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廣州有一座“富礦”，只待“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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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廣州擁有全國乃至全球最多的專業市場，涵蓋多個工業大類。然而，大量專業市場和支撐其有效運轉的產業鏈彌散化深度嵌入廣州這一單一超大城市，對于城市和專業市場的發展而言有什么樣的積極作用？又會給城市和專業市場的治理帶來何種挑戰？以及，如何應對？這些是廣州這座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

IPP副研究員李婷在相關調研后撰文指出，廣州城市發展與專業市場相互成就：改革開放后承接全球產業轉移，“三來一補”企業落地推動城市擴張；金融危機后，依托專業市場優勢，承接其他城市產業轉移，專業市場及配套城中村從核心區向周邊擴散，形成大眾參與的城市化模式。然而，專業市場也給城市運營帶來挑戰，如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帶來的治理壓力、治理壓力和收益不均衡、治理體系碎片化等。當下，專業市場對中小經營者渡過危機意義重大，政府應給予信心推動產業升級，優化治理體系。

李婷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底線思維”。

專業市場是指服務于某一產業的原材料、零配件或者成品集中批發的市場。廣州擁有全國甚至全球最多的專業市場。

《廣州藍皮書：廣州國際商貿中心發展報告（2024）》的統計顯示，廣州市共有510家專業市場，總面積達九百多萬平方米，涵蓋41個工業大類中的35個。高峰時期專業批發市場的數量為874個（含20個批發市場群)，占地2297公頃，建筑面積為1887萬平方米。其中，日用工業品專業批發市場574個，占市場總量的65.7%。

可以說，廣州是一個在專業市場基礎上逐漸建立和發展的城市。因此呈現的另一面是，專業市場彌散式的分布在包括城市核心區的各個角落。據統計，85%的專業市場分布在荔灣、越秀、白云、天河和海珠區，且55%的專業市場位于內環線以內。其中，中心城區專業市場群達到18個，擁有的專業市場數量占全市總數的93.4%。

廣州專業市場分布圖。圖源：作者供圖

廣州專業市場的一個特點是在城市內部實現了全產業鏈發展。最典型的是服裝產業。

廣州擁有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成衣批發市場，擁有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面輔料批發市場。同時廣州還擁有大量制衣企業，不少也分布在城市核心區的城中村。不僅如此，不同環節分布在城市內的不同區域。面輔料市場主要分布在海珠區，成品服裝則分布在在越秀、天河、荔灣等區。

制造業也根據生產模式不同分布在不同區域，服務國內市場的小單快反模式主要分布在海珠區，服務跨境電商的小單快返模式分布在番禺，還有很多規模化的計劃單分布在白云和番禺等地。其他產業如鞋業也是如此，鞋材和部分成品鞋市場在越秀，部分在荔灣、海珠，而制造環節則分布在白云。

圖源：作者拍攝

整體上，數量眾多的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鏈彌散化地鑲嵌在廣州這座超大城市內部，不同專業市場和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的人、財、物的頻繁流動，深刻影響著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影響著生產和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

這一點與很多城市的專業市場存在差異。就拿杭州來說，杭州的城市面積是廣州的兩倍多，但專業市場的數量卻差不多只有廣州的一半。中心城區以小規模市場為主，而且供應鏈依賴跨城協作，而不是同城協作。

大量專業市場和支撐其有效運轉的產業鏈彌散化深度嵌入廣州這一單一超大城市，對于城市和專業市場的發展而言有什么樣的積極作用，又會給城市和專業市場的治理帶來何種挑戰，如何應對，這可以說是廣州這座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

廣州一直在嘗試解答這一問題，但是似乎還沒有找到理想的答案。

一、專業市場與超大城市的相互成就

廣州這座城市的發展，幾乎是和專業市場共同成長起來的。關鍵的交通建設是專業市場建立的起點，而服裝批發市場是推動城市快速發展的第一動力。

1980年，高第街辦起了全國第一個經營服裝的個體戶集貿市場，1987年左右成為了全國服裝批發中心。

1993年，廣州甚至全國最大的室內服裝專業批發市場——白馬大廈建立，大量人財物在這里積聚。

不僅國內各地的很多批發商會來廣州采購，依托廣交會，流花商圈還成為全國最早專注外貿出口服裝的批發市場集群之一，貨品遠銷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鼎盛時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服裝商圈之一。

