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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周易》解讀,多數人會先想到朱熹的“卜筮本義” 或邵雍的 “先天易學”,但明代有位大儒卻跳出傳統框架,用 “破立結合” 的思路重構了《周易》的解讀邏輯 —— 他就是郝敬,其著作《周易正解》更被《明儒學案》贊為 “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為巨擘”。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位 “敢反駁朱熹、批判邵雍” 的學者,究竟如何讓千年《周易》煥發新的思想活力。
郝敬的易學革新,始于對當時主流解讀的“破”。明代學界多奉朱熹《周易本義》為圭臬,將《周易》簡單歸為 “卜筮之書”,邵雍的 “先天易學” 又以圖式割裂伏羲、文王、孔子之易,讓普通讀者陷入 “重術輕理” 的誤區。郝敬在《周易正解》中直指問題核心:“舍易簡而趨隱怪,遠托太古,浮淫于伎方之家,是庖羲之許行,尼父之楊、墨也”,他認為這種解讀背離了《周易》“明人事、辨善惡” 的本質,更丟失了 “四圣相授,道本一致” 的傳承脈絡。
而他的“立”,則圍繞三大核心邏輯展開,構建起獨樹一幟的易學體系。
第一個關鍵邏輯,是“四圣一揆” 的傳承觀。朱熹將伏羲、文王、孔子之易 “分而觀之”,認為伏羲易僅為卜筮、孔子易側重義理,郝敬卻在書中強調 “庖羲作《易》,文王演次,周公系爻,孔子贊翼。四圣相授,道本一致”。他認為,從八卦初創到《十翼》闡發,《周易》的核心思想從未割裂,后世將其拆分解讀,本質是 “割裂同體,妄謂羲圣有不盡之秘”。這種觀點不僅呼應了明代 “回歸經典本義” 的經學思潮,更讓《周易》從 “碎片化解讀” 回歸到 “整體性智慧”,為讀者理解經典提供了清晰的脈絡。
第二個核心邏輯,是“象為易之本” 的詮釋觀。魏晉王弼提出 “得意忘象”,認為解讀《周易》可脫離卦象直取義理;漢儒則過度沉迷象數,導致 “穿鑿附會”。郝敬在兩者間找到平衡,提出 “凡爻辭,皆象也;凡象,皆辭也”,他認為卦象與卦爻辭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意有象,猶方圓有規矩。意不準諸象,必且師心馳辯于意外”。在《周易正解》中,他詳細梳理了十余種 “取象方法”,比如 “內外二體合成一象”“以爻所變卦為象”“依八卦方位、六爻周流為象” 等,既避免了王弼 “懸空說影” 的空疏,又摒棄了漢儒 “荊棘滿眼” 的繁瑣,讓“觀象得意” 成為可操作的解讀路徑。
第三個重要邏輯,是“炁為元陽” 的本體觀。為解釋《周易》“太極生兩儀” 的核心命題,郝敬創新性地融合傳統氣論與道教 “炁” 概念,提出 “一非空虛,即元氣之始,所謂元陽也。謂之太極,皆可名而強立之名”。他認為,“炁” 作為 “元陽”,是天地生化的本源,其 “靜則為陰,動則為陽”,通過 “一陰一陽,交錯往來” 生成萬物。這種觀點既區別于朱熹 “太極即理” 的唯心傾向,又突破了傳統氣論 “混沌未分” 的模糊性,為《周易》的宇宙觀提供了更具象的哲學支撐,也讓 “天人合一” 的思想有了更清晰的理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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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的這些解讀邏輯,并非憑空創造,而是源于他“棄官著書” 的人生經歷。萬歷年間,他因直言敢諫兩次被貶,最終掛冠歸園,“一畝之宮,僻在荒郊。衡門長掩,永日無事”,正是這段遠離官場的歲月,讓他能沉下心來 “取經籍課誦”,用六年時間完成《九經解》,而《周易正解》作為其中第一部,更是凝結了他對經典的深刻思考。他在書中強調 “《易》者,圣人窮理盡性之書”,其實也是在以易理觀照自身,用 “順勢而為” 的智慧面對人生起落。
如今,崇文書局將這部珍貴的明代易學著作重新整理出版,以《續修四庫全書》早印本為底本,哈佛燕京學社藏本為對校本,通過三審三校糾正訛字、補充校記,既保留了郝敬解讀的精髓,又讓這部古籍變得“可讀、可懂”。當我們翻開這本《周易正解》,看到的不僅是一位明代大儒對經典的重構,更是一套能指導當下的智慧體系 —— 無論是用 “象數結合” 理解事物規律,還是以 “順勢而為” 應對人生挑戰,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
或許,正如郝敬在書中所說:“善學《易》者,逐卦逐爻,以身自占,灼見吉兇從違之理,活潑無礙,乃能知《易》”。讀這部《周易正解》,讀懂的不僅是千年經典,更是面對生活的清醒與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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