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度缺市場化改革？不，印度缺的是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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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紹卡·莫迪（Ashoka Mody）

編譯 | 楊春雪 毛克疾

編譯審核|顧青子

本期編輯|余佳軒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編者按

約束印度經濟崛起的最大桎梏究竟是什么？右翼往往秉持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認為是用工、用地、環保約束太多，阻礙印通過“低人權優勢”激活既有的資源潛力，因此他們主張推動進一步的市場化、自由化改革，而較少顧慮社會不平等問題。目前，這種觀點占據了印度政策界、學術界、智庫界的主流地位，這也符合全球主流意識形態對莫迪政府改革和發展期許。然而，阿紹卡·莫迪提出的觀點卻截然不同，他認為印度公眾由于社會境遇過于糟糕，甚至不具備被資本剝削的基礎條件，因此莫迪政府當務之急是提供教育、衛生、司法等公共服務。值得注意的是，阿紹卡·莫迪認為，印度社會矛盾極其尖銳，若不及時調整政策，就有可能出現社會動蕩。本文的意義在于提醒中國研究者，面對印度經濟發展問題時候，千萬不能簡單的以己度人，只注重潛力和機遇，而忽視了印度內生的約束和短板——畢竟如果沒有這些限制條件，印度經濟“早就應該”騰飛崛起。南亞問題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SHIV KUMAR PUSHPAKAR

數十年來，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袖散布了一種謬論，聲稱讓富人更富會帶動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歷史證明，這種觀點嚴重錯誤。

2005年6月4日，備受尊敬的塔塔集團簽署了一項協議，計劃在恰蒂斯加爾邦巴斯塔爾（Bastar）建立一座鋼廠。幾乎就在同一天，私人民兵組織“和平游行”（貢德語：Salwa Judum，意為“和平行軍”或“凈化狩獵”）也在巴斯塔爾出現，聲稱要保護投資者利益。該組織由當地國大黨領袖馬亨德拉·卡爾馬（Mahendra Karma）建立并控制。該邦印人黨政府與卡爾馬達成兩黨共識，優先考慮企業家利益而不是當地原住民（Adivasi）的權利。隨著更多投資者涌入巴斯塔爾，“和平游行”這支由邦級準軍事部隊（state paramilitary forces）支持的新興民兵組織，與爭取權利的原住民及納薩爾派武裝展開了血腥斗爭。

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4月，時任印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有納薩爾派/毛主義者活動的13個邦首席部長會談時宣稱：“納薩爾問題是印自獨立以來最大的內部安全威脅。”曼莫漢·辛格將一個經濟和社會問題定義為“內部安全問題”，這實際上表明了他的立場。作為人和學者的他，理解并解釋印度政府未能“將社會正義帶給最貧困地區”，并稱這導致了“民眾的疏離感”。然而，作為政客，他青睞強大的商業利益，并效仿前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做法，通過警察和軍事力量鎮壓社會抗議。

雖然“和平游行”約二十年前已成立，但今天仍值得關注，因為它是印度獨立后國家利益和商業利益完美契合的典型案例。印度政府不僅允許大企業進入生態脆弱的山區，驅逐在那里生活的原住民，還動用強權支持企業盈利活動。印度政府援引“國家安全”壓制反對聲音，畢竟誰也不能反對界定模糊的國家利益。

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標志著印度式市場“自由化”的畸形頂點。從1985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總理實施減稅開始，到1991年夏季減少進口關稅和放松工業監管，所謂的自由化實際上優先考慮資本利益而非勞動利益。在“和平游行”事件中，這種偏向表現得尤為明顯。親資本的意識形態變得不可挑戰，并逐漸變得更加赤裸裸。

印度決策者響應了全球潮流變化，變得更加青睞資本而不利勞工，這一趨勢1980年代初由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以最無所顧忌的形式體現出來。這種在國際話語中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印度仍帶有令人不快的意味。相反，其“孿生兄弟”——“自由化”則成了印度鐘愛的口頭禪。事實上，無論這種意識形態是標榜“新自由主義”還是“自由化”，都違背了亞當·斯密所倡導的自由市場競爭資本主義的核心原則，因為它有意偏袒精英階層，而這是斯密無法容忍的結果。因此，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在印度，將這種意識形態應該稱為“精英發展模式”更恰當。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利用國家政治權力來制造和維持經濟不平等的模式。