來自全國各地大量農民工和下海經商的人紛紛來這里尋找機會，各國外商來這里采購，流花商圈成為當時全國城市中人氣最旺的區域之一。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幾乎同一時間，憑借郊區的墟市和交通區位優勢，天河的沙河、荔灣的十三行服裝批發市場，海珠海印橋附近的布料市場，康樂布匹市場逐漸發展起來。除了服裝以外，農產品，文具文玩、鞋業、家用電器等市場快速發展，推動著城市快速擴張。

廣州國際輕紡城。 圖源：作者拍攝

1、三來一補時期：全球產業轉移推動

和全國其他省份不同的是，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廣東主要是珠三角率先開始承接全球產業大轉移。廣州城市發展的一股巨大推動力是大量“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的快速落地生根。

在縣鎮村社和個人的共同努力下，村社整合土地進行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個體建設宅基地為產業發展提供生活配套等，縣鎮兩級進行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即使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企業也能夠得以快速落地并形成規模效應。

一般而言，三來一補企業的落地往往會和本地的產業基因有一定的關聯。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海珠是三來一補企業落地的首選地，一方面是因為交通便利（早期有碼頭，1988年海印橋通車后，打通了越秀區二沙頭與海珠區東曉路，兩地的人財物流動更加便利）；一方面是轄內的紡織街已形成廣州早期的紡織產業集群。

三來一補企業的大量進入，擴大了既有的面料銷售的需求，促進了康樂布匹市場的形成，而市場的形成，又反向促進了大量企業的落地，包括面輔料制造企業和服裝制造企業。這一區域與其他成品專業市場包括沙河和十三行等形成緊密聯動。

因此，在三來一補企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成品專業市場-成品制造企業-面輔料制造-面輔料專業市場”相互促進，進一步促成了快速的城市擴張。

鞋業也是如此，在廣州也同樣形成了成品鞋批發-成品鞋制造-鞋材制造-鞋材市場相互促進和強化產業格局。這一過程持續到2008年，且2005年是頂峰時期。這也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本動力機制：專業市場及解決專業市場從業者生產，生活需求的城中村彼此嵌套、緊密聯動，推動了城市的新一輪擴張，也塑造了城市核心區的基本空間樣態。

由于專業市場和制造業產業集群的空間需求不同，因此往往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區域，甚至不同城市。還是以紡織服裝為例，專業市場分布在城市核心區域，服務于市場測試的“小單快返”的成衣制造集群則因為時效性要求高分布在專業市場周邊城中村，而大規模訂單對市場距離要求相對較低，因此分布在郊區的城中村。面輔料制造企業則因為污染、占地面積大等分布在更遠的城中村或者相對遠離城市的專業產業園中。

處在制衣村內的手工作坊。圖源：作者拍攝

2、金融危機以后：專業市場發展主導的新一輪造城運動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性的新一輪產業轉移出現，主要是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國。我國也開啟了更加自主的城市化機制。這一時期，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使房地產和招商引資成為了城市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廣州的局面不同，一方面，依托三來一補時期積淀的優勢，尤其是以專業市場為核心的產業集群的優勢，廣州從全國城市化和國內市場快速崛起中受益。

廣州既有的產業基礎催生出了強大的研發和制造能力，最大體量的服裝等產品在廣州陳列和集聚。城市之間的交通快速建設，到廣州進行批發越來越便捷，因此，原本在其他城市從事一級批發的人開始進入廣州的各大專業市場，催生了廣州新一輪的專業市場建設和發展。

在十三行和沙河，2008年以后就有大量來自溫州、武漢等地的批發商來到廣州。專業市場的火爆，進一步反哺到各個環節。除了不適合在城市生產的面料輔料、大規模成品訂單以外，其他各個環節也在城市內離專業市場不遠的各個城中村快速發展。

