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侯麥御用剪輯師，最新紀錄片作品斬獲兩項大獎

雖然已屆冬日，亞熱帶氣候令臺北依然溫暖宜人。鉆石結構般環抱的臺北流行音樂中心之中，一股緊張而熱烈的氣氛正在蔓延。幾位年輕女演員擔任“最佳剪輯”獎的頒獎嘉賓，她們緩緩念出了獲獎者姓名：“《隱跡之書：重寫自我》，雪美蓮。”雪美蓮一身長裙、絲巾飛揚，瀟灑地走上臺，接過了她的第一座獎座。她先是用國語感謝評委對她的肯定，“此次回到亞洲來領取這個獎，我感到十分榮幸，沒想到年過七十還能夠在華語世界獲得大獎”，然后用母語廣東話感謝了老師、合作伙伴和家人。并沒有動情落淚或激動語塞，正如《隱跡之書》游走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一般，這位已經在電影行業成為教母級人物的女性創作者在不同語言中跳躍，始終保持著一種輕快的節奏。

也許很多人都沒有想到，僅僅二十分鐘后，她便再度上臺，領取了“最佳紀錄片”獎。當《隱跡之書：重寫自我》脫穎而出時，雪美蓮的反應出人意料地平靜，甚至幽默地講起俏皮話：“實在沒想到又是我得獎。我剛才已經把想說的話都說完了，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們的監制多說幾句吧。”

這種輕盈自如的氣質在我們與她相約采訪時就已經顯露無疑。頒獎禮當天的下午，我緊張局促地在電梯口等待雪美蓮導演，她卻在見到我的第一刻就與我熱情握手，又在我主動提出可以用廣東話進行訪談時開朗大笑，說十分感謝我讓她能夠在母語里更自在地表達。一時間，我好像忘卻了這是一位從影四十年、經驗老到的前輩，反而感受到一種慈愛的、祖母般的親切。

也正是這種輕盈與親切，讓《隱跡之書：重寫自我》這個私人家族史的故事如此動人而普世。這部電影從作為一個華人卻擁有“Mary Stephen”這樣的外文名，自己到底是姓“雪”、姓“陳”還是姓“Stephen”的疑惑出發，將大量家庭私人影像與日記手稿的材料組織起來，以挑逗而反叛的女性主義口吻，探索了紀錄片中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完成了對中國近代殖民史的一次極具個人色彩和價值的重述。正如她的其中一個姓氏“陳”的中文含義一般——可以是“old and past”，也可以是“tell a story”，這個移民故事完全沒有落入血緣主義家族尋根的老套敘事，而是通過真誠而深刻的自我剖析，最終實現了對自我認同的審慎回歸。

以下是凹凸鏡DOC記者同澤專訪《隱跡之書：重寫自我》導演雪美蓮的內容：

攝影：張萬利

她是侯麥御用剪輯師，最新紀錄片作品斬獲兩項大獎

采訪、校對：同澤

編輯：張先聲

凹凸鏡DOC：在介紹您時，許多人會使用“侯麥御用剪輯師”的頭銜，您怎么看待這種描述？有沒有哪些特質被您從與侯麥的長期合作中帶到了新作品《隱跡之書：重寫自我》（以下簡稱《隱跡之書》）里？

雪美蓮：我覺得這個頭銜是一種榮幸，畢竟能有幾個亞洲人有機會與這樣偉大的法國新浪潮導演合作？對于當時初入電影行業的我，這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在我與侯麥的長期合作中，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如何把握電影的節奏。我與侯麥都很喜歡音樂，我也參與過一些電影的音樂制作，因此在電影后期制作時，我們常心有靈犀地覺得，在這里停下來節奏最好。曾有人評價過我的剪輯風格非常果斷（cut），一點都不拖泥帶水，這種風格可能也正是由此而來。