決策者深知這種精英模式無法惠及絕大多數人，因此嘗試走一條中間道路，即推行帶有“人性面孔”的資本主義。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代表這一折衷方案的兩位全球知名人物。同樣，由曼莫漢·辛格領導的團結進步聯盟（UPA）政府也以左傾的社會正義捍衛者自居。2005年8月，僅在發動私人武裝力量對付原住民后的兩個月，印度政府就兌現了競選承諾，推出《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NREGA），后因冠以“甘地”之名而廣為人知（MGNREGA）。盡管該計劃初衷良好，但從一開始就顯得過于吝嗇。在一些邦，MGNREGA的工資甚至低于邦法定最低工資，還因此違反最高法院指令。同時，MGNREGA還存在政府撥款不足、無法滿足工作需求保障、延遲支付工資等問題。

因此，盡管那些擁護精英利益的人敷衍的贊同社會正義，但他們卻辯稱，必須利用人類的自私本性來推動社會發展。他們的觀點被錯誤地歸因于亞當·斯密，即當人們專注于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時，也會改善到他人的生活。在政策實踐中，這就傳遞了一個信息：富人理所應當得到盡可能多的幫助，因為由此產生的不平等能激發“涓滴效應”，使繁榮下滲惠及大眾。然而，“不平等有助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在歷史經驗中幾乎找不到支撐，這種“自私有利”的意識形態往往與另一套強調個人勤奮和自力更生的道德說辭一并包裝：如果你貧窮，你不僅懶惰，而且不道德。

事實上，亞當·斯密反復強調的是一種公共道德，而非私人道德。他認為，社會必須采納集體倫理的觀念，以促進公共利益。他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明確指出，國家的“達摩”（dharma，責任）是促進集體福祉，也就是提供公共教育、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系統、支持工會以對抗雇主的強勢，以及為貧困和弱勢群體提供社會保障。

正如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所言，斯密是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今，《國富論》出版已有250年，公共道德涵蓋的職責更加廣泛，包括投資公共健康、建設宜人城市與住房，以及或許最重要的環境保護。

然而，在印度，“社會民主”已被“污名化”。在印度社會主流認知中，一切都必須被私有化，包括教育和醫療，而那些未被明確私有化的領域，實際上也大多僅對有權有勢者開放，包括司法系統和干凈的環境。

盡管印度從未實施過社會民主政策，但印度精英階層一直將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偽社會主義”作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以進一步推動國家遠離集體福利。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精英政治家和評論員們紛紛利用“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糾正尼赫魯錯誤的重工業戰略，及其衍生的“高進口關稅”政策——后者旨在防止印度為滿足進口需求，大量流失外匯。

盡管重工業化的政策失誤重重，但這不是繼續忽視集體福利的理由。事實上，尼赫魯晚年曾對自己的政策感到失望，他認為這些政策與社會主義相差甚遠。實際上，這些政策反而催生根深蒂固的寡頭壟斷。尼赫魯的政策與費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相悖，而這些原則在二戰后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政策中反而獲得了實踐。艾德禮聚焦于人民的現實生活，將醫療和教育放在優先地位，而尼赫魯卻忽視了創造就業和發展人力資本。

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是一個渴求權力且腐敗的政客，她非常愿意披上“偽社會主義”的外衣，自我標榜為“窮人捍衛者”。很快，她標志性的“社會主義”政策——銀行國有化——迅速淪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由于“社會主義”被嚴重污名化，這就為利用國家力量讓富人更富的思想提供了合法性，釋放出一種極為不平等的發展模式。由于大企業繼續投資大型、甚至超大型項目，創造的就業崗位一直很少。因此，盡管“自由化”進程已然推進三十多年，但農業仍然雇傭印近半勞動力。在農業之外，不穩定的臨時工作成為了主要就業來源，既沒有財務保障，也沒有體力勞動保障。“過度國家干預”的幽靈繼續存在，反而導致教育和公共健康的被持續忽視。

毫不奇怪，近期一項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參與撰寫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印度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急劇增加。1991-2014年間，一系列不平等現象在國大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時期不斷加劇，并在印人黨執政后進一步惡化，這彰顯出印度政客對“精英發展模式”早已達成政治共識。