圖源：作者拍攝

部分轉移到周邊的城市，但是很大一部分都轉移到了廣州、佛山等產業集群比較成熟的地帶。畢竟，依托相對成熟產業集群，小微企業和商戶才能夠依托規模效應渡過這一沖擊，比到一個沒有產業基礎的地方再造一個生態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廣州的城中村改造推進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廣州對這些所謂低端產業的包容性。而廣州城中村改造難推進，不僅是因為實行市場化的模式（非政府主導的模式），更源于此前發展奠定的城市基因。

大部分城中村都成為了各個專業市場的配套或者組成部分，從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中受益，因此空間價值極高，未來的收益預期也很高。

在不少城中村，廠房的租金收入甚至和一般的寫字樓差不多。少數城中村的改造代價極高，比如聞名全國的獵德村，進一步加大了后續城中村改造的難度。因此只有改造后價值極高、政府大力推動的極少數城中村成功完成了改造，比如琶洲村、獵德村等。但這并不足以改變專業市場和城中村林立的城市基本界面。不僅如此，在新一輪的產業積聚推動下，專業市場及支撐其運轉的產業集群，進一步推動了城市擴張，專業市場和配套的城中村，從城市核心區逐漸向周邊擴散。

雖然廣州因此錯過了房地產發展的高峰期，但是卻避免了以下問題：因為舊改或者棚戶區改造的大力、過度推動，很多城市核心區的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因此傷了元氣，最終導致城市傷了元氣的情況普遍存在。

在廣州或者佛山等地，會遇到不少從溫州來廣州、佛山做生意的人，這不僅僅是因為溫州人遍地做生意，廣州作為一級批發市場，很長一段時間在全國都占據優勢地位，也與溫州棚戶區改造將大量專業市場清退但是并沒有推進有序產業轉移有一定的關系[1]。

圖源：作者拍攝

3、一種大眾參與的城市化模式

與大部分城市通過政府造城來推動城市界面更新和城市擴張不同，廣州基本延續了此前的城市建設和發展模式。這種城市建設和發展模式的典型特點是市場、社會的參與具有主導性。

涉及兩方面主體：一方是空間供給、運營主體，既包括專業市場的建設和運營方，也包括城中村的村集體、村民和在城中村賣地建房的外地人；另一方是產業經營主體，主要是無數進城務工經商的一代代農民。

雖然廣州在城市界面上看起來缺少規劃感，不夠規整，甚至有些混亂，但卻是無數市場主體和社會大眾根據專業市場、產業發展需求用腳投票、漸進供給的結果。政府的介入主要體現在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如主要道路和重要交通樞紐，因為大部分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的發展，都生長于主干道沿線和特定交通節點上。

集中力量打造中心重點商圈和城市地標等，保證城市除了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以外，還有其他滿足不同層次人民消費需求的建筑景觀。由此構成了城市的基本秩序，不那么美觀，但是足夠豐富、有機且充滿活力，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同發揮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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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政府主導的看起來規整的城市化模式不同。

在舊改和棚戶區改造的推動下，為了能夠覆蓋城市改造的成本，獲得更多的土地財政，因此大部分改造后的空間供給普遍趨向于服務高新產業、房地產發展，結果造成了城市空間的同質化。

最典型的表現是房地產和產業園的供給過剩，城市內部的傳統產業空間供給不足，傳統產業集群無法從城市發展中受益，甚至因為城市發展而不得不高成本的東山再起，分散發展而喪失競爭力，轉移到國外或者消失。

問題是，成熟的傳統產業，大多數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作為永不落幕的產業，他們成長為以專業市場為龍頭的產業集群，是大部分城市穩態發展的關鍵。相比之下，房地產往往不可持續。那些所謂戰略性新興產業，因為知識和技術密集的屬性，產業集中度高，從業主體有限，因此只能夠支撐少部分高新人才集聚的頭部、頂流城市的頂流區域發展，或者說只能夠在一些城市有序運轉過程中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作為超大的一線城市廣州，也是如此。

