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發生的這件事，就差伸手硬搶了！

hi，我是胖胖。

孟德斯鳩有一句話，我覺得放在今天這則新聞上格外合適：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經驗?！?/strong>

其實，胖胖寫過很多次，人只要坐在某個位置上，手里攥著一點別人離不開的東西，心里就容易生出一種錯覺：

他握的不是職務，而是生殺予奪的主動權，他執行的不是規定，而是自己說了算的規矩。

本來吧，那些明明寫在法律里的清清楚楚的權利，到他那里常常變成一句“按我們這的做法”。

本來是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落到他們最末端，就可能變成某些人隨口一說的要求，甚至演化成誰也說不清來源的“慣例”。

之所以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胖胖刷到了這樣一則新聞：

這事發生在云南曲靖三寶街道，一個普通農戶吳某，想給自己2013年出生的二女兒辦戶口、上學。

按法律，孩子出生一個月之內就應該登記，這不是誰賞誰的恩典，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但落到他那里，變了味。

村里告訴他：

要給二孩落戶，可以，先交兩萬元“計劃生育押金”，還得簽一份“絕育保證協議”。

協議內容大致是這樣，你生了二胎，本來就該結扎，你沒有按要求結扎，那就先交兩萬押金，三年內結扎了，可以退，三年內不結扎，或者再懷第三胎、不同意終止妊娠，這兩萬就作廢。

吳某當時沒錢，押金也一直沒交上，孩子的戶口就一直被卡著。

直到眼看入學在即，才東拼西湊交了兩萬塊，2017年開了收據，2018年孩子戶口終于落下一戶。

看到這里大家應該就覺得奇怪了，2013年農村普遍默認允許二胎，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鼓勵政策出來了。

新聞里的操作是什么？2017年還在卡二胎落戶，還要求結扎，還敢收押金，還敢說“三年內不結扎押金作廢”。

從2023年起，他父親開始多次找村委會、街道辦要這兩萬元。

村委會說：錢還在賬戶里，退不退得看街道辦。

街道辦說：你三年內沒結扎，還在2018年生了三胎，屬于“違約在先”，“押金大概率無法退還”。

用他們自己的話總結就是：

錢是你的，權是我的，解釋權當然也是我的。

從頭到尾，不是協議有多詳細，而是那股理直氣壯的違法：

好像不是他們拿戶口做人情，而是這家人欠了他們一個服從的態度。

什么叫“違約在先”？誰先違法在前？

這事如果只聽官方說法，你會以為是這么個邏輯：

我們村規民約規定得明明白白，你自愿簽字、交錢、沒按約定結扎、還多生了一個，這是你違約在先，押金當然沒收。

但問題是，在你討論違約的前提之前，要先問一嘴：這個協議本身是否合法？

戶口登記，是國家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戶口登記條例》寫得明明白白，嬰兒出生一個月內就要登記，早在1988年，公安部和原國家計生委就已經聯合發文，禁止將“計生證明、超生罰款”與戶口登記捆綁。

換句話說，給不給你落戶，不可以當成一種交換條件，更不可以拿來“做買賣”。

在這樣的前提下，村委會干了什么？

它把一個本不該附加條件的權利，硬生生拴上了一個兩萬元押金和絕育保證的繩結。

這不是補充規則，而是私自給法律加碼。

這個協議可就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民事合同，也不是合法的行政行為，而是本身就嚴重違反法律。

在這種情況下再談違約，就顯得很可笑：

權力一旦先違法，按理說就沒有資格拿契約精神去教訓弱勢一方。

你拿一個違法協議去要求別人誠實守約，這不是很諷刺？

這簡直是倒打一耙的模范操作！

這波操作，把許多基層的真實面目暴露得一干二凈。

所謂你自愿簽的，在現實中是這樣的邏輯：

不簽，不給你出具證明，沒證明，你孩子上不了戶、上不了學，你是想和我講法？還是先讓孩子有學上？

當一個父親站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時，他腦子里想的真的不會是這份協議是否合規。

他只會想：先把孩子的事辦了，其他的以后再說。

所以，這不是兩個平等主體充分協商之后的自愿簽署，而是典型的被自愿：

你可以說“不”，但說“不”的代價，是你的孩子要為此承擔后果。

凡是靠卡住弱點逼出來的笑臉和簽字，這能是什么體面的程序？

這不就是一種披著紙面合法外衣的脅迫。

街道辦說，“收取計劃生育押金，本質上是基層為完成計劃生育工作目標而采取的保障手段?！?/p>

這句話是非常值得細品的。

如果說法屬實，那這樣完成計劃生育工作目標，不就是：

你能不能想辦法把人管住，管不住，就要有手段，押金、罰款、保證書、結扎指標，就順理成章成了“手段”的一部分。

問題是，政策本身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向，從“限制”變成“鼓勵”，這些曾經作為“工具”的東西，有沒有被真正清理掉？

