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伊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Vista看天下
17歲的人,70歲的腰。
上高中的曉岑總覺得腰不對勁。最開始只是疼,偶爾伴隨著左下肢的疼痛發麻。她以為是學習久累出來的,用止痛藥和膏藥頂著。
可疼痛沒停下。左下肢越來越麻,連夜里翻身都成了問題。為了能睡個好覺,她不得不加大止痛藥的劑量。
實在撐不下去的她,和父母去了醫院。磁共振提示,她L5/S1巨大椎間盤突出,需手術治療。
“長相、學歷、工作沒有一項突出,腰先突出了。”
對很多人來說,這并非段子,而是他們正在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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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的骨科手術室里,一臺脊柱手術正在進行。患者是一名14歲的男孩。
他身高一米八,體重一百八十斤。過去半年,因為腿痛、屁股痛,他沒法上學,連出門走一百步無比困難。父母帶他輾轉多家醫院,各種保守治療試了個遍,卻沒有任何起色。
負責這臺手術的是骨科副主任醫師徐文斌。
行醫13年,他明顯感到一個趨勢,走進診室的患者越來越年輕,從“90后”“00后”,到如今的“10后”。椎間盤突出、腰肌勞損,這些原本與中老年聯系得更緊密的詞,正不斷出現在更年輕的病歷里。
據國家衛健委數據,中國約有2億人存在腰椎間盤問題,其中20歲至40歲的年輕人占6成。25歲至39歲人群腰椎間盤突出檢出率高達13.93%,居各年齡段之首。
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脊柱外科中心的臨床記錄也呈現了同一趨勢。在10年間,該院21歲以下因腰突接受微創手術的患者顯著增多:2014年到2019年的6年間約100例,而2020年到2023年的4年間已超過120例,患者最集中的年齡段在16歲至19歲。
另據“浙醫在線”報道,近年來,青少年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有上升趨勢,浙江省人民醫院骨科-脊柱外科每年門診接診青少年腰椎疾病患者近百例,其中需要接受手術治療的大概一二十例,不少已合并有頸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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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斌也曾為另一名14歲男生做過腰椎間盤微創手術。手術結束后,男孩趴著完成了中考。
脊柱支撐身體,也刻下生活方式的痕跡。徐文斌發現,許多“問題脊柱”背后,是停不下來的人。
除非疼到忍無可忍,人們總會選擇忽視。脊柱像個容器,裝著久坐、低頭、伏案的日常,也承載著高速緊繃的社會節奏,以及習焉不察的隱形壓力。
“脊柱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徐文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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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疾病離普通人并不遙遠。
它藏在都市白領的工位前,藏在孕產女性的嬰兒床旁,藏在看似療愈的理療床上,也藏在學生的桌椅板凳間。日常姿勢、過度勞累,壓力一層層疊上去。而每次被忽視的疼痛,都可能為未來的悲劇埋下伏筆。
徐文斌算過一筆賬。直立行走時,脊柱承受的負荷是100%。微微前傾,壓力升到150%;坐姿不正,高達185%;彎腰搬重物時,甚至逼近220%。只有在側躺(75%)和平躺(25%)時,脊柱才能真正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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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很少有人讓脊柱真正休息。
在《知脊》一書中,徐文斌寫下那些與身體“和解”得太晚的故事。
一位40歲出頭的CEO,長期往返新加坡與國內,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飯。他知道自己的頸椎有問題,卻無暇就醫,只靠止痛貼、按摩椅、熱敷等手段“緩一緩”——行業的窗口期不會等人。一次醉酒醒來,他發現手腳無法動彈,大小便失禁。檢查顯示,引起脊髓壓迫的,是他頸椎神經管中慢慢變硬的韌帶,再加上醉酒后的外力損傷,讓這具多年高速運轉的身體徹底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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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30歲出頭的小伙子,微胖,工作需要久坐,頸椎長期不適。一次假期,他去做了推拿、刮痧,回家躺在沙發上睡了一覺。醒來時,他發現自己徹底動不了了。到醫院檢查后發現,巨大的椎間盤突出已經壓迫到了他的脊髓,而推拿的外力可能加重了損傷。手術做得及時,但受壓的神經部分難以完全恢復,他只能在康復機器人的輔助下慢慢行走。