一、政治共識的鐵律

2002年起，聯合進步聯盟（UPA）十年執政期間，所謂的“古吉拉特模式”（Gujarat model）逐漸演變為“國家精英發展模式”的一種更直白也更受推崇的版本。當時，面對投資者的威脅，尤其是商業巨頭拉胡爾·巴賈吉（Rahul Bajaj）2002年“穆斯林大屠殺”事件后后揚言要切斷古吉拉特資本流入，時任首席部長的納倫德拉·莫迪啟動“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系列招商活動。

高塔姆·阿達尼等古吉拉特本地商人，在莫迪招商活動初期就拋出了金額巨大意向投資。然而，莫迪的目標其實是拉坦·塔塔，這個擁有閃耀國際品牌的財團。2008年，塔塔宣布將他的汽車制造項目撤出西孟加拉邦，因為他無法與抗議征地的農民妥協，這時莫迪正如他自己所稱的那樣，給塔塔發了條言簡意賅的短信：“歡迎來古吉拉特！”。塔塔沒有讓莫迪失望，他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法里德·扎卡里亞的周日晨間節目（Fareed Zakaria’s Sunday morning show）上向全球觀眾盛贊莫迪，成為了莫迪品牌的代言人。

塔塔財團很重要，常被認作“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然而，從J.R.D.塔塔支持英迪拉·甘地的“緊急狀態”，還是他的繼任者拉坦·塔塔在巴斯塔爾的投資引發官方民兵組織鎮壓原住民，以及他討好有污點的莫迪，塔塔財團一再證明“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這個提法本身就自相矛盾。

塔塔財團表現已令人失望，但其他企業可能更不在乎社會責任。他們在贊美莫迪時甚至顯得荒唐可笑。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弟弟、當時印度頂級商人之一阿尼爾·安巴尼（Anil Ambani），稱莫迪為“眾人之主，領袖中的領袖，君王中的君王”。而拉坦·塔塔則表示，他本人因為過于“愚蠢”而沒有向古吉拉特邦更多投資。

剝去宣傳外衣，“古吉拉特模式”實質上無異于為富有的企業掠奪國家資源。企業幾乎免費獲得土地，享受接近零利率的巨額貸款和慷慨的稅收優惠，以及毫無阻礙的環境審批——這一切都由納稅人買單。印度報業托拉斯（PTI）報道，政府慷慨政策的主要利益輸送對象包括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埃薩鋼鐵（Essar Steel）和阿達尼電力（Adani Power）等大型企業。

這些備受青睞財團大多投資資本密集型項目，包括石油（古吉拉特增長最快的工業部門）、鋼鐵、化工和制藥。這些項目花費不菲，非常適合華麗的“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宣傳。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項目盡管提高了GDP，但幾乎沒有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同時還嚴重污染土地和河流，耗盡了古邦的地下水資源。

由于邦級預算優先考慮扶持大企業，自然擠壓了教育、醫療和其他福利服務的支出。正如芝加哥大學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所強調，古吉拉特邦的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在印度各邦中僅處于中等水平。而考慮到印度人類發展在全球總體落后，這一表現更顯不堪。她指出，在古吉拉特邦GDP高速增長的背景下，該邦人均預期壽命、女性識字率等關鍵指標上的表現“不僅僅是一般，而是糟糕透頂”。

然而，正是圍繞這一發展模式，印度知識界2014年大選前已達成某種共識。左派學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贊揚莫迪的果斷。右派經濟學家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則推崇莫迪促進“創業精神”。而著有《政府即惡》的古查蘭·達斯（Gurcharan Das）則預言——遺憾的是他毫無依據——莫迪未來每年有望創造800萬到1000萬個就業機會。前高盛高管、全球知名公共知識分子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則直接給出快評，稱他無法評判莫迪的宗派主義，但此人“在經濟方面表現出色”。

印度自由化改革，尤其是“古吉拉特模式”，之所以在精英階層中獲得如此高度的贊譽，源于一種毫無根據的信念，即“不平等促進增長”。這種信念為持續支持富人提供理論依據，聲稱繁榮會“涓滴”到社會的其他階層。盡管實測數據反復反駁打臉，但這種論點仍像僵尸般頑存。

