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74年，日本和美國，就已經對臺灣和琉球動了心

這是極簡中國近代史系列的第33篇，感興趣的可以瀏覽前面章節。

中國近代史粗略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這一階段，清政府主要的敵人是西方列強，準確的說是英法。

兩次鴉片戰爭打完，清政府被打趴了，而邊上那個冷眼旁觀的小弟日本則是被嚇怕了。于是忙不迭的全面西化，開始了明治維新。

隨著明治維新的大獲成功，日本的國力得到了質的飛躍，而顢頇無知的清政府依然混混沌沌，搞個洋務運動也是治標不治本。終于，在中華幾千年的歷史中，日本這個小跟班的實力第一次超過了大哥。

于是中國近代史也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而這一階段不管是晚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他們最大的敵人已經不再是西方列強，而是近鄰日本。

在這期間，雖然英法美等國也侵略中國，但是這些西方強盜要的主要是錢，只要生意還能做下去，能賺到錢，他們對中國的政權和土地并沒有太多的覬覦之心。

而日本則截然不同，這個東方強盜更加的殘暴和貪婪，他想要的不光是錢，還想要土地和人民，他的目的始終是滅亡中國。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吞并了琉球群島；打了甲午海戰；占領了臺灣；侵占東三省；最終索性裝也不裝了，直接露出獠牙，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所以，中國的近代史，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算得上是中日關系史。在我們講完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后，日本也終于正式浮出了水面，是時候重溫一下日本是怎么一步步把中國拖入無盡深淵的這段歷史了。

這幾天，日本新女首相，搞事早苗女士四處叫囂，要插手臺灣問題，這就觸碰到了我們的底線了。

我們都知道，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大清戰敗，被迫割讓了臺灣給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才被歸還，這期間日本在臺灣進行了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

不得不說，日本的殖民政策還是有一手的，以至于到現在，島上還有很多親日分子。這也是為什么日本會在美國的暗中支持下，對臺灣問題指手畫腳，甚至不惜把自己和臺灣綁在一起。

但其實，中日美三方圍繞臺灣做文章這件事，可不是這些年才有，這要追溯到1874年，一件鮮為人知的臺灣牡丹社事件。正是這個事件，日本第一次亮出了爪牙，讓世人看到了它的貪婪。

1871年，琉球國派來清朝進貢的使團遭遇風浪，飄到了臺灣南部，結果好巧不巧，同當地一個叫牡丹社的土著部落發生了沖突。最終50余人被殺，只有12人幸存，在當地漢人的幫助下逃回了琉球。

這本來也算不上很大一件事，畢竟琉球當時是清朝的藩屬國，臺灣又是清朝領地，因此充其量就是個民事糾紛。

可問題是，1872年，日本脅迫琉球成為內藩，并“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琉球藩王。于是這件事的性質就悄悄發生了變化，看起來似乎是清朝臣民殺害了日本民眾。

于是，日本自然也就有了過問并插手此事的理由。但如果你認為日本只是想訛清朝一些銀子，那就大錯特錯。日本人的所圖遠不止此，而且他們采用的方法也很是巧妙，他們處心積慮的給清政府挖了一個陷阱，而清朝的官員們也很配合的主動跳了進去。

這個陷阱設計得很日本，歸納起來就是八個字：文字游戲、蠻不講理。

1873年，副島種臣率使團出使清帝國，參加同治皇帝的親政大典。清政府不知道的是，參加慶典是幌子，日本的真正目的是要為吞并琉球、侵占臺灣套取政治口實。

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警覺，副島種臣本人絕口不提琉球和臺灣一事，而是讓副使柳原前光去總理衙門嘮嗑閑聊。在同毛昶熙等總理衙門大臣侃大山時，柳原看似不經意的把話題引導了1871年琉球使團被臺灣土著所殺一事。

缺乏足夠警惕的毛昶熙等人，面對柳原前光質疑清廷為何不懲罰臺灣土著時，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話術進行了解釋：

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

這話的毛病可大了，柳原前光等的就是這“化外”兩字。

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中，中央王朝那是文明的中心，是王化之地，然后依照“王化”程度的不同，將整個天下區分為多個層級。據中央最偏遠，沒有被華夏文明所浸潤到的地方，就被稱為化外之地，這里的人民，也就是所謂的化外之民。

就拿臺灣來說，臺灣的住民被清廷分為“生番”和“熟番”。熟番是那些服從管教，聽從號令，有一定知識的土著；而生番則基本等同于野人了，他們不服管教，住在叢林之中，靠采集打獵為生。這些生番還不服“王化”管束，因此也被清政府官員稱為化外之民。