與很多城市核心區面臨產業空心化和過度紳士化不同，正是因為有專業市場和相關產業集群的支撐，廣州這座超大的一線城市的核心區對普通大眾依然保持著開放性和包容性。數不清的家庭在廣州這座城市獲得了發展機會，實現了階層躍升。這些家庭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在廣州買房安家，成為了推動廣州房地產等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廣州大部分商圈都需要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提供基礎人氣和流量，需要靠他們的消費力來托舉。

僅僅以服裝為例，100多個專業市場，相關聯的從業人員超百萬。從目前廣州專業市場的數量來看，它至少孕育了40萬至50萬中小微企業（包括個體戶），直接或間接解決數百萬就業。僅僅以幾個城中村的人口數量就可以窺見一斑，中大紡織商圈內部的康鷺片區，高峰時期1.1平方公里內有將近15萬人，電商村大源村以服裝和化妝品等電商為主，高峰期

有25萬到30萬人生活于其中。

這些人中，不少人白手起家，最后在廣州落戶安家，他們的吃穿住行幾乎都在廣州發生。無論是沙河還是中大紡織商圈，年收入上百萬的老板大有人在。有專業市場的老板保守估計，廣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是專業市場和辦工廠的老板們買的。

我認識的一個老板，在泰康路的小商品市場做圍巾批發生意，在批發市場中屬于中等規模的商戶，在廣州擁有四套房，從金沙洲到廣鋼新城，再到北京路，都買了房子，這樣的老板不在少數。還有很多房子是城中村的村民買的，比如康鷺片區的城中村村民，平均一戶有2套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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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市場給城市運營帶來的挑戰

總的來說，以城市核心區為中心，在市場和社會大眾充分參與的情況下，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式地嵌入在整個城市的各個角落，使廣州成為了一個產城融合程度極深的城市，是廣州這座城市充滿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但也給城市治理帶來不少挑戰。

1、在城市核心區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這種治理挑戰的產生，與專業市場的運轉模式、產業屬性有很大的關聯。線下交易達成，實物流通配套，再加上中小商戶主導的模式決定大部分專業市場都是具有勞動力密集屬性的，需要大量人力覆蓋全鏈條服務。大部分專業市場以批發非標準化的輕工業品為主，這類產品的加工制造以勞動力密集為主要特點。

服裝尤其典型，在靠近專業市場的生產以小批量快速生產成為主流的情況下，勞動力的投入及其靈活配置成為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此產業轉型過程中其勞動力密集屬性反而因此增強。

廣州當下產業競爭力的核心便是依托專業市場和小單快反能力。這種小單快反能力不僅僅能夠適應個性化的大眾需求，還能夠回應定制化、精品化的中高端需求。廣州的鞋業具有競爭力，一個核心的原因便是周邊有大量具有精品制造和小單快反能力家庭作坊和小微工廠。

對于生產空間而言，生產地點并不重要，關鍵是要離原材料專業市場不遠，這樣便于客戶和工廠進行一站式采購，及時獲取最多元、最前沿的面輔料；同時離成品市場也不能遠，如此小微工廠便無需擔憂銷路，只要生產做好，就會有人買單。在生產端，關鍵在于有一批長期從事該行業的產業工人，他們的快速生產能力和經驗積累，對大眾化和中高端產品生產都至關重要。而城中村這樣的低成本空間，反而能讓企業將更多資源投入到人力激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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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人財物的流動，給城市核心區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治理負擔。

首當其沖的交通壓力，包括主干道上定時的塞車，也包括專業市場內部的電動車管理，停車問題也十分讓人頭疼。

其次是治安問題。在我們調研的一個分布著眾多專業市場和城中村的核心區街道，4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流動人口有30多萬，有些區域一平方公里的流動個人口達到10多萬，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區域。80天時間接到的110警情有6300多宗，而該派出所只有80多個人。這還不包括日常巡查過程中發現的警情，每天有100宗左右。

城市管理同樣繁重。垃圾處理就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這些區域往往是重點領域。2024年6月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設施處理原生垃圾總量71.66萬噸（日均23885噸）[2]，每平方公里為3.21噸，而在該街道，日均清理345噸，每平方公里日均垃圾量為86.25 噸，遠高于平均水平，每天有600多個環衛工人在4平方公里的路面上作業。