還有一位30歲的新手媽媽,她是典型的都市白領。生孩子前,她習慣在電腦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懷孕后,她把腰酸背痛當成“孕期正常反應”。孩子出生后,日夜顛倒的作息,頻繁抱娃、換尿布,讓她的腰痛徹底失控,連站久一點都難受,最后落下病根。像她一樣,一些女性的腰盆疼痛,會延續到生產后,成為難以根治的困擾。
脊柱問題帶來的,遠不止于疼痛。
13歲的朝朝吟,脊柱側彎已經達到46度。影像片上,那根脊柱像被擰成了一根麻花。
在手術之前,她的人生“被身體支配著”。四年級時,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五分鐘,把自己塞進價值五六千元、不透氣的象牙白支具里——用來矯正脊柱側彎。繃帶一拉緊,硬邦邦的支具便緊緊箍住身體,連呼吸都感到吃力。夏天,悶熱的支具讓她長滿痱子,胳肢窩被磨出水泡。坐久了,她也會感覺“屁股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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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側彎支具
朝朝吟不敢照鏡子,不愿主動交朋友,更不敢直視那些當面議論、背后嘲笑的眼神。為了證明自己,她拼命學習,想用成績“為自己爭口氣”。六年級那年,有天下午放學,有同學堵住她,揪起路邊的草往她身上砸,搶走她的書包就跑——他們知道,以她的身體狀況,根本追不上。
她不是個例。央視新聞報道,我國中小學生脊柱側彎人數預計超過500萬,每年還在以約30萬的速度增加。脊柱側彎,正在成為繼肥胖、近視之后,危害兒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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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時,應芝在體檢中被醫生提醒“脊柱有點問題”,隨后確診為脊柱側彎25度,每天必須佩戴支具22小時。親戚常拿她當反面教材,告誡孩子要坐姿端正,“別學她”。
李司棋也聽過類似的話。15歲開始佩戴支具的她,最討厭別人把疾病歸因于“坐姿不好”“自己作的”。在她看來,這太荒謬,就像“指責感冒的人是因為打噴嚏才感冒”一樣。
事實上,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組織編寫的《兒童青少年脊柱彎曲異常防控技術指南》指出,特發性脊柱側彎發病原因不明,是兒童青少年中最常見的脊柱問題,占比約75%至80%,多見于青春期女性。
徐文斌見過太多孩子,強忍疼痛,一直撐到高考結束才走進醫院。
“有些孩子,他們知道自己脊柱側彎,該去治療,但沒時間。這個階段的孩子忙著備戰高考,讓他們少久坐、去鍛煉、去游泳,幾乎都做不到。”徐文斌很無奈,“他們是在用脊柱的健康,換取分數和未來。”
他解釋:“以脊柱側彎為例,它的治療有明顯的年齡窗口期。比如女孩子,初潮后三年,骨架就基本定型。這個階段沒及時發現、沒干預,就像一棵歪了的小樹,綁上支架也難再長直。后面嚴重的話可能需要手術,或者一輩子都這樣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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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斌常覺得自己像福爾摩斯。
每當病人問他,“我到底為什么得這個病?”他總會耐心解答。
脊柱是支撐身體重量的核心。他總結,脊柱問題的成因大致有四種:遺傳因素、外傷史、肥胖問題,以及不良生活習慣。
“比如爸媽的脊柱不好,孩子天生就更容易出問題;當兵或運動員,因為訓練強度大,也常出現外傷;肥胖會增加腰椎的負擔,就像同樣一輛卡車,裝一點沙子和一堆沙子,輪胎磨損的速度完全不一樣;而現在最普遍的,是學習、工作的不良習慣,人們總是久坐、低頭,缺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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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這些只是可能因素,沒有唯一的“罪魁禍首”。醫生講求謹慎和證據,只能像偵探斷案一樣,列出嫌疑人。“我們要非常注意用詞,比如說‘可能’、‘大概率’,而不是‘絕對’。”
候診區一幕幕相似的畫面,總讓他心里一緊。年輕人戴著頭戴式耳機,身體前傾,頭埋得很低,拿著手機,刷抖音或者聽歌。
沒人意識到,脊柱的隱患正悄悄藏在這些微小的日常里。