毛昶熙所說的：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就是這個意思。

作為受中華文化影響很深的日本人，柳原前光不可能不明白毛昶熙的意思，但是他卻刻意曲解了“置之化外”這四個字，并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主權理論來解釋它。既然是化外之民，那自然就不屬于你清朝管轄范圍，那么這些地方也就是無主之地，日本自然可以占為己有。

聽起來是不是挺強詞奪理，但是這套理論對那些不理解中國傳統天下觀的外國人來說，還是有一定迷惑性的。至少，在列強中，日本爭取到了美國人的支持。

美國為啥會橫插一杠子，這事跟美國一直在亞洲郁郁不得志有關。早在1840年，英國人用大炮轟開了清朝的大門，此后，英法就在中國瘋狂的攫取經濟利益，賺的盆滿缽滿。

等到美國南北戰爭結束，騰出精力進入亞洲后，始終毫無建樹。為了能夠實現自己的亞太戰略，分得一杯羹。華盛頓方面決定扶持日本，從而擴大自己在亞太的政治影響力。

再加上1873年5月1日，奧地利銀行瘋狂拋售其持有的美國鐵路股票。接著，持有美國鐵路股票多達50%的英國投資者也開始抽身。1873年9月8日，華爾街崩潰了，全美5000家商業公司和57家證券公司相繼倒閉，美國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蕭條之中。

這些也讓美國有足夠的動力要對外發動戰爭，從而轉嫁國內矛盾。支持日本侵占臺灣，也就成了美國必然的選擇。

貿然挑釁比自己體量大很多的大清，日本還是有很多顧忌的，所以他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將美國同臺灣問題牢牢綁定在了一起。

副島種臣雇傭了美國軍人為自己作戰，還同美國商人簽訂了購買武器彈藥的合同，不僅如此，日本還雇用花旗公司的輪船“紐約”號，用于運送日本兵，并買下了商船“沙夫茨堡”號。被任命為“總指揮”的西鄉從道親自將該船改造為日軍戰艦，并改名為“社寮丸”號。

為了避免英國人干預，狡猾的西鄉從道還向英國示好，高價買下英國商船“臺爾塔”號，將其改名“高砂丸”號，作為軍隊的旗艦。

不難看出，為了侵占臺灣，日本人可謂處心積慮，做足了準備。而此時的大清，依然蒙在鼓里，毫無察覺。

不過大清的官員們雖然顢頇，英國人可是不傻。1874年4月，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就把日本準備出兵臺灣一事，用電報告訴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威妥瑪在4月16日收到電報的當天即告知總理衙門。

巴夏禮可是那個一手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不過這一次，他站在了清政府這一面，畢竟臺灣是重要的資源產地，僅1873年，臺灣就出口樟腦143萬磅，糖6749萬磅，煤炭47447噸。

英國資本一直控制著整個臺灣的商業，他怎么可能容忍日本染指臺灣，來分一杯羹呢？

在給總理衙門的密函中，威妥瑪一針見血的問了四個問題：一是臺灣生番居住的地方，是否屬于中國版圖？二是若該地屬于中國版圖，此次日本出兵有無得到清廷的同意？三是若該地不屬于中國版圖，日本此次出兵是否可以不經過中國領土？四是承前一個問題，若出兵須經過中國領土，是否已得到中國的同意？

很明顯，英國是以現代主權國家的理論來詢問清政府，來為下一步干涉日本的行動尋找法理的依據。

直到這時，總理衙門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但即使如此，也還是拖拖拉拉了將近一個月，才以書面形式向威妥瑪提供了答復，在答復中明確指出，日本出兵并沒有知會中國，并且這些生番雖然風俗不同，但臺灣究竟還是屬于中國地面。

與此同時，清政府也緊急向日方發出正式照會，指責其為何不經通知就擅自興兵臺灣，并且重申臺灣為中國領土。

然后固守天朝上國尊榮的清朝堅持不向外國派駐使節，因此也就沒有駐日使館，結果如此重要的照會只能由總理衙門雇傭一個英國人給帶往日本，而此人因路途有事耽擱，導致照會遲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務省。

日本政府恰好以此為由，拖到7月15日，也回復了清廷的照會，而此時，日本在臺灣的軍事行動已經基本結束。原住民戰敗，或撤入深山或選擇投降，日軍開始做長期駐扎臺灣的計劃。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此事，因為清政府對國際事務的無知，致使日本幾乎是在完全沒有收到清政府反對的情況下對臺灣實施了占領。看起來，日本似乎真的不是在發動一場侵略戰爭，而是在占領一塊無主之地。

面對如此尷尬的窘境，清政府才總算緩過神來，開始武力與外交雙管齊下。

武力方面，先是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前往臺灣主持海防，后來又調撥淮軍洋槍隊十三營赴臺，使清軍在臺的兵力較之日軍有了優勢。至于外交方面，則是利用英法俄等國對美國施壓，希望美國放棄對日本的支持。

