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鎮：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 | 法學202511

【作者】 郭春鎮（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法學》2025年第11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新興領域是新興事物產生、發展、變遷的時空場域，新興領域立法是新興領域治理的法治化表達。相較于其他領域立法，新興領域立法在內容、功能、視野等維度具有顯著的獨特性，探索其底層邏輯有助于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把握新興領域立法的元點，縱深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兼具立法的普遍性與時代性雙重特征，呈現“一總二分”的遞進式結構。“一總”強調新興領域立法在總體上應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價值指引；“二分”強調新興領域立法須統籌好國內與國際的要素關系：在國內層面堅守以新發展為導向的義利平衡，在國際層面構建以新疆域為引領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推進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構建橫向類型化、縱向層次化的交織浸入式體系，遵循整全性科學化、民主性專業化的立法思維與實踐方法。

關鍵詞：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權利本位；義利平衡；全球治理

目次 一、作為元點的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 二、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 三、以新發展為導向的義利權衡 四、以新疆域為引領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五、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的系統推進 六、結語

隨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深入，以法治方式助推新興領域發展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關注重點。《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未來五年我國立法機關應加強新興領域立法工作，推進新興領域治理規則的制定。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加強新興領域立法作為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任務，強調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新興領域立法以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凸顯的、亟須解決的問題為主要任務，體現立法事項具有的戰略性、時代性、科技性、國際性等特點。新興領域立法是新時代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重要途徑，是法學理論工作者必須關注的重點內容，其直接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完善。當前，新興領域的迅速發展已引發一系列負面溢出效應，如智能互聯網的崛起給法學理論、法律制度和司法體系帶來了極大沖擊和“破窗性”挑戰，加快推進新興領域的立法工作勢在必行。就新興領域立法的策略、思路與原則而言，有學者建議，新興領域立法既要尊重我國“多元混合社會秩序結構”，又要根據實踐經驗的成熟度、立法的需求度進行類型化立法，發揮立法對新興領域發展的引領、推動、規范和保障作用，更要注重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特別是特定群體的基本權利，以人民民主為價值取向，使人民群眾的意見被尊重、人民群眾的訴求被傾聽、人民群眾的智慧被吸納。在民主立法之外，重視依法立法和科學立法，以合法性、合理性和合邏輯性為標準設計和檢驗不同類型的新興領域立法。這些研究基于不同視角、運用不同方法對新興領域立法提出建設性意見，具有啟發性、創新性和開拓性。但現有研究大多圍繞新興領域立法的具體實踐展開，尚未從整體層面對其加以考察。新興領域立法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工程，需要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以整全性視角梳理黨和國家的政策、文件與制度對新興領域立法的期待與要求，進而明確新興領域立法應當遵循的核心價值理念。

一

作為元點的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

（一）從新興領域到新興領域立法

新興領域是新興事物產生、發展、變遷的時空場域，最初指代“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新興領域”的發展。2016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首次概括了“新興領域”的大致內容，包括網絡、極地、深海、外空等領域，使“新興領域”的內涵突破了原有的技術和產業范疇。其后，習近平總書記陸續在軍民融合、知識產權保護、黨的組織工作、人大制度建設等專題工作會議上談及“新興領域”，使“新興領域”涵蓋的范圍愈加廣闊，包括但不限于海洋、極地、網絡、外空、核安全、反腐敗、氣候變化等領域。

可以發現，新興領域是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技術演進、國家能力提升等因素而生成、發展和進化的場域，關涉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等諸多內容。其中，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是新興領域存在和發展的背景，新興技術是新興領域生成的重要內驅力，新興產業和新疆域是新興領域的重點布局場域，國家持續增強的在國內外追求自主性目標的能力是新興領域得以不斷拓展的支撐和保障。我國新興領域具有五個特征：一是涵蓋面廣。新興領域不僅涉及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5G）、智能制造、無人配送等前沿科技與產業，而且涵蓋生物安全、社會信用、知識產權等諸多領域。二是更迭速度快。新興領域是因應技術進步、產業變革、經濟發展產生的治理領域，快速更迭發展是其本質屬性。三是彰顯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主導，以實現自立自強的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突破為龍頭，是新興領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而新興領域的發展反過來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廣闊的活動場域。四是未知風險多。新興領域的發展往往伴隨著未知風險，如數字經濟風險、權利保障風險、生態環境和生物安全風險、國家安全風險等正呈現出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的態勢。五是視野全球化。新興領域與我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擔當密切相關。明確新興領域的意涵與范圍，既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體現，也是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在要求。

相對于其他領域立法，新興領域立法在內容、功能、視野等維度上具備獨特性：一是新興領域立法在內容上凸顯出科學技術的重要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興領域發展從根本上說源于科技的創新和應用。”新興領域立法通過強調科技創新和應用，培育并壯大新興產業，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根本動力。二是新興領域立法以前瞻型和促進型立法為主，強調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功能，對新興領域的發展起到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積極作用。三是新興領域立法兼具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的雙重視野，在積極推動和引導國內新興產業的同時，大力參與新興領域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和完善工作，為改善國際秩序作出重要貢獻。由此，新興領域立法在理念上宜采取審慎包容的基本原則，在堅守國家安全底線的同時，以包容開放的姿態面對新興領域的發展，為其預留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發展可能。

（二）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的意涵

事物的發展總是動態的、持續變化的，只有掌握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才能把握事物運行的底層邏輯。底層邏輯這一概念在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被廣泛使用，一般指代問題或現象背后的規律、決定性因素、 結構性作用或根本原因。底層邏輯既是事物最本質的存在，也是探究事物基本原理、基礎結構以及發展方向的前置要素。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不僅決定著新興領域的立法理念、價值導向與制度設計，而且是推進新興領域法治化的關鍵，也是新興領域立法工作的元點。

