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制工作穩定性與收益性的考量中,行政編制始終占據著不可動搖的“王者”地位,這特指黨政機關正式工作人員所擁有的公務員編制。
要成為公務員,必須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或地方公務員考試這兩大主要通道。近年來,公務員招錄領域正經歷著深刻變革,從今年的國考數據便可見一斑,報名人數再創新高,近372萬人通過資格審查,較上一年度增加30萬,而招錄人數卻在連續七年增長后首次出現1600人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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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省考同樣呈現出收縮態勢。多地招錄規模均出現兩位數下降,廣東今年省考招錄公務員數量更是大幅減少32%。這一趨勢背后是人口結構變遷、政策導向、財政約束及政府職能轉變等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從人口結構變遷來看,過去十年“退休潮”的影響正在逐漸消退。1960-1970年代出生人口規模較大,這部分人群陸續達到退休年齡,曾支撐起公務員隊伍的持續擴招。但隨著這批人員的逐步退出,未來幾年退休公務員數量將顯著減少,招錄新人的需求隨之降低。
更為關鍵的是延遲退休政策的落地實施,延長了現有在職公務員的在崗周期和占編期。這種結構性變化正在重塑公務員隊伍的年齡分布,使得隊伍年齡結構更趨穩定,但同時也減少了新人的補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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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層面的“名義減員”訴求則更為直接。
民眾對政府運行效率的高度關注中,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問題成為焦點之一。中央明確“編制只減不增”的原則,不僅體現了國家精簡公務員隊伍、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政府效能的堅定決心,更強化了對編制的動態監管。
相關部門建立嚴格的編制管理制度,對編制使用情況進行實時監控和評估,及時糾正超編使用情況,確保編制管理的嚴肅性和規范性。然而,精簡編制也意味著部分公務員崗位的消失,尤其是中高級別機關的新人補充需求大幅減少,基層和技術性崗位雖相對穩定,但整體招錄規模仍呈收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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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財政的緊平衡狀態是更現實的約束條件。
在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背景下,部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面臨更大壓力。人員經費作為財政支出的大頭,“節流”邏輯在多地形成共識。更深層的變革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隨著“放管服”改革深化,大量事務性工作通過購買服務、數字化平臺等方式實現社會化分流。
例如某沿海城市將12345熱線運營、社區網格管理等事務外包給專業機構,既降低了編制占用又節省了財政支出,這種模式正在更多地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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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務員考試年齡限制的放寬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考公人員的基數。
過去35歲的就業門檻備受社會關注,近年來為響應民眾訴求并匹配延遲退休政策,部分崗位年齡限制有所放松,如一些要求研究生學歷的崗位將報考年齡放寬至40歲,還有一些崗位無論學歷,最大年齡限制提高至38歲。
這一調整讓更多人有機會加入“考編大軍”,但同時也加劇了競爭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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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形勢轉變,未來幾年國家和地方公務員招錄規模極有可能持續下滑。這種趨勢表明,公務員考試越來越難將成為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
新增編制越來越少、考試競爭加劇,要求求職者必須更加理性地看待公務員職業,不要將所有希望寄托在成為公務員上,而應多渠道尋找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這種轉變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提升社會運行效率的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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