凹凸鏡DOC：剪輯師、音樂制作人、導演，這三重身份是如何在您身上作用的？會互相影響嗎？

雪美蓮：首先我想澄清一點，可能因為受到實驗電影和超現實主義文學影響較深，我一直以來都更喜歡用“filmmaker（電影制作人）”來描述自己，而不太喜歡使用“導演”這個概念。我認為完成一部電影不單止依靠導演個人的努力，而filmmaker這個概念可以涵蓋攝影師、剪輯師、配樂師等等，更強調電影的集體工作成果屬性。例如，作曲家Suzuki桑為《隱跡之書》創造了非常動人的配樂，并且全然信任我來把這些作品重新剪輯成更實驗性的樣態，我認為這是創作者的一種巨大犧牲，非常感動，所以覺得需要著重強調每個創作者對電影的參與和貢獻。

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以前在做剪輯師的時候認為，剪輯能夠揭露導演在創作中自我審查、不愿暴露的事情。但當我的主要工作從剪輯變成導演后，我也陷入了一種很典型的自我審查，不敢表達太多觀點，仿佛要把自己隱藏在前人觀點和文學表述之后。因此我聘請了一位剪輯顧問（editing consultant）來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他重審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給我提了很多建議，在我自我質疑的時候鼓勵我，并且逼著我直面自己的內心——這個過程與我當初教別人要直面內心完全反過來了，我自己也變成了與自我審查作斗爭的人。

凹凸鏡DOC：在法國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您近二十年的工作重心又轉回了香港和中國內地，在這幾個不同的地方工作，您會感覺到電影產業和文化的差異嗎？

雪美蓮：我在香港主要是做娛樂性較強的劇情片的剪輯，而多年以前我就已經在北京開始與杜海濱導演合作，主要是做紀錄片的剪輯。這兩種工作有非常大的差異，紀錄片剪輯工作相對獨立，而香港的工作則更多是在電影的工業體系里發揮作用。但我認為我非常幸運，在香港與許鞍華等諸多名導合作的時候，他們都非常尊重我工作的獨立性，并不會對我施加商業電影一定要掙錢的壓力，所以始終我的工作都是相對獨立的。

凹凸鏡DOC：游走在法語和華語之間進行電影創作，您有什么感受？

雪美蓮：其實我非常喜歡把語言作為電影的一個創作元素。我曾在九十年代制作過一部關于南非作家Breytenbach的紀錄片，電影名字叫《Vision from the Edge: Breyten Breytenbach Painting the Lines》，中文名叫《邊瞳》。在這部電影中，我將這位作家所有翻譯過的詩歌的不同語言版本織成了一個音樂一般的文本，這更讓我覺得語言本身就是一種音樂。并且同一個概念用法語和華語講述出來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有的內容你在這種語言里可以表達，但是換了一種語言就不知道怎么講述。法國人表達感情比較直接，所以法語相對比較外露；但是亞洲人則不太會用語言表達感情，所以華語就相對比較內斂。

凹凸鏡DOC：讓我們說回電影本身。《隱跡之書》是一個關于名字（name）和身份認同的故事，您在影片開頭使用了梁秉鈞《我們帶著許多東西旅行》里的詩句作為題記：“我們帶著種種奇怪的東西前行。我們帶著白天來到黑夜，帶著東方來到西方，帶著自己來到他人。”為何選擇這句詩？

雪美蓮：這個選擇的過程非常有趣。其實我嘗試過許多外國文學的句子，但最終都覺得不太合適。于是就有人和我說，你為什么不用回自己的語言、聽聽華人的聲音？梁秉鈞其實是我的朋友，他送過我很多書，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紀念他的好機會。并且，我真的覺得這幾句詩非常貼合我的心情，也很契合電影的主題，所以最終決定用這幾句詩作為題記。

凹凸鏡DOC：英文片名“Palimpsest”的原意是古代石板上被刮去然后又重新刻下的文字，后來也被延伸為“歷史被重新講述”。您是怎么選中這樣一個極富文學性的詞匯作為片名的呢？