新興領域立法與其他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具有共通之處，均是在黨領導立法的體制機制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基本特征的指引下進行的，不僅在立法原則方面遵從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等基本原則，而且在立法技術方面遵循相同的技術規范。然而，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不僅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發展階段直接相關，而且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國際形勢密切關聯，具有強烈的時代性、高度的復雜性和相對的特殊性。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是在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進程中秉持前瞻性、包容性、科學性、共贏性等理念，探尋整體與個體、權利與發展、技術與進步、發展與安全的特殊平衡關系，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實現國內與國際的價值對接。

從邏輯結構上看，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是“一總二分”的遞進式結構。“一總”強調新興領域立法要在總體上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權利和義務的主體不限于原子般獨立存在的個體，還包括群體、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乃至新疆域等各個層面，這是新興領域立法應當堅守的基本性、總體性價值。“二分”強調新興領域立法要統籌好國內與國際的要素關系。就立法可能涉及的事項和政治關系而言，新興領域的法治化不僅在于維持一國或特定領域內的秩序與穩定，還在于促進全球范圍內治理的規范化、秩序化。因此，新興領域立法應在國內層面堅守以新發展為導向的義利平衡，在國際層面構建以新疆域為引領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實現內外兼修、互利共贏。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分別對應權利的整體與個體二象性、發展與權利的雙線程，以及將關系理性從個體擴展到群體進而延伸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維度，蘊含著對個體、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整體關懷。

二

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

現代立法普遍將保護公民權利視為基本價值追求。然而，新興領域的參與主體不僅包括個人，還包括群體、國家，且其影響范圍可能達至全人類。在此背景下，需要對權利本位論進行必要的更新和完善。在不同的階段，權利本位有不同的呈現，大致經歷了從早期強調個人自治和自我決定的個人權利本位觀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注重身份、具有共同體意識的社會權利本位觀的轉變。進入新時代，權利本位開始向“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轉化。權利本位面向“真實共同體”，既肯定個體的意志自由，又強調個體之間的共在關系，是權利本位理論在中國式現代化場景下的新內涵、新發展。

（一）權利本位及其二象性

權利本位將權利作為法學的基石范疇和法治的邏輯起點，本質在于尊重人的主體性、滿足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現實需求。權利本位在經歷了西方商品擁有者反對特權、個體權利對抗封建特權之后，日漸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濃厚個人主義色彩的理念。以個人主義為底色、排斥社會整體意義的權利本位被視為西方國家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然而，從進化博弈論的視角看，權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們在長期社會互動中自然形成的均衡，個體自由與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原則是相互兼容的。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強調，當代中國權利理論正在走向一個共同體時代，權利從一個表達個體自由選擇的概念，逐步發展為一個依賴于共同體、依賴于他者的有著內在結構的概念。權利本位的個體性一面和共同體一面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中國式現代化場景下，權利本位具有個體和共同體二象性特征，個體層面與共同體層面均需在自身生活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中探索權利本位的價值意涵，“承認共同體是主體的內在生活和價值追求的一部分，主體性的發展，應是個體與共同體的協調發展”。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權利的主體不僅可以是個人，還可以是集體或群體，除了集體所有權、國家所有權外，還有作為群體權利的生存權、發展權，以及現在的數據權利、數字人權等。即便是在最具有私密性和個人性的婚姻關系中，也有共同體的“在場”。例如，我國《民法典》規定的“婚姻家庭受國家保護”原則是在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對婚姻家庭共同體的價值表達，在保障個體自主權益的基礎上堅持婚姻家庭的共同體主義價值，以矯正婚姻家庭領域的極端個人主義和過度理性化傾向。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權利與共同體存在不同程度的關聯。在中國傳統法制體系中，“家”具有重要地位，往往被視為共同體的呈現形式之一，“家國天下”也被視為共同體觀念在不同層級的延伸。因此，在傳統中國語境中，權利往往具有顯著的身份特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雖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以往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個體仍舊是單位或組織的一員，身份與權利義務依然存在直接的關聯。改革開放后，為了打破長期形成的平均主義觀念、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競爭意識，我國逐步確立“效率優先，注重公平”的發展思路。與之相應，立法開始更加關注個體的自主性和經濟理性，以求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 個人在法律中被設定為“在理性、意思方面強而智的人像”。但是，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在不同場景下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弱勢群體，亟須法律進行傾斜性保護。但這種傾斜性保護不是向舊的身份制復歸，而是基于個體社會角色的變化確定其享有相應的、不同的權利義務。這表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法律制度在演變過程中對個人經濟理性和社會屬性、個人和共同體的關系存在動態權衡，并從聚焦獨立個體的經濟理性、工具理性轉到兼顧個體的社會身份與社會角色，以及時代發展與民眾訴求上。但是，在人與人互聯、萬物互聯的時代語境下，隨著權利本位理論不斷“升級”和“迭代”，立法應轉向關注人與人之間交換性或互依性的關系理性。關系理性意味著從人與人的“交互性關系”和“互依性關系”的角度對人自身定位，是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理性。

權利本位的個體與共同體二象性體現和融貫于“真實共同體”中。“真實共同體”是關系的共同體，是個人既充分獨立又與他人融為一體的共同體。“真實共同體”是以人的真實需要為前提的，并且每個個體需要的真正實現是全體需要實現的必要條件，個體需要并不必然具有排他性。構建符合全人類發展需要的“真實共同體”，既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又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的根基。在這個共同體中，每個人都能意識到自己的活動與他人相關聯的可能性，并且根據共同的期望和目標來承認和提高彼此的個性，進而使個體成為基于共同實踐本質形成的超越個體局限的類主體，并彼此相互聯系。因此，立足于“真實共同體”推進權利本位，不僅有助于個人權利從應然權利轉為實有權利，還有助于共同體利益和能力的提升，在提升公益的同時促成個人權利的實現。