從這次事件看，很明顯沒有。

國家政策已經到了“歡迎生、盡量生、多生也沒事”的時代，但有些地方還停在“你多生一個我就罰你，還要你自己消滅掉”的年代。

時代往前走，但權力的某些慣性卻往回拉。

某些地方仍然把當年的粗暴做法，當成現在賴賬的理由：

你當年沒有按我們的要求結扎，現在押金就別想拿回去。

過去為了完成任務搞出來的東西，在今天搖身一變，成了繼續盤剝普通人的依據。

這就像一種已經被宣告錯誤的思想，還在基層以“慣例”的形式活著：

上面不再主張了，下面還在吃老本。

是，很多地方已經習慣性地把“村規民約”當成擋箭牌，凡是說不清的，往“村規”上一掛，凡是上位法不允許寫的，就干脆寫進所謂的章程，只要在村民代表會上舉過手，就被包裝成了“民意”。

再怎么說，這都該有邊界。

最基本的一條是：任何“民約”，不能否定公民在法律上的基本權利。

你不能用一個村里的約定，去推翻《戶口登記條例》。

你不能用一紙章程，去把依法落戶改寫為交押金才許可落戶。

否則，就變成了在小范圍內合法化侵犯權利。

像當被問及押金設立是否合法時，有人說：

“因依據村規民約設立，無需向街道報備?！?/p>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只要我們自己在小范圍內達成共識，就可以不被更高層級的監督。

這一套要是默認下去，那還要法律干什么？

以后只要形成“村里統一意見”，是不是就可以給任何權利再加價？

胖胖還看到一句話：

“押金大概率無法退還，但錢還在賬上?！?/p>

是不是大概意思是這樣？錢是你的，但能不能還你，看的是我們的“態度”而不是制度。

按理說，如果協議本身違法，就談不上“沒收”。

如果錢只是押金，達到條件就應該如數退還。

可現實據他們所說，是：

錢收走了這么多年，一直靜靜躺在賬戶上。

不是丟了、不是花了，就是不退，退不退，不是看法律，而是“看他們決定”。

這種狀態，比直接說“錢我們已經用掉了”還讓人不安。

至少后者還算是一種明目張膽的錯誤，前者則是一種隨時可以翻臉的曖昧不清。

對普通人來說，便是這種不確定性。

你不知道該往哪兒申訴，不知道該找誰負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遇到了制度問題，還是遇到了個別人不講道理。

但你隱約會意識到，錢在賬上，卻不再被當成你的錢。

一個為孩子上學發愁的農戶，在他們語境下，有沒有真正的選擇權？他可以不簽嗎？他可以不交嗎？他有能力請律師、查法規、和對方據理力爭嗎？

都不能。

那些握著審批、蓋章權的人，又是怎么練就這種對他人命運的冷漠的？

他們可以把公民應當無條件就享有的權利，變成“有條件的交換”，怎么弄的？

是怎么用“完成工作任務”當成侵權的理由，可以用“村規民約”去抵消法律法規的？

在“錢還在賬上”的前提下，他們依然拒絕退還，他們可以把權力的越界，包裝成對“違約者”的懲罰。

任何一個被“握在別人手里”的權利，只要找得到一個看似合理的借口，都可能被加上價格。

這是一種惡，你以為自己是在兌換權利，對方卻是在試探邊界，看這個你們能容忍到什么程度，看普通人還能不吭聲地忍多久。

法律不是擺設，程序不是累贅。

戶口登記從來不是誰的“恩賜”，也不是基層可自由裁量的“籌碼”。

這種基本常識，如果在最末端的執行層被隨意改寫，法律就會淪為紙上談法。

再說了，任何層級的規則，也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線。

村規民約也好，內部操作細則也好，可以細化，可以補充，但不能剝奪、不能加碼。

否則，所謂自治就會演變成封閉小圈子里的自導自演。

“他自己當初簽的”、“他沒按約定結扎”、“他還生了三胎”，這些話，誰在制定這些約定？誰有資格說這句話？誰才是真正被迫縮在角落里的那個人？這也都需要質疑！

兩萬元押金，在一些人眼里，也許只是一筆小錢，但對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來說，是半條命，對一個法治社會來說，是一面鏡子。

照見的不是某個村委會的臉面，而是我們能不能認真對待那一句樸素的原則：權力不是誰的私產，孩子不是誰的籌碼，

不該拿來做交易的東西，就永遠不該被標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