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得知救命恩人被連降四級，毛主席拍案而起：讓周總理過來

“5月初的江城真悶啊，可主席卻非得見個叫王盛榮的人。”1957年5月6日傍晚，陪同視察的湖北負責干部小聲嘟囔。對話剛落地，毛主席的目光已移來，“你們真不認識他？”兩秒沉默，房間里氣溫仿佛又高了幾度。

武漢之行原本排得滿滿當當，武鋼、長航、梅嶺農場都在日程內。主席卻在抵達第一天就提出：“有個人，如今應在湖北，麻煩把他請來。”正是這句話，把幾十號人折騰得滿城找人。文件里翻不到名字，組織部檔案也缺信息。湖北方面一度懷疑是不是同名同姓，可主席神情嚴肅，顯然不能含糊。第三天深夜，工作人員終于在武昌一個人聲嘈雜的小型軋鋼廠檔案里，發現了“副處級工程師王盛榮”五個字。再對出生年份、舊履歷，所有線索串成一條線，眾人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那位當年扛著刺刀沖進贛南村子、把主席背出來的紅軍排長。

王盛榮1907年生，出身江西省石城縣。舊歷農忙，家里男丁要么上山砍柴，要么下田扛鋤，他卻被母親送進紡織廠當童工。機器轟鳴，棉紗飛揚，日薪不足兩角。他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并非在書本，而是在工棚里聽老工人咬牙切齒地罵“資本家剝削”。那年夏天，上海五卅怒潮席卷全國，他跟著工友一路步行到外白渡橋，第一次喊出口號。自此，他將“翻身”二字牢牢寫在心口。

1927年秋，王盛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即被選送莫斯科中山大學文學班。俄國的雪夜讓他學會另一種意義上的“冷靜”——面對風險，腦子比腿腳更重要。學成歸國后，他任團上海滬西區委副書記，幾次組織武裝起義，又數次死里逃生。1932年冬天那場救援行動，為他與毛澤東之間埋下了相互信任的種子。當時毛澤東作農村調查重病在身，被反動民團圍攻，王盛榮率一個排夜行百里趕到，將主席背出硝煙。槍聲在背后此起彼伏，他只顧低頭奔跑。事后有人問他怕不怕，他咧嘴：“人都救了，還談什么怕？”

事情沒完。1933年初，上海中央機關因經費告急，兩筆巨款連續失聯，紅區焦慮至極。毛澤東點名讓王盛榮帶第三批——兩萬美元——潛入租界。一路上不僅要躲國民黨特務，還得防土匪打劫。同行護送在江西吉安段就被打散，只剩王盛榮和一名向導。他把錢縫在棉衣里，多天不敢合眼。抵達上海法租界那晚，霓虹燈閃爍，他餓得眼冒金星，只喝了一碗白水便進秘密聯絡點。箱子落地，上海同志紅了眼眶。電話另一端，毛澤東只吐一句：“好。”對一個常年在槍口、刺刀中穿行的戰士，這已是最高褒獎。

抗戰爆發后，他在河南組織300人游擊隊，靠繳獲擴編到兩千人，后來編入新四軍第四支隊八團。日軍以“掃蕩”名義三次圍剿，他兩次中彈，第四年腿傷感染，被迫截肢。不能再跳進陣地，他改當軍工行家。1946年初春，他被派到齊齊哈爾籌建兵工廠，從零開始，三個月便轟出第一門追擊炮。技術員回憶：王政委拄著拐杖，車床邊杵上一夜，第二天還爬到廠房頂檢查通風口——“像顆釘子一樣硬”。

新中國成立后，他奉命調回武漢，負責鎢砂—軍工設備對蘇易貨計劃。1950年，蔣介石勢力在香港扣押千噸鎢砂，國內生產又跟不上。王盛榮拍電報向中央請示，允許臨時變賣香港凍結庫存，換回急需機械。任務完成，卻留下把柄。有心之人借口“以權謀私”，一紙報告連降四級，撤銷黨籍，甚至押進青山看守所。調查流于形式，幾個月后草草結案，他被塞進中南建筑工程局當副處長，抬頭再也見不到“紅軍干部”幾個字。

從副部到副處，只用了一道公文。對很多人來說，這意味著命運翻篇，可王盛榮沒閑著。他帶隊去荊門野外勘測水泥石灰質，親自鉆探，鞋子經常沾滿泥漿。有人問他后悔嗎？他咳嗽著擺手：“干活總要有人干。”語氣輕飄，卻透出倔氣。或許正是這股勁，才支撐他在監獄的濕冷牢房里沒垮。

1957年春，反右高潮剛起。不少單位忙著“劃線”，湖北官員對主席口中的“王盛榮”一臉茫然也就不奇怪。只是他們沒料到，這名字在毛澤東記憶里刻得如此深。找到王盛榮那晚，軋鋼廠夜班工人們看到一群汽車打著燈，停在廠門口。王盛榮一身舊灰色工作服、袖口油漬未干，就這樣被接到賓館。房門推開，墻上吊扇嗚嗚地轉，他敬了個并不標準的軍禮，半跪半站。主席攙他起來，先問腿傷，又問身體，最后嘆口氣：“我欠你一聲謝謝，拖到今天才說。”

北京回程列車上，毛澤東立刻要秘書安排同周恩來通話。周恩來趕至中南海，詳細匯報王盛榮被誣陷一案。事實其實明了：王盛榮變賣的鎢砂款項全數折回裝備，并無貪污。情報部門當年也查過，只是材料埋在卷宗里。毛澤東面色一沉，口氣不重，字字有力：“恢復黨籍，按副省級待遇安排工作，舊傷醫務費也要補。”兩天后，中央發文，湖北省委迅速執行。王盛榮重獲組織身份，卻拒絕進醫院，“資源緊張，讓更重的人先上”。這句倔話，又把醫護人員堵得無話。

他被安排到武漢冶金局顧問崗位，每周兩次去工廠現場。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位只有一條腿的老人腰板仍舊直。后來“特殊時期”，他再度受牽連。有人抄家，沒翻出什么值錢東西，只翻到兩張發黃的紙：一張是1933年上海聯絡點收條，一張是毛澤東寫給他的短箋——“盛榮，連夜趕路，務達上海”。抄家者一時語塞，卷起紙張悻悻而去。

1979年，中央再次核查戰時工礦系統干部情況，王盛榮問題徹底了結。他只提出一件事：希望歸檔材料注明自己在兵工系統的技術方案，以方便后人查閱。文件蓋章那天，他對秘書說：“活著就要干點實事，別光留名號。”這不是客套，更像給后輩的叮嚀。

2006年9月的武漢已入初秋，風吹到長江邊，帶著一點涼意。王盛榮靜靜離世，享年99歲。殯儀館扶棺出門時，有位當年軋鋼廠學徒如今已是技術專家，他對著靈柩輕聲道：“老首長，我們廠今年又改進了爐子，能節煤三成。”若王盛榮在場，大概率會點頭，問一句：“安全指標呢？”

救命之恩、經費使命、誤降風波，這三道涌浪相互疊加，繪出王盛榮的人生曲線。粗糲卻有力度，像他常年攥在手里的老虎鉗；也像那個夜里主席拍案時的低吼——“讓周總理過來”。一聲呵成，背后是兩人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信任，更是革命年代錘煉出的鐵律：公道，不能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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