（二）在權利本位中推進新興領域立法

新興領域立法是國家基于現實狀況和未來需求對相應制度規范進行設計優化的實踐活動。作為一種立法活動，其必然要對社會中已經存在或者未來可能出現的利益或負擔加以取舍、調整及平衡。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權利本位立足于“真實共同體”，在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權利保障觀的同時，能夠有效促進共同體利益的整體提升，這是新興領域立法的法理根基與基本價值遵循。

第一，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有助于新興領域立法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真實共同體”的價值核心是“以人民為中心”。我國《憲法》第2條第1款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內在蘊含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由此奠定了包括新興領域立法在內的法律法規的立法基石和價值底色。然而，新興領域的“新興”特點使其一方面注重對新技術的應用，關注新技術應用帶來的物質性與精神性收益，另一方面關注新興領域發展帶來的各類潛在威脅和風險。新興領域發展給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帶來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在驅動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維護國家安全和提高生活質量等方面影響深遠，進而使新興領域發展更加注重應用帶來的效益，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個體權益的保障與保護。例如，各類資源數字化過程中因追求效益而存在“非法興起”“破壞式創新”等現象。 對此，需要在新興領域立法中立足于“真實共同體”，在滿足人民利益與訴求的底線性基礎上發揮新興領域的效用性價值。

第二，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有助于新興領域立法促成共同體利益整體提升。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關注“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還致力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然而，新興領域的興起在提升國家宏觀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同時，給公共利益和公共倫理帶來新的風險和挑戰。例如，公共數據的不當使用和泄露及人工智能技術面臨的公共倫理困境，正阻礙著共同體利益的整體實現。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重視共同體的權利訴求和期待，強調新興領域立法的價值取向應突破以往的個體權利維度，承認共同體利益的正當性和權利的共同體面向。在權利本位的邏輯鋪墊和價值指引下，新興領域立法在強調個體權利保障的同時，具有實現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傾向，并在法律制度的設計、法律關系的塑造、法律價值的選擇、法律效果的預期等方面實現共同福祉。

第三，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有助于新興領域立法推進共同體中個體權利保障的新飛躍。“真實共同體”本質上是共同體成員秉持關系理性的共同體。關系理性是一種主體間的理性，是交往理性而非獨白式的理性。任何一種權利的產生、存在和實現都離不開個體的關系屬性，都是在與他者的意義關聯中得以顯現并發展的。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強調個體不再是純粹的利益個體，而是在共同體之中的關系性個體。由此，個體權利的高階實現和長遠發展有賴于共同體的資源支撐，這種支撐在個體間的互助友愛、個體對共同體的歸屬感和參與感，以及共同體整體權利實現的過程中得以充分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權利本位為底層邏輯的新興領域立法才能豐富“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內涵，在共同體中推動個體權利保障的進階發展。

三

以新發展為導向的義利權衡

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在國內層面體現為以新發展為導向的義利平衡，是對立足于“真實共同體”的權利本位這一總體性立法價值的回應。立法均需在義與利即公正與效率之間進行權衡，新興領域立法也不例外。然而，傳統發展模式更多地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效率優先”的義利權衡觀，在發展過程中容易帶來環境污染、權利保障不足和貧富分化等問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種傳統發展模式需要轉向于將發展動力（創新）、發展平衡（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綠色）、社會公平正義（共享）等諸因素凝聚于一體的新發展，進而促成新興領域立法，實現以新發展為導向的義利權衡。

（一）新興領域立法中的義利權衡

義與利的關系是什么，以及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張力，是人類一直以來就面對和不斷解決的哲學問題。義利之辨是中國哲學史的重要命題，圍繞如何處理義與利的關系而展開，或主張重義輕利，或主張義利雙行。在西方的道德哲學理論體系中，長期存在功利主義與道義論的理論紛爭。前者強調利益的最大化，后者注重德行的養成。傳統功利主義觀把功利與物質和經濟利益聯系起來，將“最大化利益凈余額”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視為功利最大化標準。道義論強調把人與理性、道德規律結合起來，強調“人”的尊嚴，人不只是作為手段，也是作為目的而存在的主體。

從字面含義上解釋，義利權衡意指兩者的比較和評量。義與利看似代表兩種價值立場，實則具有對接甚至融合的空間。以合同自由為例，合同自由反映了合同雙方當事人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時，能夠基于利益實現的合理預期考量對方的利益，并根據自身的自由意志締結合同。尊重個體的自由意志和他人利益，本身就是正義的體現。同時，基于現代法治的理念，當合同當事人之間存在議價能力不均衡的情況時，法律通過調整和約束機制，對弱勢的一方進行傾斜性保護。對于這種規定，有學者認為“合同的概念應重新調整并轉變為一種包含合作、團結和公平的法律關系”。此時，追求利益的行為本身就體現了公平正義的內容，義與利有機地融為一體。

新興領域立法中的義利權衡指在新技術應用、新產業發展、新疆域拓展的過程中，對這些領域立法中應考量的利益與道義的衡量和選擇。雖然這一衡量會因其復雜性而難以窮盡所有應考量的因素，但至少要包含以下方面：在經濟利益方面，要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考慮對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影響，要考慮成本和收益中的客觀與主觀因素；在與道義直接相關的分配正義方面，要考慮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和風險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以及這些主體對分配公平度的感知。如果用做蛋糕來比喻，那么新興領域立法中的義利權衡就是考慮如何以合理分配的成本做大蛋糕，這一成本既包括客觀的可貨幣化的經濟成本，也包括公民權利、公民心理帶來的難以直接貨幣化的心理成本；同時，要考慮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以及讓公眾覺得分配蛋糕的方式是公平的。總之，要從主客觀兩方面考慮成本收益，要從數據和心理兩方面考慮道義自身及其帶給人的公平感受。應注意的是，有時候人們對公平感的追求超越了對經濟利益的考量。如果忽視這種需求，那么可能導致“相對剝奪感”，進而引發種種社會問題。