消防安全的壓力也不小，高峰期火警警情每年有100多起。在合規治理要求越來越高的背景下，這些區域的政府治理壓力要比很多相對“簡單”和“正規化”的區域大得多。

這一區域還是各部門重點關注的區域，進一步增加了治理負擔。與普通商鋪相比，專業市場被施加更嚴格的監管要求。同樣的消防安全標準，馬路邊商鋪巡查寬松，專業市場則被高頻檢查。辦理營業執照，專業市場也需額外提供專業市場許可證，而零售行業無需此類資質。

大量的市場主體積聚，給部門監管和執法帶了便利性，因此很多部門優先選擇對專業市場“掃樓掃園”式執法，既易出業績又降低執法成本，卻忽視了這不僅會增加專業市場的額外負擔，也會影響招商環境。專業市場運營方強調，一些外商介意頻繁在市場中見到穿制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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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理壓力和收益的不均衡

問題是，在密集的治理壓力下，特定區域政府能夠汲取的財政資源卻十分有限。一個核心的原因是，產業具有非正規性和不納統的屬性。不僅是從事小規模生產的家庭作坊，也包括在專業市場從事批發的商戶。

在專業市場，服務于小單快反的小筆交易，往往發生在沒有進行工商登記的小工廠和小商戶之間，而比較大筆的開票交易則發生在規模較大的工廠和大客戶之間，這些可能會產生納入統計的數據和稅收，但這些大型的工廠往往分布在城市的非核心區甚至是其他城市、其他省份，稅收也因此體現在其他區域，而不是核心區。

最典型的是面輔料專業市場，中大紡織商圈的交易流量多到超乎大多數人的想象，但是其中在海珠區進行工商登記的四上企業非常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有工廠和研發能力的批發商老板，他們的工廠要么在佛山的張槎，要么在浙江的柯橋。而這些工廠以資本和技術密集為導向，規模較大，正規化程度高，稅收貢獻也更大。

以紡織重鎮佛山西樵鎮為例，該鎮有紡織生產性企業840多家，166家規上紡織企業，53家紡織高新技術企業。2023年，規上紡織業總產值115.91億元，稅收貢獻超過3億元。而某紡織專業市場所在的街道，雖然有3萬多個市場主體，但是四上企業只有300多家，稅收貢獻只有1個億左右。周邊的城中村有幾千家工廠和家庭作坊，基本上沒有規上企業。而每年該街道的治理投入達到2個多億，需要區級從其他區域統籌資金來覆蓋治理成本。因此投入到推動產業升級方面的資源是有限的。

從收益層面看，對于廣州而言，另一個問題是，品牌孵化之后就離開專業市場，為別的地區作嫁衣的情況十分普遍。百麗最為典型，百麗是在廣州的鞋材和成品鞋市場及其背后的精品制造體系支撐下成長起來的，但最后總部設在了深圳，幾十億的營收，稅收貢獻也主要發生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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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理體系的碎片化

更關鍵的問題是，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在城市不同區域，其有序發展建立在不同區域聯動協同基礎上，但是整個城市治理體系卻呈現出高度碎片化的狀態。

問題在于，過于強調屬地責任。鎮街的治理責任在不斷被壓實。問題是不同區域的治理負擔存在差異，治理要求和資源的配置卻呈現出相對均質化的狀態。

以安全生產為例，在同樣都是一票否決的壓力下，專業市場和城中村集聚區所在街道往往承受著更大的治理壓力，不少工作都是按照數量進行排名通報，但是街道人員編制卻差異不大。某個以城市社區為主的城市街道，面積1.1平方公里，戶籍和流動人口都只有1萬人左右，但是有行政編30多人，行政執法編制15人，事業編30名，編外人員110人左右。

而某專業市場和城中村集聚區所在的街道，面積4平方公里，戶籍6.56萬，流動人口超過15萬，體制內人員配置基本一樣，行政編33名，行政執法編34 名，事業編39名。雖然編外人員有600多人，但是與工作體量高度不匹配。