雪美蓮：“Palimpsest”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法國去過的一個書店的名字，當時我也不認識這個詞，有個朋友給我解釋了這個詞的含義我才明白。其實我也考慮過要不要在電影中做一下名詞解釋，但后來我覺得，只要觀眾有興趣自然會去搜尋這個詞的意思，所以無須多言。我覺得我爸爸改名完全就是一個“Palimpsest”，他把自己原本的名字改掉，然后再重新書寫自己的故事。此外，還有一重含義在于，我有一半的人生都在與éric Rohmer共事，但其實éric Rohmer也并非他的真名，所以我覺得使用這個詞匯作為片名有一種命運的感覺。

凹凸鏡DOC：中文片名“隱跡之書”又是如何決定的呢？是您自己的翻譯嗎？

雪美蓮：不是我自己翻譯的，其實我今早都還在想到底這個中文名是誰提出的。可能是我在中國美術學院帶的學生錢思汝提出的，從中國美院畢業后她來到法國工作，在制作《隱跡之書》時擔任我的助理。不過，這個名字似乎也經過了電影團隊的幾次修改，我一時想不起來最初的來源了。我一看就十分喜歡這個中文名，所以沿用下來。

凹凸鏡DOC：在電影中，您將個人名字淵源的探尋與Virginia Woolf、凌叔華等知名歷史人物的奇聞逸事聯系了起來。在您意識到自己的家族歷史居然可以和這些名人、甚至是整個中國近代殖民史產生勾連的時候，您的心情是什么？

雪美蓮：其實從產生這個電影構思，到最終完成制作，中間經過了二十多年。最初開始這個構思的時候，我只是當成一件好玩的事。在我發現Virginia Woolf的本姓是Stephen（而Woolf只是她的夫姓）的時候，我只是想著怎么能夠把這個故事和我自己也姓Stephen連起來。實話說，一開始發現自己的家族與 Virginia Woolf有關系時，我相信所有華人——可能尤其是香港人，都會有一種非常崇拜的心情，因為當時我們都特別喜歡英國文學，而Virginia Woolf又是那么舉世知名的英國文學家。

然而，在四年前法國的24 Image公司開始參與制作的時候，這個故事就越來越大，不再只是Virginia Woolf的奇聞趣事，更變成了一個外國人與中國人如何交流、產生誤解的故事。我閱讀Virginia Woolf與她的外甥的書信，看到里面的口吻非常高高在上，甚至有一些種族歧視的字眼，其實我會覺得非常不舒服。但是即便如此，在我最后回到法國南部她的故居時，依然還是覺得非常感動。所以我覺得人性就是這么復雜的，很多時候我們的電影都講得太過干凈、非黑即白，其實與人性是矛盾的。

凹凸鏡DOC：《隱跡之書》這部電影是基于您父母留下的大量手稿、影像資料完成的，以個人家族史的角度講述國家近代史，這種形式讓我聯想到齊邦媛的《巨流河》。有一種文化批評認為：只有掌握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人才有能力保存和書寫自己家族的歷史，能夠重述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特權。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雪美蓮：其實我爸爸的日記一共有一百多本，我只看了很少的一部分。我覺得這些材料最寶貴的特質在于它們寫得非常詳細，而且他每天都寫，如同連載一本小說一般。我覺得這是一種具有時代性的職業，他們那一代人對于建構原始材料（building materials）有一種別樣的關懷，而我作為下一代人就沒有這種經歷了，只能進行一些整理工作。所以我覺得這種記錄并不是一個孤例或者特權，每個經過歲月生涯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故事書寫下來。歸根結底，我覺得和那個時代有關系，他們那一代人經歷了歷史的動蕩，而我們并沒有經歷過，所以寫不出這樣的內容。不過如果我們要寫，有沒有自己的故事可以書寫呢？我覺得也是有的，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寫自己的故事，也可以讓自己的故事成為讀者的閱讀對象。我一直都對別人的故事很有興趣，因為每個人的故事有值得觀看的部分。

凹凸鏡DOC：除了整理、組織這些真實材料，您在電影中也有一些使用虛構材料的小巧思，例如最后Virginia Woolf的故事和您的家族故事的連接，其實是用一封偽造的書信來完成的。您如何理解紀錄片中真實與虛構的界限？