（二）新興領域立法中的義利權衡需以新發展為導向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展是實現諸如秩序、安全、權利等法治價值的基本前提，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當代中國包括正義問題在內的一切問題的根本在于發展，需要通過發展來解決這些問題，發展就是最大的社會正義，不發展就無所謂正義性問題，由此需要堅持以新發展為導向的價值理念。

“以新發展為導向”追求的不是以經濟增長為衡量指標的單向度發展，而是一種走向義利均衡與有機結合的新發展觀。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改革開放新階段及國際形勢的新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實現了發展觀的自覺。它意味著不再將發展僅僅理解為經濟發展和物質創造，而是將發展理解為涵括經濟、政治、文化、生態乃至人類自身的全方位發展。由此更加強調發展“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共享”的特性，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發展目標，在發展過程中實現義與利的動態均衡。

新興領域立法需要進行合理的義利權衡，新發展為這種權衡提供了思路乃至標準。從新發展的意涵看，它內在包含著主觀利益與客觀利益的統一，利益與道義的對接與融合。其中，新興領域立法力求推進的創新既是發展動力，也是能以相對直觀的方式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的源泉；協調重視基于不同時代的需求、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制定不同的規則以實現平衡，對客觀的經濟建設、物質利益和主觀的精神文明、國家安全等因素進行統合；綠色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標之一，而美好生活不僅要求有高質量的物質生活，也有對良好自然環境的心理需求，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考慮其外部性及其對他人心理帶來的影響；開放不僅體現為對國內外市場、資源和資本的開放，還體現為對國際規則的運用、借鑒和國際秩序的建構與重塑；共享意味著讓更多的主體更公平地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新興領域的立法，需要以新發展為導向進行義利權衡，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具體領域、具體情境進行類型化與動態化的立法，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新興領域立法應以義利權衡的發展觀為指導原則，從法治的視角出發，推動新興領域在發展中實現義利權衡，進而形成義利并重的新型發展觀。一方面，新興領域立法需要為所有人提供更加公平的發展機會，使更多人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新興領域立法需要根據潛在風險與可能的損害程度采取動態的義利權衡方式，要對新興領域的發展保持適度謙抑，在其風險與不利影響尚不充分和明顯時，應通過市場機制讓其充分發展，發掘其能級提升的潛力。法律應當保持謙抑性，尊重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只有在市場失靈情勢浮現時，法律干預才能以克制的方式嵌入市場失靈的邊界。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需求決定了新興領域立法的義利權衡具有動態性，需要根據不同領域、不同場景中的風險評估水平，分別采取促進型立法和規制型立法的模式，在規制風險的基礎上促進共同利益的增長，以發揮新興領域在科技創新、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文明、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引領帶動作用。以個人信息的跨境流動為例，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涉及國家安全、數據主權、信息主體的人格利益、數字經濟發展等諸多目標和價值，前三個目標偏向于防御，后一個目標傾向于進取。如何在這四個目標之間進行權衡或取舍，成為個人信息跨境流動立法中無法回避的難題。此時，立法者的主要任務不在于在這四個價值之間進行位階排序以決取舍和偏重，而是應立足于新發展理念，通過有效的義利權衡解決這一問題。新發展首要內容是“創新”，這意味著必須將進取置于優先考量的位置。同時，考慮到我國在大數據、互聯網產業和人工智能等領域處于較有利的區位，以及這些領域對未來中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性，鼓勵創新和開放也應成為優先選項。但是，個人信息的跨境流動對個人、產業和國家的風險也不容忽視。此時，基于新發展的義利權衡觀內在要求“控制風險的創新”。

四

以新疆域為引領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中國積極參與并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既是國家能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也是主動承擔國際責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在國際層面表現為通過制度的“外溢”效應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并以此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構建以國際法治為基礎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一）新疆域需要進行全球治理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提升，現代國家的疆域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領土疆域，網絡、太空、深海和極地成為國際關系的新疆域。新疆域具有跨國跨境、關涉全人類共同利益等特性。這些特性內在地要求該領域立法必須具備國際視野和人文關懷，以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在處理好國家間關系的基礎上，深入推進國際法治秩序的優化完善。

第一，新疆域具有跨國跨境的特性，其立法需要拓寬至全球視野。在“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天地一體”的智能時代，網絡空間在國際層面具有延展性，數字經濟全球化使跨境數據流動或訪問、跨國跨境通信交互具有實踐必然性，同時一定程度上導致數字治理碎片化、人工智能治理風險外溢化，進而使網絡空間安全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此外，極地、深海及外空等場域的特殊性，使各國各地區在開發這些新疆域的過程中聯系更加緊密。新疆域立法作為確立與規范新興領域治理秩序的重要方式，在立法過程中應充分考慮這些領域的跨國跨境特性，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從而體現出跨國交互、平等合作的立法精神與特點。

第二，新疆域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其立法需要關注全人類共同利益。從物質資源的角度來看，極地、深海蘊含著豐富的物產資源、生物資源及生態資源，開發與保護極地、深海對于擴充全人類物產資源、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地球生態文明具有重要價值。從發展空間的角度看，網絡空間是以人造技術為基礎的虛擬空間，能夠為全人類提供更為豐富的經濟活動、文化活動、社會活動空間，拓展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外空是物理意義上地球之外的廣袤空間，具有豐富的資源以及無限的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月球、小行星等天體上的礦產資源，彗星、類木行星上的氫能資源，以及星際間的真空資源、輻射資源和溫差資源等。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轉型變革、經濟發展隱性壁壘增多、全球資源供給不足的背景下，新疆域的開發與保護事關全人類的生存發展與共同利益。因此，新疆域立法必須在保障國家安全、堅持權利本位與義利權衡的基礎上，既關注國內個體的生存與發展，也關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全人類共同利益。從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上實現突破，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通過建構秩序與形成治理規則保障共同體利益的實現。