反駁“不平等促進增長”觀點最有力的例證來自1935-1965年的美國。從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到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時期，美國推行了進步的社會民主政策。這30年間，高稅率、強大的工會以及向教育和醫療的資源傾斜是主導政策。結果，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不平等現象減少，繁榮廣泛傳播。

美國還展示了“不平等促進增長”的反向案例：不平等加劇導致增長放緩。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1981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總統后，美國逆轉了社會民主發展模式。美國降低了稅率，削弱了工會，侵蝕了國家引以為傲的教育成就，讓數百萬公民失去了起碼的公共衛生保障和醫療服務。不平等現象快速加劇，經濟增長放緩。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嘗試過“第三條道路”，即他帶有“人性面孔”的資本主義。精英階層繼續繁榮，但普通人的“人性面孔”卻模糊不清。

曼莫漢·辛格成為印度總理時，“第三條道路”已獲得了知識界的認可。他領導的UPA政府推行帶有“人性面孔”的資本主義，代表作就是通過《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MGNREGA），再配合一系列有利于富人和權貴的宏觀經濟及監管政策。印度政府的這種親富立場在“和平游行”事件中已暴露無疑。

二、當法律判決不再至高無上

2007年，社會學家南迪尼·桑達爾（Nandini Sundar）及其同事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裁定“和平游行”違憲。2011年7月的一項判決中，兩名最高法院法官尖銳批評印式發展戰略，他們援引印度國家計委的一份報告指出，原住民地區的暴力之所以持續不斷，是因為“主導”精英階層“攫取”了印度發展成果，而這種攫取“以犧牲窮人為代價”。

發展項目的利益不僅沒有向下“涓滴”，反而向上集中。法官們得出結論，涉事政府部門違反憲法關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生命尊嚴的基本原則，下令解散“和平游行”。然而，恰蒂斯加爾邦政府和中央政府無視這一判決。“和平游行”這個名字消失無蹤，但官方支持的私人民兵力量卻以新的名稱繼續服務商業利益。

這種情形類似于1832年美國總統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對最高法院判決的蔑視。據稱，杰克遜說：“既然是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作出判決，現在就讓他來執行吧。”

印度政府一貫無視最高法院命令，尤其是那些試圖切斷政治與商業利益勾連的判決。結果是，礦業公司和黑幫——兩者間的區別常常模糊不清——長期肆無忌憚的違反法院判決，特別是無視在拉賈斯坦邦阿拉瓦利丘陵（Aravalli hills）的采礦禁令和采沙禁令，而沙正是全印建筑熱急需的關鍵材料。

莫迪2014年當選總理后，他以古吉拉特時期的模式為藍本，將精英發展模式進一步肆無忌憚的個人化。他從艾哈邁達巴德飛往德里乘坐的是高塔姆·阿達尼提供的私人飛機——飛機右側印有印度國旗，左側則是阿達尼的企業標志。股市迅速捕捉到了這一重要信息，阿達尼旗下公司股價飆升，大幅超越更為廣譜的Sensex指數。

莫迪的舉動也暴露了他的權威沖動，這通常是精英驅動發展的伴生物——這就是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所稱的“果斷”（decisiveness）。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大選前曾直言：“莫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可能憑借強大的意志，繞過印度民主的一些制衡機制，從而引入中國發展模式所具備的果斷清晰，以此增長驅動。”

印度和國際精英對印度民主的贊美，與他們對其制度制衡和容忍多元利益表現出的不滿，形成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諷刺，但他們對此似乎并不自知。他們認為，權威主義政府“頭腦清醒”且“果斷”，因此能更有力推動經濟向更高目標邁進。

然而，統計分析并無“權威主義政府更善于交付良性經濟成果”的證據。烏干達的伊迪·阿明（Idi Amin）和扎伊爾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便是典型例子，他們都曾掠奪了自己的國家。精英們往往忽略這些案例，而只將目光投向東亞的成功。確實，東亞經濟體大多曾是威權政體，有些甚至現在依然是，并且它們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快速增長。但是，當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東亞會成為例外時，我們便陷入了一個新的難題。