自上而下對鎮街在經濟指標增長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以街道為基本經濟發展單位，與整個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分布在城市不同區域之間形成張力。

極端的情況下，城市街道作為基本的管理單元，很多時候是小于專業市場所在區域的。在廣州，單一專業市場（群）跨幾個街道甚至跨幾個區的情況都存在。上級政府要求街道在推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全行業增長，不僅造成工作重復，還激活了街道之間的區域競爭，沖擊街道協同服務轄區內專業市場運轉的工作機制。有干部反映，原來和兄弟街道之間經常進行經驗交流，但是現在街道經濟指標增長和招商壓力大，而且兩個街道的產業同質化程度高，為了避免抄作業影響排名，大家都減少交流了。

分布在不同區域的專業市場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同質化的產業基礎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競爭關系，不同區之間更談不上圍繞同類產業進行協同治理，現實中往往是各自采取差異化的產業升級定位以避免同質化，服務于專業市場轉型升級的空間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等也呈現出高度分割的狀態。

從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看，不同環節分布在不同區，要實現協同治理更加難上加難，制造業集群相比專業市場更加不受地方政府待見，因此更加容易被改造，最后卻可能導致包括專業市場在內的整個專業市場的競爭力受到影響。

結合當前專業市場發展方向來看，與制造集群緊密聯動是當前各個區域專業市場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此，與此前一個階段專業市場向廣州集中，逐漸遠離制造集群不同，近些年出現的趨勢是專業市場向制造帶回流的情況十分普遍。如果空間改造過程中將制造帶驅離，最后可能會觸及整個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的核心競爭力。而這種屬地責任驅動下的治理體系，可能會傷及專業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此外，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是一個系統的治理工程，基本上和所有的城市治理部門相關，但是每個部門的目標設置都是從自身的部門利益出發，對于需要系統治理的專業市場而言，沖擊很大。

規劃往往從理想的城市空間打造出發，不論核心區現狀是什么，大部分的規劃方向都是商住等，基本不可能有工業，因此現存的工業空間即使有合理需求也不能夠改造，也不能夠從專業市場發展需求出發建設新的工業空間。

很多專業市場和相關聯的城中村是在城市土地管理不完善的階段，再加上社會和市場主體的廣泛參與，利益過于密集等原因，產權存在“不違規”和“瑕疵”是一種常態。如果部門僅僅從違建管理的角度出發，就會導致專業市場和配套的城中村空間就地、不改變基本格局且低成本完成改造面臨無法逾越的制度障礙。安全生產相關的各個部門都是從自身部門的角度出發，基本不考慮產業發展需求和問題分布不均衡的現實情況。

城市更新的相關部門傾向于從空間改造成本和收益覆蓋或者再造城市景觀的角度出發，專業市場這類高價值空間改造后要覆蓋成本就只能夠將改造方向定位為更加高端的商住，專業市場就地轉型需求難以被考慮，而如果不就地轉型，專業市場就要面臨從原有的產業生態中被分割出來，因此很難存活。

相對作為“弱勢”部門的工信和商務局雖然更加關心產業發展，但是卻因為在要素配置上沒有話語權而難以發揮積極作用。在部門設置發展目標時，也通常傾向于采取一般化的手段，如工信部門傾向于推動小升規，忽略了產業轉型和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不僅不擴大規模反倒傾向于壓縮規模的現實。

農業農村部門主要針對集體經濟增長提出要求，但是卻忽視了產業發展和租金的協同起落規律。

雖然治理碎片化在各地城市治理中普遍存在，但是因為廣州大量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化的分布在城市各個角落，對城市的統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治理碎片化的負面影響。

結果便是，廣州推動專業市場轉型升級的效果并不理想，治理效果不理想，對待專業市場的態度也十分模糊，讓企業缺乏長期投入的信心。因為專業市場的運營是一個重資本的游戲，即使改造升級，也要踐行“三七原則”，三分試錯，七分穩定基本盤，通過持續投入，漸進完成改造，探索適配的改造升級路徑，因此需要有較強的信心和穩定預期做支撐。