第三，新疆域具有公共性和國際性，其立法不限于對國內問題的規范與治理，還可能產生“外溢”效應，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新疆域中存在各種利益沖突和分配需求，亟須新的法律規則與制度化安排予以調整。新疆域不是用強力謀取利益和秩序的新殖民地，而是人類共有、共建和共治的新空間，關系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由此，新疆域立法應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公共產品，這不僅意味著某個或某些主體對該產品的消費和使用不妨礙其他主體的使用，還意味著除了制定該法的國家，其他國家也可以從中學習和獲益。從物質、規范、價值層面來看，國際公共產品可分為器物型（如基礎設施建設和裝備制造）、制度型（如具有國際性的規則）和觀念型（如提供發展理念）三類。我國的新疆域立法兼具國際公共產品的制度與觀念兩種特征，不僅能夠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還可以為其他國家、國際組織等主體借鑒乃至借用，為應對和解決新興領域中的問題提供中國經驗與方案，進而為某一或某些新興領域問題的解決和風險的緩解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同時，蘊含于新疆域立法中的理念，如新發展理念、新質生產力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可以通過制度鏡鑒“因形而神”，嵌入和融入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制定的規范之中，成為引領和解釋規范的價值基點。

（二）我國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型公共產品

我國提出并積極落實與新疆域治理需求高度契合的“三大倡議”，提倡在全球新疆域治理中秉持“和平、發展、普惠、共治”四項原則，充分保障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和參與決策，提升國際參與度，降低全球公域治理的參與門檻。 與北約主導并發布的《塔林手冊》及其后續修訂版本著力構建于己有利的網絡安全規則相反，我國強調要在互聯網領域“推進網絡空間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以聯合國為主渠道、以聯合國憲章為基本原則制定數字和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在海洋領域“推動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在生物安全領域，強調降低生物安全風險，促進生物科技健康發展；在外空領域反對外空武器化和軍備競賽，倡導在外空領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對新疆域的治理，沒有止步于“規劃”和“主張”，而是深刻反映在對相關法律規范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上。在網絡全球治理領域，針對近年來日益突出的互聯網治理問題，我國制定了《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法律，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云計算服務安全評估辦法》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這些法律法規為完善世界互聯網治理提供了寶貴的中國經驗。在深海和極地領域，2023年修訂的《海洋環境保護法》新增了“國家鼓勵、支持海洋環境保護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規定，彰顯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海洋環境治理的決心，推動形成了全球環境治理的新格局。2016年制定的《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嚴格遵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國際海底管理局的規定與要求，在開展國際海底資源勘探開發的同時，努力實現海底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海洋生態的有效保護，體現了我國積極履行國際義務的大國擔當以及對“人類共同利益原則”的踐行。《中國極地考察數據管理辦法》《南極活動環境保護管理規定》等規范性文件旨在加強和規范我國極地考察數據的管理，提高數據開放共享水平，著力保護南極環境生態。在太空領域，我國制定了《國家民用衛星遙感數據國際合作管理暫行辦法》用以規范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發展的原則下，實現民用衛星遙感數據的開放共享與國際合作。《月球與深空探測工程科學數據管理辦法》旨在規范月球與深空探測工程科學數據的管理工作，以有效推進科學數據研究及應用。這些立法不僅維護了我國自身的利益，還為新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型公共產品，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三）我國為全球治理提供了觀念型公共產品

我國為全球治理提供了觀念型公共產品——人類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等新理念，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在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為本國與世界提供雙向正循環的發展場域，從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與實踐運行提供相應秩序保障。

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在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踐行大國擔當與道義。在全球變革新浪潮中，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轉變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積極參與和引領技術革新等舉措，在全球變革進程中處于領先位置，進而承擔起與能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例如，我國以聯合國為核心平臺開展多邊合作，加入《關于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的外層空間活動所應遵守原則的條約》《空間物體所造成損害的國際責任公約》等國際公約，積極參加外空活動長期可持續性、空間資源開發利用、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等議題磋商，與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和平利用外空的合作協定或諒解備忘錄等等。以實現全人類共同利益為出發點，中國在全球變革浪潮中積極提供與國力相匹配的全球性公共產品，主動參與并努力引導全球變革中的經濟合作、政治交流、科技協作、生態共建、法治交流等，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構建了新型國際秩序與規則，踐行了大國責任與擔當。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為中國與世界提供雙向正循環的發展場域。人類命運共同體拓寬了中國的新發展場域與空間，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法治等領域的發展與國際接軌，并將相關領域的發展空間拓寬至全球空間。新發展理念的貫徹與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勢必需要考慮國際因素與國際影響。由此，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聯結下，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場域均得到擴展，形成了雙向正循環的發展樣式，這不僅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廣闊空間，也給世界增加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選項和機會。

在新一輪全球化變革中，新疆域立法是重構全球治理秩序與規則的重要方式和關鍵契機。如何在變革中搶占先機是中國亟須關注的現實問題。中國的新疆域立法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積極應對國際格局變化、全球性挑戰， 在全球視角下處理好個體與集體、集體與集體的關系，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并舉的立場和主張，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積極參與國際法治建設，逐步形成新興領域全球立法范式。

五

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的系統推進

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的系統推進應在堅持黨領導立法、依法立法的基礎上，實現新興領域立法的總體性規劃與具體性應用。其中，新興領域立法的類型化要求首先對立法的內容和范圍進行確認和類型化，層次化要求在橫向上選擇分散式立法或領域式立法，在縱向上確定立法層級，二者共同構筑了新興領域立法的總體性規劃。同時，在方法論及具體法律應用與解釋層面上，新興領域立法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支撐，強調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并重，整合專家學者與公眾的意見以滿足立法的民主化要求，實現新興領域立法的整全性科學化及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立法專業化。因此，新興領域立法呈現出總體規劃與具體應用交織浸入的態勢：在保證立法類型與立法層級相交織的同時，將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融入、貫徹到立法的全過程各領域。