這一次，列強終于站在了清政府這邊，在英國的帶領下，各國駐日公使紛紛表態，抵制日本侵臺。巴夏禮還利用國際法為準則，公開批評美國，警告美國駐日公使：“既然美國與清國為邦交之國，如協助他國攻打清國領土，清國可要求其進行賠償。若據日內瓦國際條約，則日后請求仲裁裁斷之時……美國應為第一要犯，實為理由充足。”

一番話懟的美國人無話可說，只得表態中立，并且禁止了美國軍艦和軍人協助日本。

失去了自己最大的依仗，想仗勢欺人的日本也終于收斂了囂張的氣焰，不情不愿的來到了談判桌旁。這次談判持續了40多天，雙方就臺灣“番地”的歸屬問題開展了問題與真理的大討論。

看起來這次大清終于開竅了，知道對自己的主權進行據理力爭。但最終的結果是，大清永遠是大清，在對外談判這點上，從來沒有讓國人“失望”過。

經過一番口水戰，雙方簽訂了《北京專條》，對臺灣的牡丹社事件進行了最終的定性和處理。專條的第一句就非常的炸裂，達到了毀三觀的地步。

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番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番等詰責。

大家看出問題了吧，那些被殺害的琉球使團人員，被定義為了日本國屬民。也就是說，我大清拱手把琉球這個自己看不上的“窮鄉僻壤”拱手讓給了日本。

若你認為這就是大清的底線，那你還是有點太小瞧我大清朝了。《北京專條》中還承認了日本出兵臺灣一事是“保民義舉”，并沒有做錯什么；其次對之前所有遇害的家庭給予補償，而日本在臺灣修建的道路房屋等，留給清朝使用。

我們來看這兩條，首先承認侵略行為是保民義舉，這純粹是顛倒黑白，為侵略者洗白，同時也是進一步承認琉球歸屬日本。到現在琉球問題都懸而未決，根子上就得“感謝”大清當年的“英明神武”；再看第二條，其實相當于以購買日軍所修道路建筑為名，變相滿足了日本的賠款要求，后來實際支付了約50萬兩白銀。

這一條簽訂的就很大清了，撿了面子丟了里子，從來不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只會在面子上掩飾問題。

就這樣，在神仙對手的協助下，日本人在兵力不占優勢，國際環境被孤立的不利局面下，簽訂了一個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有利條約。

談判代表大久保利通甚至都沒有跟國內溝通，而是生怕清廷反悔，飛速的簽下了條約，他興奮的在日記中寫道：“嗚呼！此誠為古今所罕有，終生所無的大業！”

站在今天，我們固然可以輕飄飄大喊一句“大清誤我”，但我們更應該看到整個事件背后的一些問題。

日本從臺灣撤兵后，李鴻章給沈葆楨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自己也知道以撫恤的名義對外賠款有損國體，但是這么做實屬萬不得已，因為大清根本就沒有能拿得出手的海上力量。

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在給朝廷的密奏中也提到，之所以委曲求全，實在是因為日本有兩艘鐵甲船，而大清的鐵甲船購買卻遲遲沒有進展。

這些重臣的說辭，固然有為自己開脫的成分，但他們指出的也是事實，清帝國數千里海岸線，竟無一支新式海軍可用。在群狼環伺的時代，清廷卻遲遲沒有一絲一毫的憂患意識。

如果在1840年進行改革，大清也許能追上時代的步伐，成為列強的一員；

如果在1860年進行改革，大清至少能壓制日本，成為東亞的一哥，不愁吃穿；

如果在1874年，日本露出爪牙這一刻進行改革，那么大清至少不會經歷1895年的甲午之恥，不會在三十多年后轟然倒塌。

只可惜，清朝缺少明白人，從皇帝到大臣都是如此，牡丹社事件后，清朝就如何籌辦海防，展開了一個月的大討論，各地督撫爭相發表意見。

最終得到的主流觀點是，日本放棄了中華正統，轉而學習西方搞什么明治維新，純屬笑話，是一場災難。要不了多久日本就會國內大亂，最終崩潰。

更有甚者，浙江海寧人陳其元在1874年撰成《日本近事記》，將明治維新形容為一場“焚書變法”，說維新后的日本已是人心思亂，中國正宜選將練兵，趁日本尚未醒悟之機直搗長崎攻入東京。

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充斥的都是這種盲目的自信和頑固的認知，在這種錯誤思潮的影響下，清廷的軍費支出遲遲沒有向海防傾斜，海防建設始終如李鴻章所擔心的那樣：有事則急圖補救，事過則仍事嬉娛耳。

而中日之間海軍的差距，也從這一刻起一點點的在擴大，直到演變為20年后那場驚天大海戰，并間接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悲劇，在這一刻，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