三、東亞的難題

東亞奉行高壓統治的同時，實行了社會民主的經濟政策。他們往往強調優質的教育和醫療，并且促進性別平等。正如世界銀行1993年一份報告首次記錄的那樣，東亞經濟體在最具活力的發展階段還減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歷史學家將長期探討東亞如何將權威主義與社會民主政策結合在一起。而答案的關鍵在于教育，這也是社會民主的核心。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羅蘭·貝納布（Roland Benabou）所發現，人力資本的投資是一種雙重祝福——既促進增長，又通過增加弱勢群體的選擇機會來減少不平等。

印度和國際精英欽佩東亞的權威主義，卻忽視了其社會民主的內涵。他們癡迷于“印度正在崛起”（India on the move）的敘事，卻不愿承認印度經濟社會發展停滯源于人力資本質量低下。即使是號稱進步的泰米爾納德邦，也在這方面表現欠佳。非盈利組織“普拉薩姆”（Pratham）發布的《教育狀況年度報告》和印度全國教育研究與培訓委員會的政府調查揭示出一個眾所周知卻無人愿提的秘密：泰邦小學生學習績效極其低下。泰邦的優點在于維持了一個有效的公共衛生系統，這源于一場聚焦公共利益的草根社會運動。然而，在大眾教育領域卻未能形成類似的動員和倫理。泰邦在環境方面的表現更為糟糕，甚至未能建立起保護公共環境的集體倫理。

印度關于環境污染的思辨大多集中于糟糕至極的空氣質量問題，這種傾向背后的原因顯而易見。然而，更嚴重且終將帶來毀滅性后果的問題是全印水資源供應減少和質量惡化。幾十年來，科伊姆巴托（Coimbatore）和蒂魯普爾（Tiruppur）的工廠向諾亞爾河（Noyyal）排放洗滌劑和其他有毒化學物質。這導致河水洗滌劑濃度遠超正常范圍，出現泡沫翻涌的現象。

金奈的情況和印度所有大城市一樣，違章建筑侵占了湖泊、水庫等傳統水體，家庭污水和建筑廢棄物堵塞了河流和運河，這使得城市面對強降雨時極為脆弱，2015年的嚴重洪災就是例證。此外，非法采沙活動盡管偶然遭遇執法，卻仍然頑固如舊。采砂泛濫不僅使河床干涸，阻礙地下水自然補充，還破壞了農作物生產，還為印度最大有組織犯罪網絡提供資金。水資源保護集體失敗對貧困人口傷害最嚴重，因為富人和“關系戶”往往能夠逃避水資源短缺和污染帶來的不利后果。

環境退化成本分配不公平在泰邦的海岸侵蝕問題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該邦為發展港口和沿海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強行遷出當地漁民，卻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替代工作。這些以“發展”為名推進的項目，實質上剝奪了弱勢群體的生活和生計。

甚至在以健康和教育成就著稱的喀拉拉邦，集體倫理缺乏同樣也破壞了弱勢群體的生活和生機。喀邦的健康和教育成就得益于一系列歷史因素，包括開明的土邦王公、母系社會傳統，以及獨立后推崇社會民主價值的共產主義政府。然而，近期的經歷表明，喀拉拉邦的集體紐帶也正在瓦解。與泰邦類似，海岸侵蝕正迫使漁民社區內遷，遠離賴以為生的海洋資源。西高止山脈“開發”導致原始森林消失，并帶來毀滅性的山體滑坡，同時也剝奪了居民的傳統生計。如同印度其他地區，采沙活動也讓喀邦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喀邦“不平等發展模式”引以為傲的正面案例是維茲因賈姆港（Vizhinjam）。2015年8月，阿達尼港口（Adani Ports）與經濟特區私人有限公司（SEZ Pvt Ltd）作為唯一投標方，贏得了該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合同。作為甲方的喀邦國大黨政府還承諾為該項目提供三分之二的資本金支持。審計長和審計署在一份言辭嚴厲的報告中指出，這種收益分成安排將導致喀邦政府蒙受巨大損失，而阿達尼港口與經濟特區公司則獲得豐厚的回報。

更糟的是，當地企業、居民和環保人士曾警告稱，該項目會加速海岸侵蝕，并降低生物多樣性，而且迫使許多漁民失去生計。此外，來自科研界的意見認為，人類建造的屏障會干擾海水的自然流動，嚴重影響海灘的形成和破壞水生生態系統。然而，政府否認了這些指控。盡管印共（馬）領導人當時加入了反對聲浪，但在上臺執政后，這個自稱“進步力量”的政府依然支持該項目，無視環境問題，并鎮壓漁民抗議活動。