（一）新興領域立法的類型化

新興領域發展涉及體制機制、權利保護、經費投入等諸多方面，橫跨民事、刑事、經濟、行政等不同立法領域，因此需要根據新興領域的發展成熟度和特點，在對其特征進行類型化概括的基礎上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以規范和促進新興領域發展。

第一，對于相對成熟的新興領域立法應穩步推進。相對成熟的新興領域是國際或國內已建構起相對比較完善的規范與規范體系的領域，是近年來國家通過立法、政策予以重點引導、規范的領域，包括但不限于網絡領域、深海領域、極地領域、外空領域等。這些領域或因信息技術發展而歷久彌新，如網絡領域，網絡安全、網絡內容管理、網絡犯罪治理、電子商務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始終需要順應技術與理念變遷而不斷更新治理規則；或因國際治理與國際競爭而成為關注重點，如深海領域，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于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許可、資料管理、樣品管理等規范，為我國在深海領域的發展提供法治保障。相對成熟的新興領域立法在新興領域立法體系中處于底層架構地位，發揮兜底保障作用。即使是在相對成熟的新興領域立法內部，各新興領域立法的價值取向和訴求立場也不盡相同，使立法呈現出不同層次、不同形態。這需要對相對成熟的新興領域立法的現狀進行系統梳理，總結提煉出立法共性，從維護國家利益與參與國際治理的維度厘清各要素之間的關聯度與成熟度，并針對各新興領域屬性、特征、價值取向與訴求進行查漏補缺，邁向更加成熟完善的立法狀態。

第二，對于正在推進的新興領域立法應守正創新。正在推進的新興領域立法是當前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直接關系公民權益保護、社會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態勢，其中數據立法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數據作為基礎性資源、新興生產要素和重要生產力的今天，中央和地方紛紛通過立法的方式規范與引導數據交易、數據開放、數據共享，數據立法成為我國主要推進的新興領域立法。基于新興領域立法的守正創新原則，數據立法既要“創新”，關注數字技術的發展和升級迭代，也要“守正”，重點保障數字技術使用中的個體權益和社會利益的共同實現，以“人本主義”法治價值的確立回應數字治理中的法治風險。我國于2021年出臺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等法規即對此問題的回應。在該領域內，智慧老齡化、算法治理、基因工程等場景所涉人權保障問題均值得立法關注。

第三，對于未來法治的新興領域立法應未雨綢繆。未來法治的新興領域立法主要針對尚未興起的但具有極大發展潛力和空間的新興領域，以培育新興領域的“預備役”為主導目標，推動國家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未來法治的生命邏輯在于法治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在于以法治引領、助推、規范新興科技發展，以科技助力法治中國的跨越式發展。在法治與科技融合的過程中，法的價值在新問題的檢驗下歷久彌堅，法律結構在新變化中進一步完善和更新。未來法治的新興領域在發展過程中可能會衍生一系列社會問題，需要采取前瞻式的立法，構建一個層次分明、效力有序的法律法規體系，以規范與引導新興領域的健康發展。對于已呈現發展態勢的新興領域，國家立法應明確其發展方向和基本底線，以確保未來法治的新興領域與相對成熟的及正在推進的新興領域在價值取向上保持一致。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已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但同時其發展方向和風險表現形式尚處于高度不確定狀態，因此立法需要從“未來法學”角度審視和把握各類風險，明確其發展底線。對于有待培育的新興領域，立法應保持謹慎克制的態度，在保護、鼓勵新興領域發展的同時，對其加以正向引導。對于尚存爭議的新興領域，既可以允許地方立法先行先試，采用試點立法的方式提供技術突破的試驗田，也可以采用地方立法競爭的方式，鼓勵各地積極探索地方性經驗，為國家整體性立法提供參考樣本。

（二）新興領域立法的層次化

立法的層次化是系統觀念在法治化建設中的具體體現。中國疆域遼闊，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龐大復雜而又縱橫交錯的科層“條塊”關系，呈現為“上下對口、左右對齊”的形態。這種獨特的條塊結合的體制機制決定了新興領域立法宜根據不同層級、地域的發展特點，構建層次化和梯度化立法模式。

第一，新興領域立法的層次化要求將尊重客觀規律作為立法的前提條件。新興領域發展有其內在邏輯、規律與趨勢，立法應當尊重這些規律。一般而言，對于不具有緊迫性、危險性的新興領域可以在維持法律法規基礎框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補丁”式的部分修改，再根據實踐情況和發展規律決定是否“另起爐灶”專門性立法。例如，大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在提升個人信息價值的同時降低了其安全性，進而影響立法修法進程。我國立法對個人信息保護經歷了從《刑法》《民法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中部分條文的新增或修改，到《個人信息保護法》單行法的制定。從法律條文新增或修改到制定單行法，再到某個新興領域法律的體系化甚至法典化，是一個尊重規律、認知上升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并非絕對，也不能排除快速立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例如，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顛覆性發展、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得以快速出臺。

第二，新興領域立法的層次化允許地方立法有效試錯，進而探索發現更為可行有效的立法經驗。人的認知具有有限性，難以認識到新興領域的全部規律，需要分層次、分階段地更新與提升。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創新性地運用“中央領導之下的地方試驗”模式，即廣泛地通過地方試驗的方法制定和實施政策。新興領域的地方立法是這種地方試驗的重要表現，通過地方試驗先行試水，不僅可以為國家層面的立法和相應制度設計提供賴以推廣的素材，還可以通過地方的競爭性立法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央層面的立法。例如，當前各地正在制定具備地方特色的數據立法，對數據共享、開放及利用等內容進行規定，由此總結地方立法的成熟經驗以供國家立法參考和使用。

