萬，平均競爭比接近 98:1。多個崗位出現千比一甚至萬比一的競爭。許多網友自嘲地表示「偏我來時不逢春」，這種調侃反映了不少考生在面對選擇時的無奈與困惑。考公之所以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并不是因為年輕人突然變得「追求穩定」，而是因為在結構性不確定性增強的環境中，編制崗位成為了難得的「可預測性」。當就業市場無法提供穩定預期，考研也未必能帶來理想的回報時，考公便成了「風險最小化」的策略。

三條路徑同時出現方向性的變化，背后不是偶然，而是一個更深的信號：學歷賽道、就業賽道、編制賽道，正在同一時間從「擴張邏輯」轉向「重新排序邏輯」。

如果說現象揭示了「發生了什么」，那么這一部分要回答的就是「為什么」。

三條路徑的集體變化，本質上是三種長期積累的結構力量在今年集中顯現。

第一層力量，是學歷紅利的下降。過去十多年，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快速擴張，本科不再稀缺，研究生也不再自動對應更優的崗位。錄取率從 30% 左右下降到 25%，保研名額擴大擠壓統考，專業門檻抬高，熱門院校出現「高分密集」，這些變化讓考研從「更穩的選擇」變成了「更不確定的投資」。學生不再盲目相信學歷本身能帶來回報，而是在重新計算風險與收益。

泰祺教育創始人劉慶梅指出，今年考研報名人數的下降，反映出的是一個更深層次的變化。「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短期波動，而是長期結構性拐點。」社會對研究生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轉變，尤其是那些學術價值和市場需求脫節的研究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如本科生。他表示，「不同行業的研究生崗位競爭力正逐漸減弱，特別是在一些傳統行業中，研究生學歷并沒有為求職者提供預期的競爭優勢。」

劉慶梅認為，這種變化背后有著深遠的經濟與社會原因。「隨著社會發展，很多行業的工作崗位并不需要高學歷的支撐，這使得考研的吸引力下降。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一些高費用的學科領域，特別是管理類、金融類等專業，出現了報名人數的大幅下降。」學生不再單純看重學歷，而是開始更注重回報和就業的實用性，這也正是今年考研報名人數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層力量，是能力供給不足所帶來的「結構性失配」。學生并非「能力不夠」，而是高校培養體系與產業需求結構之間出現了明顯間隙。高校依然以學科結構為主線，但產業已經轉向任務結構。在就業最需要「可上手能力」的當下，很多學生第一次意識到過去的學習路徑并不能直接轉化為崗位能力。教育部推動的微專業、就業能力課程、產教融合等舉措正在補課，但短期無法消化結構性缺口。學生在求職中感受到的「焦慮」，更來自于這種「上手能力」的欠缺，而不是機會本身的減少。

第三層力量，是產業端不確定性的加劇。大廠縮招，新經濟行業高波動，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弱，使得年輕人在就業中的主要擔憂不再是「能否找到工作」，而是「找到的工作能否保持穩定、有沒有發展前景」。在這種背景下，編制崗位的「低波動性」和「可預見性」成為被重新定價的稀缺價值。考公的吸引力不是「穩定好」，而是「外部不確定性太強」。

這一變化直接推動了考公人數的攀升，使其成為三條路徑中競爭最激烈的那一條。

當學歷紅利下行、能力供給不足、產業不確定性上升，這三股力量疊加、互相增強，就形成了當下的結構性轉向：一個時代的路徑邏輯正在換軌，而學生比任何人都更早感知到這一點。

來自培訓行業一線的觀察也在不斷印證這一結構變化。啟航教育創始人鄺金武指出，考研報名人數持續狂飆的時代已經結束。在人口基數減少、讀研性價比收緊以及 gap year 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考研的增長曲線正在放緩，整體進入「總量穩定、結構分化」的新階段。

他判斷，這種變化會帶來更鮮明的「馬太效應」：頭部高校的競爭仍將保持高壓，而部分普通層次院校的吸引力則可能持續下降。鄺金武提到，考研動機正在發生遷移，學生從「避開就業不確定性」轉向「為特定能力與路徑做投入」。在他看來，未來的考研競爭將不再停留在學歷層面，而是回到對實際能力與發展空間的評估。

未來 3 年考研市場將呈現三大核心趨勢。

一是人數趨穩，不會再出現斷崖式下跌。其中，李發進預計未來 3 年考研人數將維持在 320-360 萬之間。這是因為我國高端制造業和科研領域仍需大量碩士人才，且仍有大量考生需通過考研突破學歷門檻以提升考公考編和理想就業崗位的「上岸率」。

二是培養體系向「實踐化、差異化」深化，專碩將進一步與行業綁定，更強調產教融合，對考生的實踐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學碩則向科研導向收縮，招生規模將穩定在碩士總量的 30%以內，更多名額用于推免，統考考生需具備科研潛力。

三是考研競爭強度提升，鄺金武認為，未來的考研之「難」，是一種復合型、多維度的難度。競爭維度上，「二戰、三戰考生成為常態」，顯著拉高了復試分數線，構成了「史上最強競爭對手群體」。

在這三條趨勢背后，其實隱含著一條更深的結構性變化：當人才需求、培養模式與競爭格局同時發生位移時，考研不再只是個體的選擇，而成為教育體系、產業結構與政策導向三端共同調節的結果。

教育、產業和政策領域都應意識到，傳統的邏輯無法支撐未來十年就業與人才結構的需求，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轉型。教育端，微專業數量應快速增長，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應獲得更高重視，更多高校應將就業能力課程納入培養方案的核心內容。產業端，企業應從「學歷篩查」轉向「能力篩查」，應更加關注學生是否能「接得住任務」、迅速形成貢獻，并保持適應行業波動的能力。通用能力、復合能力和經驗遷移能力將成為未來招聘中的關鍵標準。政策端，不應僅僅是增加崗位數量，而應著眼于優化崗位結構，提升人才供需之間的匹配效率。

因此，今年的變化不僅是一次短期現象，而是教育、產業、政策三端同步調整的起點。在經歷了考研降溫、考公升溫、就業擴容的三重變動后，2026 屆學子所面臨的并非競爭的消退，而是競爭方式的重組。學歷、技能與穩定性的價值正在重新排序，三條路徑的邊界愈發模糊。

在這個賽道不斷拆解、重組、再定義的時代，真正的重要問題不再是選哪條路，而是個體是否具備跨越不同賽道的生存能力。對于 2026 屆的學生而言，這無疑是一次艱難的選擇期，但也恰是新結構周期的起點，是一次將個體能力與時代需求緊密結合的挑戰與機遇。

2025 年，多鯨蟹宴& EE 年會將在合肥再次啟程，以更深的洞察與更開放的姿態，探討教育的下一個周期。我們將再次匯聚行業思考者、行動者與創新者，在變動中，尋找教育的確定性。

12 月 19–20 日，教育的未來，在這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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