雪美蓮：在法國巴黎有個紀錄片電影節，叫“Cinéma du Réel”（Cinema of the Real，真實電影節）。這個電影節里的紀錄片有許多是實驗電影，甚至有很多材料是直接虛構的。我認為在當下，真實與虛構的極限本身就越來越模糊，如果材料都是真實的，但是講述時經過了編排加工，這樣的電影還能不能算作real cinema？real cinema又是否是紀錄片（documentary）呢？不只是我，還有很多人也在做這樣的研究，而我也在故事片（fiction）和紀錄片（documentary）之間不斷進行探索。

在我沒有開始制作紀錄片時，我以為“紀錄片”這個概念是很封閉的，甚至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我自己也曾見識過“拍紀錄片的人覺得拍故事片的人很俗氣”的事情。但是后來我慢慢覺得，紀錄片也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其實每個紀錄片都有自己的觀點表達，許多材料也是可以被篡改（manipulate）的。所以我覺得紀錄片與故事片的關系、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始終是一個非常有趣、值得研究的問題。

凹凸鏡DOC：在電影中，您也自己揭露了，這封您媽媽與凌叔華的通信其實是您那擅長書法的兒媳偽造的。這個設計是一開始就決定好的嗎？

雪美蓮：雖然早就想好了要把這兩個故事連接起來，但是這個連接方法是最后才想到的。其實在制作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有很多細節是一邊做一邊才發現的。例如Julian和凌叔華最后的約會在香港，這個事實是近年的研究才發現的，我二十多年前開始研究家族史的時候，這個史實還沒有被發現。當然，現在在互聯網上你幾乎可以發現任何事情，但是這種曾被歷史掩埋最后又重見天日的情事，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于是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樣可以把我媽媽的故事連接進去，最后想到這個偽造一封書信的方法。我的兒媳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她也會自己寫詩，我想到這個方法后和她一拍即合，就完成了這個設計。這封信的內容是她自己創作的。

凹凸鏡DOC：這個設計是一種女性主義的表達嗎？您在電影里提到歷史上很多女性的名字是被隱去的，所以要用一個反叛的手法來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女性的名字被看到。

雪美蓮：我覺得確實是女性主義的，不過女性主義內部也有很多模糊不清的部分，所以我傾向于做一種更含蓄的表達。在電影中有一次場戲是我媽媽去沙灘上散步，我在旁白中對她提出了一個女性主義的疑問：你自稱是新女性，但是你和Virginia Woolf兩個新女性，一個將石頭裝入衣服口袋中投河自殺，且無論是生前身后都一直被世人用夫姓稱呼，而你一輩子都未能發揚自己的寫作天賦、寫出想寫的作品。許多如此天才的女性，希望追尋女性主義的生活，但是卻始終未能達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覺得這是一種深切的遺憾。

凹凸鏡DOC：您在電影里提到了紅皮書和黑皮書兩個版本的故事，前者是因為看到祖國破碎、人民流離，憤而放棄國籍的歷史創痛敘事，后者則是尋寶書一般的存在，包含了很多曖昧情愫和美麗故事。在這兩個版本的敘事中選擇的時候，您做了什么設計？

雪美蓮：其實在這兩個版本之間，我也做了一些敘事的編排，把它們砌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那個關于民族歷史創痛的故事，在我早年回南京探親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反而武漢部分的探索是后來才發生的。但是在電影中我把這個敘事順序調轉了，先講述了武漢的故事，然后才是回南京探親時五叔給我講述爸爸改名的真實原因。我覺得在敘事上，更戲劇化的部分應該要放在最后面，這樣才會更打動觀眾。這種講法在感情上也是合乎邏輯的，一個好奇的人一路探尋歷史，最后發現真相和民族的歷史創痛有關。不過說到底，五叔的故事版本也是我爸爸講給他聽的，這個故事究竟是不是歷史真相，其實也永遠無從得知了。