第三，新興領域立法的層次化要求立法凝聚階段性共識，及時回應現實需求。系統觀念強調新興領域立法要統籌好制度的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對于某個新興領域而言，在規范模式上是采取促進、設范還是規制，在立法理念上是側重安全價值還是發展價值，任何選擇都將產生是否立法、如何立法的不同意見。新興領域立法層次化需要以發展的眼光通盤考慮這些因素：當前社會共同體的價值立場、社會中不同利益的平衡，以及是否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和道德實踐等。不同價值觀的折中和不同利益的平衡一直都是立法難題，鑒于新興領域始終處于動態發展階段，層次化強調依據現實需求形成階段性共識。因此，針對未來發展前景尚不確定、立法經驗尚不成熟的新興領域，應當盡可能容忍地方立法的先行先試，及時總結地方立法經驗，提取新興領域治理的“最大公約數”。

第四，新興領域立法的層次化要求合理配置立法和修法成本，及時立改廢。系統觀念強調新興領域立法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需要合理考量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成本。層次化一方面要在公平正義基礎上考慮立法與修法的成本，另一方面要考慮到不同位階法律法規的修改成本有所不同。一是隨著新興領域的動態發展，對某些法律條文的修改比制定新法的成本更低，并且修法可分為通過法律修正案、法律修改決定的法律修正和公布新文本的法律修訂。二是修改低位階法規相對于修改高位階法規成本更低。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對新興領域接觸更為直接，能夠更有效地推進某些涉及新興領域法律的修改和廢止。在關注新興領域帶來的風險與挑戰的同時，需要考慮上下位階法律法規的配合與聯動，保證體系的融貫，防止產生抵觸沖突現象。

此外，“硬法”與“軟法”的結合也是新興領域立法層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立法并非萬能，不可能對所有新興領域都給出明確規范，且立法主體的認識能力、立法資源都是有限的，這就需要發揮社會規范、行業規范等的效用。國家通常需要出臺相關政策指引新興領域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率先通過位階較低的規范予以調整，然后經由實踐經驗與各地立法競爭逐步提煉出共識性規則，進而發展成為法律規范。

（三）新興領域立法的整全性科學化

科學立法作為我國《立法法》確定的基本原則，具有獨特的制度功能和價值意蘊。新興領域立法的整全性科學化要求立法者綜合運用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將制度設計與經驗分析聯結起來，作出更為公正合理的新興領域法律制度安排，這對提高立法質量、提升立法效果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一，社會科學知識將事實與規范進行串聯和銜接，為精細化立法提供了方法論支撐。統計學意義上的大數據偏好測試、社會學意義上的實證調研和立足于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分析，有助于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進行匯總、評估和預測，因此是高質量立法的重要前提。以大數據為例，立法者通過運用大數據技術，對真實世界的可視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這得益于大數據強大的信息收集能力和運算邏輯的不斷優化。大數據以全體樣本代替抽樣樣本，以相關關系代替因果關系，通過整合分析形成“可視化”數據，使立法者能夠從宏觀層面精準把握社會現實中的立法需求，并對未來的立法狀況進行科學合理的預測，從而有效地解決以往立法活動存在的長期預測乏力、宏觀預測不足、預測精準度不高，以及與真實世界脫節等問題。此外，經濟分析方法對提高立法實效、降低立法成本起到顯著作用。

第二，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等自然科學技術為立法提供了效果評估工具，對立法效果的預測、評估和提升有著極大助益。當前立法評估的主要方法包括問卷調查、實地走訪、第三方評估和各部門各區縣自查等定性分析方法，很少運用定量分析和影響分析方法，使評估工作面臨精確度不足、信息獲取渠道有限和結果應用困難等難題。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在多方面提升了立法評估能力。在評估主體方面，區塊鏈技術以其特有的去中心化、防篡改性、分布式節點、透明性等特征，打破評估部門的共享壁壘及單一評估主體的中心化地位，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立法評估提供直接、實時的數據聯通。在評估手段方面，元宇宙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限制，基于虛擬現實為評估主體提供沉浸式體驗，評估主體在元宇宙空間內可直接感受立法的實施效果及權利受損的緊迫性和真實感，從而提高評估結果的精確性。在評估信息的收集方面，大數據利用詞頻統計、主題計算、主體偏好分析等技術，對評估數據庫進行清洗和整合，在將干擾信息排除在外的同時，對有效數據進行建模分析并將分析結果運用到今后立法意見的高效篩選中。在評估流程方面，區塊鏈P2P及智能合約等技術手段能夠實現部分評估程序的自動化，無須中介介入即可自動完成評估流程，并能夠保證評估信息來源的可靠性、評估流程的高效性以及評估結果的客觀性。

（四）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立法專業化

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效制度體系，將人民當家作主貫穿到國家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還是我國《立法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法律的重要內容，其內在蘊含著對立法專業性和保障全體公民全過程參與立法的基本要求。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的基本原則，并在立法理念、立法內容和立法程序等各個方面體現出人民民主的價值意涵，通過擴大立法參與的主體范圍、拓寬民意反映渠道、滿足人民立法需求等方式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新興領域立法作為新的立法領域，與新興技術、數字經濟、深海、外空等領域密切相關，涉及的科學技術知識存在專業門檻甚至壁壘。此時，新興領域立法在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時，需要在堅守黨領導立法的基礎上，不斷豐富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 在吸納民意成為“公意”的同時，通過立法技術將“公意”歸入法律，并充分發揮新興領域行業專家、立法顧問或咨詢團隊的積極作用。