四、精英的脆弱平衡

印度當前這種不平等發展模式注定還將持續。政客們雖然口頭上宣揚包容和平等，但在教育、醫療、城市管理、公平高效的司法體系，以及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關鍵問題上卻缺乏兌現承諾的誠意，也沒有真正的解決方案。盡管印度已形成自身獨特的不平等發展模式，但全球主流意識形態仍在支持這種加劇不平等的政治模式。

在印度政治中，莫迪總理的表現與他在古吉拉特邦的執政模式如出一轍。高塔姆·阿達尼基團股價大跌，但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和最高法院對欺詐指控的調查進展緩慢。銀行家和投資者將印監管和司法信號解讀為他們對興登堡的指控不予理會，阿達尼集團公司的股價隨之反彈。隨后，監管機構反而指控興登堡“市場違規”，但此舉招致興登堡反指SEBI主席投資離岸基金，因此在阿達尼調查中存在利益沖突。在雙方不斷升級指責的同時，有一點明確：印度精英階層生活在一個與普通民眾截然不同的世界。

與此同時，阿達尼的煤礦項目在無視當地抗議和利用法律漏洞的情況下，繼續在脆弱的哈斯代奧森林（Hasdeo）中大規模伐木。拉邦和恰邦的國大黨政府對阿達尼在哈斯代奧的操作予以支持，延續了跨黨派支持的傳統。

穆克什·安巴尼同樣受益極大，特別是莫迪政府2022年俄烏沖突后無視西方國家對俄石油銷售和金融交易的制裁。安巴尼加大購買俄油力度，并且通過賈姆納加爾（Jamnagar）工廠的石化設施加工，再出口到無法直接進口俄油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7月，安巴尼為其子阿南特舉辦了一場耗資1.2億美元的奢華婚前派對，地點正是在賈姆納加爾。這場派對活動標志著安巴尼商業王朝的延續和政商之間的密切聯系：阿南特參加了莫迪第三次宣誓就職典禮，而莫迪也出席了阿南特的婚禮。在印度社會和政治中，權力、金錢和奢華已然交織在一起。

隨著印度富人愈加富裕，他們的集體責任感卻在減弱。對全民教育的持續忽視正體現出了這一點，而教育恰恰是實現發展的基本前提。學者普拉薩姆（Pratham）的疫后研究發現，印度學生的學業水平甚至從疫情前的低水平進一步下滑。

潰爛正在向印度高等教育蔓延。盡管印度因部分極為杰出的高教機構而聞名，但絕大多數學院和大學卻培養出大量學術能力不足，且難以雇傭的學生。始于阿拉哈巴德大學（Allahabad University）的“印度大學衰敗史”，已蔓延至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歷史學家穆庫爾·凱薩文（Mukul Kesavan）毫不客氣的指出：“德里大學被系統性破壞是精英階層脫離社會公眾典型案例。”印度精英已退出公共教育體系。凱薩文表示，印度精英將子女送往昂貴的國內私立學校或海外學校，因此對于印度教育衰敗漠不關心。這樣的結果是，即便是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也被迫背負數額巨大，且通常難以償還的留學貸款。這嚴重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精英階層分離或逃離現象在印度所有涉及公共資源的領域都廣泛存在。印度精英階層住在封閉式社區里，享有獨立的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他們在家中甚至汽車中配備空氣凈化器。他們在印度或國外的私立醫院接受昂貴的醫療服務，并雇傭高價律師游走于復雜的司法體系中，而數以百萬計的人卻在長期得不到公正裁決的情況下忍受司法拘押。

當然，正如凱薩文所承認的，這些“超級精英”只占印度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他們在設置政策優先級時卻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這些精英的聲音推動著降低稅收、放寬監管，以及勞動和土地市場改革，以方便更容易解雇工人和征用土地。同時，這些“超級精英”對印度教育體系或其他公共資源卻毫不關切。

就業問題上，兩組數據揭示了嚴峻的現實。2018年至2023年間，印度農業領域的勞動人口占比上升，這意味著如今印度農業從業者比2018年多出7000萬人。這是一種災難性的倒退：印度勞動力不斷涌向農業這個勞動生產率最低的部門，因為體面的工業和服務業崗位實在過于稀缺。盡管政府官員及其支持者急于強調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有所回升，但事實是，這一增幅幾乎全部來源于“無償家務勞動”的增長。