凹凸鏡DOC：如果只看電影簡介，許多觀眾會本能覺得這是一個老套的移民尋根故事。對于這部分沒看過電影的觀眾，您會怎么樣和他們澄清這并不是一個老套的尋根故事？

雪美蓮：其實一開始我并沒有想過這部電影會在大眾面前放映，我以為只是像和一個好朋友一邊喝酒一天聊天的小眾放映，可能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所以在這部電影里我設計了許多旁枝敘事（side track）。如果要讓我和觀眾介紹，我想我會和他們說，請你們和我一起忍受一下（bear with me），慢慢看下去吧，看到最后你就會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凹凸鏡DOC：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您覺得姓氏（family name）對您到底意味著什么？

雪美蓮：從根本上來講，我覺得我的人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生。一開始我以為Stephen是假名，本來都想棄之不用了，但沒想到我女兒卻真的去市政廳把自己的孩子改姓為Stephen，所以這個姓氏就被沿用下去。而關于“陳”這個姓，我在故事最后找回這個姓氏的時候，已經有三個孩子了，而我的前夫是柬埔寨的華人，他竟然真的姓陳！所以我的孩子又確實早已成為陳家人。

所以最后的最后，如果你問我姓氏對我意味著什么，我會說姓氏對我是不重要的。我哥哥在世的時候，對自己姓什么這件事非常耿耿于懷，但是我現在完成這部電影以后，最想和他說的就是希望他能夠安息，姓什么其實并不重要。

凹凸鏡DOC：這部電影有八成以上的旁白是用英語講述的，只有部分原始材料使用對應語言進行旁白，這是怎樣的語言選擇？

雪美蓮：其實一開始我就想好了要用英語寫這個故事。我的母語是廣東話和英語，我小時候確實是說廣東話比較多，不過后來我說英語更多，寫作也是用英語。這部電影我們也有想過要不要做法語版和廣東話版，但后來發現故事里有很多文學的部分是沒有辦法翻譯的，所以最后就沒有制作其他語言的版本。

凹凸鏡DOC：用哪種語言來講述是否也是一種身份認同的選擇？

雪美蓮：是的。有很多人會問我用什么語言來做夢，我覺得取決于我睡覺之前和誰在講什么語言。從這個角度來講，我真的是一個有多重身份認同的人（multi-identity）。

凹凸鏡DOC：《隱跡之書》已經在多倫多和臺北完成了多輪放映，您覺得這個關于華人移民的故事，在多倫多的英語環境里和在臺北的華語環境里，觀眾的反應有區別嗎？

雪美蓮：我只來了臺北幾天，目前為止我的感受是臺北的觀眾看得更明白。第一輪放映的時候我還沒到臺北，但是已經看到有很多影評文章對我們的電影分析得非常透徹，多倫多的觀眾相對而言就理解得沒有那么深刻。雖然多倫多也有很多華人觀眾，但是可能他們已經與加拿大的白人社群融合得太緊密了，所以就沒有太注重這部電影里更深層的東西。我很好奇和期待如果這部電影到香港和內地去放映，觀眾會有怎樣的反應，也希望明年有機會帶著這部電影去香港和內地。

凹凸鏡DOC：最后請您用一句話向大陸觀眾推薦一下這部電影吧！

雪美蓮：每一個人都想知道自己的故事，我希望觀眾們也會有好奇來看看我這個很不尋常、但又很普通的故事。

《隱跡之書：重寫自我》

導演: 雪美蓮

類型: 紀錄片 / 傳記 / 歷史

制片國家/地區: 中國臺灣 / 法國 / 中國香港

語言: 漢語普通話 / 英語 / 法語

上映日期: 2025(中國香港) / 2025-09(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片長: 108分鐘

又名: 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

影片介紹：資深剪輯師雪美蓮，總納悶自己到底姓史蒂芬，還是姓雪、姓陳？明明亞洲臉，又非混血，怎取洋人姓？一查不得了，父親竟來自澳洲！母親曾有文學夢，似還牽涉弗吉尼亞·伍爾夫侄子的中國戀情？她化身偵探親自執導，翻找父親傳記、家庭電影、老照片，以“史蒂芬”為圓心，拼出一幅與世紀風云、名人交織的私密家族史，追問殖民與身份認同。血緣纏如網，個體仍能重寫自我，乘故事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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