第一，專家學者、立法機構及立法研究機構應采取專業的方式和途徑充分征求并整合社會弱勢群體的聲音，保障其意見表達與利益訴求。意見表達不僅要求個人觀點和意見能夠合法地“表”露出來，還要求“達”到表達者希望的信息接收者那里，在表達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間形成良性的雙向反饋機制。在數字時代背景下，“信息交互—決策與行為—信息表達”的基本交互模式已被重塑，對此需要重新審視立法過程中信息表達以及信息收集環節對技術工具的運用邏輯。在新興領域立法過程中，良好的民意征集和意見表達的接收有賴于新興科技的應用：以技術嵌入的方式，搭建電子事務數據信息平臺，突破信息孤島效應，形成新型民意回應和執行機制，提高公共部門對民意的征集和反饋能力；以技術賦能的方式，打造城市大腦等網格化信息管理和服務平臺，形成基于信息賦能的民意表達、征集和回應機制，降低民眾立法參與成本，實現民意的高效征集與立法服務的精準供給。有學者以超大城市的立法實踐為例，以民意采集與立法輸出為視角，初步勾勒出了一個以民意采集為基石、以“渠道拓展—平臺構建—多元主體參與互動—立法輸出”為支撐的系統化民主圖景，并指出下一步應當整合立法民意采集的多元機制，打造大數據支撐的“共享民意”系統，通過諸如Hadoop（分布式系統基礎架構）技術為民眾充分參與立法提供具體技術支撐，進而完善民眾立法參與的機制和過程，提升立法者的民意獲取和民意回應能力。

第二，立法專家和相關立法研究機構在吸納了“民意”之后，應貫徹“以人民為中心”和“尊重和保障人權，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立法理念，通過立法技術提煉出“公意”并將其納入規范。現代法治的一般邏輯遵循乃是由立法機構將人民公意轉化為法律，由法律控制權力、裁決糾紛。公意如何獲取成為法律與政治思想史上的難題。以往立法程序滲透著“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原則，多數人意見在經歷若干程序過濾后形成合法的公意，但“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本身就存在多數人暴政及利益集團操縱立法的可能，因而始終存在爭議。“阿羅不可能定理”及“投票悖論”等公共選擇理論從另一個角度認為個體偏好存在不確定性，因而不存在任何一種獲取群體偏好的方法和途徑。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依托的智能技術為“公意何以可能”提供了新的解答方法。互聯網空間的開放性為公民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及與他人進行友好商談提供了良性互動平臺，大數據深度挖掘技術為立法機關了解公眾意見提供了技術支持。例如，大數據挖掘采取相關關系分析方法，發現“意見A”與決定意見的相關事件集{a1,a2,a3}之間的關系，并對意見及相關事件集進行合理的結構化分析，從而實現公共意志的結果輸出。

第三，行業專家、立法顧問或咨詢團隊應全程參與立法的各個環節。民主立法除民眾參與外還包含專家參與，科學民主的立法必須充分認識并釋放專家的智識作用。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其逐漸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但同時也帶來了技術規制的難題。立法人員可能會對新興領域立法缺乏足夠的技術知識，“在立法中引入技術專家參與是立法者試圖通過中立的技術理性輔助決策理性的努力”。專家不僅應在征集、反映民意以及整合公意方面起到積極作用，還應全程參與立法的各個環節。例如，在立法征集意見階段，行業專家可通過公眾發言、書面意見、專家座談會及立法論證會等方式就立法的可能風險、多方主體的利益沖突以及法律發展前景進行評估預測，以提升將來立法活動的效率和質量。在部分領域，行業專家甚至可以通過技術設計解決法律執行難題。例如，由技術專家開發的內嵌于“代碼”的網絡技術規則，可通過驗證、痕跡追蹤、信息篩選、加密等手段塑造和規制個體在網絡空間的言論和行為。現實世界中法律無法解決的難題，網絡技術專家可以通過代碼治理的方式提供技術層面的解決方案。當然，專家群體也容易“扎堆犯傻”，一個聽不到外部聲音的同仁群體在討論問題時往往互相肯定、盲目自信、帶有技術官僚常見的短視以及形成小圈子的虛假共識，從而喪失了中立客觀的基本屬性，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專家無論言行如何，都可能陷入無法獲得民眾信任的專家“塔西佗陷阱”。困境的擺脫依賴于健全專家參與立法的相關制度，例如，可制定專家參與立法的專門規范，對專家身份的遴選、參與立法的操作程序、參與模式和保障措施、行為監督和責任追究機制等作出細致規定。在增強專家參與新興領域立法活動的積極性的同時，解決專家參與的民主困境和信任危機。

六

結語

新興領域立法不僅是中國積極應對新興領域發展的法治手段，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秩序重構、全球治理標準與規則制定的重要方式。在數字化、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新興領域立法和其他領域立法在共同遵循黨領導立法、依法立法等底層邏輯的基礎上，有其特有的底層邏輯。新興領域立法底層邏輯的實現與推進，需要在系統思維的引領下，結合法治中國建設實踐以及新興領域發展態勢，形成主次分明、層級遞進、整全科學、民主專業的推進模式、原則與方法，全面提升立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由于新興領域立法具有溢出效應，在全球范圍內新興領域立法尚不成熟、相關法律制度缺失或草創的背景下，新興領域立法的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參與新興領域全球治理的話語權。因此，新興領域立法應以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話語路徑，不斷提升新興領域立法的國際法治特性，形成新興領域全球秩序標準，助力中國參與并引導新興領域全球治理、推動新興領域全球秩序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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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2025年第11期目錄

1.馬克思主義人權視域下的身體權內容研究

申長慧

2.新興領域立法的底層邏輯

郭春鎮

3.實踐邏輯下法官職業生態的理論意涵

莫良元

4.公辦高校治理視域下監察對象的識別

戴國立

5.“截賄”行為的刑法規制

黎宏

6.知識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物質損失”的確定

吳貽森

7.合同聯立中抗辯穿越的教義學構造

尚連杰

8.競爭維度下專利法結構與功能解析

劉銀良

9.大語言模型在刑事司法證明中的應用問題研究

孟曉帆

10.基于集體抵制的相對優勢地位約束

李劍

11.論民生權視角下參與權的法理基礎與實現機制

朱姍姍

12.論《外國國家豁免法》中對等原則的司法適用

孟梓歆

《法學》是華東政法大學主辦的中文法學類期刊，也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法學理論類月刊，創刊于1956年。本刊已逐步形成“緊貼現實發展、沖擊法學前沿、反對無病呻吟、彰顯學理深度、論證嚴謹規范、文字清新易懂”的用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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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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