三、廣州應該如何對待專業市場

在當下，這一具有包容性、開放性且機會眾多的城市，成為了大量遭遇沖擊的小微企業找尋機會的落腳地。

我們在廣州鞋業專業市場調研發現，不少工廠主從莆田來到廣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莆田的制造業產業集群，因為國際形勢尤其是關稅政策的不斷波動而遭遇沖擊，除了少數頭部企業跟著品牌成功出海以外，大量小微企業面臨只有產能沒有銷路的問題。事實上，即使出海的企業也因為關稅政策波動處于一種要么拼命趕貨，要么無活可干的尷尬境地。

對于小微企業而言，無論是跨境電商還是企業出海，都面臨巨大的風險，一些相對較為成熟、安全的市場已經出現內卷，一些不成熟、不安全的市場則可能會面臨生命危險。跨境電商或許是一個出入，但是作為70后和80后，很多工廠老板長期從事生產經營，目前的學習能力也十分有限了。從生產跨到銷售，如果再跨到電子商務，風險過高，跨域知識的學習難度也過大。

品牌化這種重資本的游戲，必然不適合大部分中小企業家。因此，依托線下專業市場，拿自己的貨，組一點別人的貨，從一個極小的隔間開始經營，可以通過和周邊的商戶學習，從專業市場的集群效益中受益，探索新的發展機會。對于大多數中小企業家而言，這種跨域的轉型更加可控。

結合當前國際形勢劇烈波動，整體經濟下行的形勢，像莆田這類遭遇沖擊的產業集群不少，他們需要找到新的渠道，蟄伏并且學習，讓自己的生產和經營能力得以基本延續，同時為未來可能的機會做好準備。他們也必須找到新的機會，因為上有老下有小，背著房貸的他們沒有退路。

而專業市場，對于大部分資金實力和知識能力并不十分出眾，主要依靠產業集群的中小經營者而言，無論是發展，還是渡過危機，都是一個相對較為理想的場所。

事實上，當前依托專業市場和小單快反制造能力，讓在廣州的諸多經營者得以壓縮規模，保持靈活性，同時也能夠適應日趨強調個性化的市場需要。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下，國外的采購需求包括不斷小單化和個性化的采購需求，制造了新的機會，讓更多中小經營主體有了渡過危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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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位于核心區的專業市場和城中村互相依存，其典型特點是機會多且生活成本低，也是廣州在經濟下行背景下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原因。對于普通的打工人，這一點尤其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這些專業市場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城中村的存在，讓普通大眾有了應對經濟沖擊的緩沖空間，讓廣州這座超大城市具有了韌性，讓中國經濟具有了韌性。

因此，政府給予專業市場經營者以穩定經營的信心，推動他們自主進行產業升級，更加積極參與到城市更新和發展中，為中國應對經濟發展的波動和沖擊，迎難而上提升產業競爭力做貢獻。

在產業升級路徑上，依托廣交會、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支撐下的小單快反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商來中國的專業市場采購，實現新一輪的產業帶（在地）出海。這有可能會一舉多得，將產業帶保留在中國，同時破解產業內卷，為諸多迷茫的中小經營者提供風險可控的轉型路徑，為諸多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普通人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市場采購出口貿易試點這類政策為專業市場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

在治理體系優化方面，應從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式地嵌入城市這一事實出發，重構整個城市治理體系。首先要強化省市的統籌，從專業市場及其所在產業鏈一體化發展出發，建立跨域聯合的產業治理共同體，成立產業鏈基金，用于支持產業升級和重點片區治理。其次，從專業市場和城市系統治理出發，重新界定各部門的職能和權力行使規則。再次，要弱化屬地的發展責任，根據屬地治理事務的分布情況來對治理資源進行統籌性的分配。

★本文作者：李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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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溫寧：《溫州專業市場衰落的歷史遺憾》，https://mp.weixin.qq.com/s/grLp8QSJeQa4ac3sgAFLaQ。

[2]廣州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2024年6月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處理量》，https://cg.gz.gov.cn/zwgk/sjfb/sjjd/content/mpost_9757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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