印度的技術人才常常為人稱道，但還得透過現象才能看到本質。印度勞動年齡人口超過10億，其中僅約6億人是真正的勞動力——即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而其余人甚至連找工作的意愿都沒有。在全球技術熱潮達到高峰的后疫情階段，印度IT行業僅雇傭了這6億勞動力中的約500萬人。然而，隨著IT熱潮退去和人工智能崛起，獲取技術崗位變得愈發困難——支持、維護和基礎編碼等IT行業的底層崗位正在逐步消失。如果印度真心渴望在高技能領域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就必須推動大規模的教育普及。

政策長期忽視公共產品和就業創造的情況自獨立以來的印度歷屆政府均未能扭轉，而如今則被一種新的政治均衡所支撐。在這種均衡下，政策傾向優先發展“可見項目”，這類項目既能讓精英階層受益，也能安撫其他群體。

這些“可見項目”包括道路、高架橋、港口以及數字化基礎設施項目等。與歷史上被證明與經濟增長緊密相關的教育不同，沒有統計或歷史證據表明基礎設施投資能顯著改善生活和生計。這些基礎設施項目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它們為政治家提供了在落成儀式上炫耀成就的機會，并營造出一種行動感，盡管其實際發展價值難以驗證。

其他“可見措施”包括補貼貧困群體和邊緣人群。這些補貼確實給數千萬印度人帶去短期救濟，包括廉價烹飪燃氣、免費廁所、補貼的糧食、電力和水等。然而，這種救濟不足以幫助人們擺脫脆弱狀態，也無法改變經濟收入和政治權力的不平等。

不幸的是，即便是那些理應深知其中問題的人，也常常誤導性的將補貼稱為“提升福利”。事實上，這種補貼充其量不過是阿司匹林，只能緩解疼痛，卻無法解決疼痛的根源。不同于教育和就業，補貼并不能幫助人們自立，而是主要服務于政治目的——能夠在表面上顯示關懷，但又回避了推動可持續改善生計和代際流動的艱難工作。

五、補貼發放、稅收征收，循環往復

中央和各邦政府通過補貼給予民眾的好處，又被其高度累退的稅收體系所抵消。雖然印度致力于成為現代化的先進國家，但其稅收占GDP的比例卻與其他腐敗且產權薄弱的經濟體相似——全國范圍內僅占GDP的10-12%，而在邦層面則額外占5 - 6%。但是，近三分之二的稅收來自間接稅，這意味著富人繳納的所得稅很少，企業繳納的實際公司稅率也很低。稅收負擔反而落在了無法逃避消費稅的廣大普通民眾身上。

更糟糕的是，印度幾乎沒有征收物業稅，而物業稅正是負擔城鎮和社區公共服務財政責任的核心形式。在追求平等的經濟體中，物業稅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教育和清潔、安全的社區環境。在印度，物業稅幾乎為零，也幾乎沒有關于提高物業稅的政治討論，這象征著印度精英對公共福利的輕蔑。

總之，國家和邦的有限稅收資源被用于可贏得政治贊譽的“可見”基礎設施和補貼，而幾乎沒有剩余用來投資對人們生活和向上流動至關重要的“不可見”產品和服務。這些“不可見”的產品和服務本質上是公共產品，即每個人都能受益，同時不會減少他人的收益。

教育和醫療體系、宜居城市、公平且高效的司法系統，以及環境保護，都是這些“不可見”公共產品的典型代表。它們之所以被稱為“不可見”，是因為其進展難以察覺，往往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才能達到顯著效果。而在這段漫長的“隱形”歲月中，需要幾代無名英雄的持續努力。相比之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可見”成就的支持者爭相在華麗的落成典禮上亮相，而那些至關重要的“不可見”成就卻很少得到應有的認可。