在北京某中醫院,理療師沈銘用手撫平疼痛,也慢慢摸索出脊柱問題背后的情緒因素。
“有的人脊柱側彎或腰間盤突出,是因為長期處在高壓或沖突的環境里,比如家庭爭吵、過度管控、期待過高。人的身體會進入應激狀態,肌肉長期緊繃、力量分布不均,就可能慢慢拉扯脊柱,造成輕微的偏斜或側彎。”沈銘說。
他總結,看似是“身”的問題,往往背后也有“心”的因素。“如果病情更嚴重,會影響骨盆平衡,進而影響雙腿的受力和走路姿勢。”
成年人的脊柱由26塊椎骨構成——7塊頸椎、12塊胸椎、5塊腰椎、1塊骶骨、1塊尾骨。這些椎骨像一顆顆關鍵的螺絲釘,各司其職,維持著一個人生活的運轉。
脊柱疾病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但忽視只需要一秒。
能否手術,是否有時間治病,往往取決于病痛之外的現實。許多脊柱出現問題的人,也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
他們不能倒下。
徐文斌記得一個中年人。他在工地搬磚,疼到一百米都走不動。男人說:“我肯定沒法做手術。除了我家里沒人干活。下面的孩子上不了學,上面的媽媽吃不了飯。我沒有手術的權利。我知道我有病,也知道你是為我好,但我就是不能治。”
還有一次,門診信息顯示為“男,28歲”,推門而入的卻是一個約50歲的短發阿姨。她掏出一張片子,說自己的兒子腿疼了一周,但沒時間請假,“工作停不下來”。原來,患者有兩個孩子,生活壓力很大,好不容易找到臨時銷售工作,一旦請假,崗位可能被頂替。
他還遇到過一位女性患者。她是車間工人,多次網絡問診,只想找到不用手術就能緩解腰腿疼痛的方法。她去醫院看病都只能趁車間機器停下來檢修的空當。機器都有維修的時間,人卻沒有。
甚至,徐文斌認識的很多外科醫生,頸椎、腰椎同樣出問題,嚴重者也要動刀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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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幾十個門診,徐文斌會給自己設個“鬧鐘”。
為了避免久坐,有門診病人需要查體,他就站起來幫病人仔細查一查。站一會兒,和患者聊聊天,再回去打字。“總得給自己的脊柱放個假。”
他常給患者提出個體化建議:打工人可以墊高電腦,讓視線與屏幕保持水平;在手環或手表上設置30到45分鐘定時,提醒自己起身走走、喝口水;睡覺枕頭以“一拳高”為宜;要定期運動,哪怕只是抬頭看看天、打場羽毛球、游個泳,都比久坐好。
門診能覆蓋的人畢竟有限。2022年,他開始通過科普視頻、書籍和公共講座,把脊柱健康的知識分享給更多人。許多患者正是刷到他的科普視頻后,才走進診室。
早預防、早注意,勝過手術。這是他一直堅持的原則。“我們做科普的意義,就是讓大家抓住時間窗口,不讓原來自由且充滿選擇的生活,滑入這樣兩難的境地。”
那么,什么樣的情況才需要手術?
徐文斌總結了三個標準:一是保守治療超過三個月仍無效;二是疼痛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連止痛藥都壓不住;三是出現神經受損跡象,比如足下垂、大小便失禁或性功能障礙。
治愈,不止于身體的復原,更關乎心靈。
手術之后,朝朝吟的脊背變直了些。她感到,那個曾被身體困住的自己,正重新奪回對身體的支配權。她變得更開朗,也更愿意走向別人。過去討厭照鏡子的她,如今相冊里多了許多懟臉、奇怪角度的自拍。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證明。曾經那個自卑的我,正努力成為熠熠發光的、可以和別人談笑風生的人。”
高一時,李司棋每天騎15分鐘自行車上學。沿途落在她支具上的目光,令她難以招架——對大多數人來說,彎曲的脊背、形狀奇特的支具,是陌生而遙遠的存在。
李司棋干脆把支具變成了畫布,和弟弟在上面畫滿彩色圖案,還寫了一行字,“freeborn”(生而自由)。當她穿著滿是涂鴉的支具走進學校,意外獲得了美術生朋友的欣賞。他們提議:“如果下次你想換‘皮膚’,可以找我們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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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供圖
大學時,李司棋選擇了音樂治療專業,研究音樂如何撫慰身體與心靈的傷口。她說,這多少與自己的經歷有關——淋過雨的人,更愿意為別人撐傘。
徐文斌也發現,許多青少年脊柱疾病患者因為叛逆或羞于外形而抗拒治療。于是,他總會先和孩子講故事:“前幾天,我看到你的一個大哥哥想參軍,體檢時被查出脊柱側彎,沒能通過;還有一個大姐姐,想考公務員,也被刷掉了。”
他這樣說,是想讓他們明白——治療的意義,不止于眼前的矯正,更在于為自己的人生保留更多可能的未來。
(應受訪者要求,朝朝吟、李司棋、應芝、沈銘為化名)
參考資料:
浙醫在線《17歲的年紀70歲的腰?怎么舒服怎么來,高中女生腰“突”了,每年近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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