政策制定中的精英偏向，加上偏愛可見成果（包括實體和數字基礎設施及補貼），構成了一種政治均衡。這種均衡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選民已對缺乏公共物品和就業機會習以為常。選民已意識到，政治家永遠不會在發展的核心問題上有所作為，因此還不如盡量多拿些補貼。2024年大選將這種政治平衡展現得淋漓盡致。各政黨競相提出了夸張的補貼承諾，卻對如何促進公共福祉和創造就業輕描淡寫。原因很簡單，沒有一個政黨制定了推進這些事業的政策方案。創造就業和改善公共福祉很難，而政客們更傾向于空談。在這種情況下，沒人有動力改變這一體系。

印度的這種政治均衡與全球精英青睞的政策意識形態完高度契合。這一意識形態始于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并在美國總統里根執政時期扎根。1993年歐盟成立后，歐洲國家從社會民主傳統轉向青睞精英的政策，這一意識形態也就達到了巔峰。

自此，這種意識形態占據全球主導地位，即使美國民主黨總統曾試圖削弱它，也未能撼動其根基。特朗普上臺更是將這一趨勢推向高潮。他毫不掩飾地為精英階層謀取利益，推行慷慨的減稅政策，并削弱了環境保護和其他限制資本主義掠奪的法規。

盡管美國常被視為經濟成功的典范，但其未來籠罩著陰云。該國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其在教育方面的輝煌遺產，正逐漸衰退。如今，美國學校紛紛關閉，教師被解雇，學生缺勤問題愈發嚴重——但美國政界對重振教育卻毫無興趣。

美國社會集體倫理的崩塌將喬·拜登（Joseph Biden）推上美國總統之位。他試圖通過政策調整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其對工會的支持正體現出這一轉變。

六、集體倫理的崩潰

美國未來局勢走向將對全球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然而，政治黨派對立和立法僵局限制了拜登政府的改革進程，同時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削弱了國家監管能力，破壞了工作場所安全和環境保護等諸多保障。

盡管如此，美國人并未放棄對更具包容性政治體制的希望。在提名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為總統候選人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教育、醫療、住房和體面就業成為核心主題。正如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所言，這些共同目標愿景不僅僅是“政策或方案”，更是“對一個團結協作、相互關照的美國的渴望”。

然而，這種渴望遭遇了挫折——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這一結果揭示了建立集體意識的艱難，并預示著美國乃至全球可能面臨的困境。時間將證明，這種渴望能否凝聚成一個政治和經濟計劃。對于印度而言，不幸的是，如果這種渴望未能在印度社會和政治生根發芽，即便是再聰明的政策和計劃也將被扭曲和利用，最終為富人和權勢階層服務。

“精英偏好”將繼續主導印度的政策走向。這一點在莫迪第三次宣誓就任總理的儀式上得到了充分體現——穆克什·安巴尼及其兒子阿南特與高塔姆·阿達尼及其妻子一同出席。富人將繼續脫離公共利益，而政治家的主要任務則是用空洞的安慰劑式政策口號來替代真正的公共服務和就業機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多的印度人將不得不忍受劣質的教育和醫療，在效率低下的司法系統中倍受折磨，在不宜居住的城市中艱難生活，并因空氣和水污染而早逝。氣候變化帶來頻繁的持續高溫、極端降雨、海岸侵蝕和冰川融化，將加劇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的困境。

印度統治精英不安的意識到，他們無限繁榮的華麗口號與數億人真實生活之間的結構性鴻溝正在不斷擴大。因此，為了避免邊緣化群體被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進而威脅精英階層的核心利益，他們不得不提供更多且持續時間更長的補貼。

歷史表明，虛假的修辭結構可以暫時支撐起表現不佳且不公平的體制，如里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然而，斯大林主義最終以失敗告終，而里根主義的全球性裂縫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法國大選中的表現，都已變得顯而易見。在印度周邊，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的民眾抗議推翻政府事件則為印度敲響了警鐘。

對印度而言，未來可能有兩種結果。一種正如《薄伽梵歌》中所承諾的那樣，神祇的化身將奇跡般恢復政治中的“達摩”（dharma），喚起對全體公共利益的集體責任感。另一種是，失業和機會匱乏的壓力使得社會革命最終爆發。然而，在這兩種可能性中，只有一種似乎真正可行。

作者簡介：阿紹卡·莫迪（Ashoka Mody），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印裔美國經濟學家，曾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著有《破產印度》（India is Broken）一書。

本文編譯自Frontline網站2024年11月9日文章，原標題為

The great inequality myth that rules India，

本期編輯：余佳軒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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