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團長,現在不是拼死硬撐的時候了,天變了,要順勢而行。”——1949年11月,巴東,鄧玉麟拄著拐杖,在自家堂屋里低聲勸說張嗣臣。火盆里的炭火噼啪作響,他那雙打過無數仗的手卻在微微發抖。
彼時的鄧玉麟已六十八歲,滿頭花白,軍裝早換成了灰布長衫,腰里仍別著一只舊懷表。聽慣了槍炮的人,晚年最愛的是每天清晨去江邊看霧氣慢慢散去。街坊們喊他“鄧老英雄”,孩子們只知道這位老先生喜歡給流浪貓分饅頭,卻不曉得他年輕時如何掀翻了清王朝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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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追溯,他出生在1881年夏天的湖北巴東。祖上耕讀傳家,家境中等。15歲時父母相繼病逝,他無錢置辦墓碑,用山上的青石鑿了兩行字權作標記。那座石碑后來被長草掩埋,他卻把“世道不改,寸步難行”八個字記進了心里。第二年,他瞞著叔伯,跑到武昌當兵,只想學本事。
20歲時,他加入張之洞的新軍,在操場上第一次摸到毛瑟步槍,也第一次聽同鄉黃興講“驅除韃虜,創建共和”。他愣了半天,最后擠出一句:“要干就干大的!”從此把命系在革命上。1909年,他參加共進會,替孫武聯絡江防各營,給文學社抬棺材也不眨眼。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炮聲陡然炸響。那門12厘米口徑的舊式克虜伯炮,由鄧玉麟親自裝彈、瞄準、點火——“咣”的一聲,清軍守卒炸得抱頭鼠竄。城墻上的旗幟換了顏色,辛亥首義由此點燃。他隨后被推舉為鄂軍都督府軍務部參議。不到半年,湖廣十三府同舉義旗,清帝退位的詔書傳到武昌,他長舒一口氣:“這一下,總算給父母磕得起像樣的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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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好景短。袁世凱竊國,張振武遇害,宋教仁被刺。袁還派人捧著肥缺來“安撫”鄧玉麟,他只回了兩個字:“不稀罕。”旋即攜妻小南下廣州追隨孫中山,先護法,后北伐,轉戰湘、贛、豫,一路干到國民政府中將。孫中山病逝那晚,他在靈前直跪到天亮,爬起來時膝蓋血跡斑斑。
蔣介石登場后,清黨、整肅、圍剿接連不斷。他眼見昔日同袍被槍決,終于悄然離開軍界。有人勸他去南京效忠,他擺手:“拳頭大的做皇帝,算什么道理?”那年冬天,他帶著兩個兒子闖上海,住弄堂、開飯館、辦藥廠,只為躲開政治旋渦。
抗戰爆發,日本憲兵部三次遞“邀請函”,重金相誘。鄧玉麟一句“滾”字,拔腿去了重慶,被任命為戰地視察委員。他不再指揮槍炮,而是在淪陷區后方辦起煤礦、釀酒坊,甚至組織婦女學養蜂。有人不解,他笑道:“要想打鬼子,后勤得先活起來。”八年苦撐,直到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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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老家巴東電報催他返鄉休養。山城依舊,碼頭茶館里多了些風聲鶴唳。1948年秋,白崇禧派人來勸他去臺灣,說是“老將軍不能落到共產黨手里”。他只淡淡回了句:“倚天不動自無敵。”話音落地,客人羞愧而退。
便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鄧玉麟親自出面,勸張嗣臣部投誠,而后又擔任協商代表,被地方上尊為“開明紳士”。誰料1951年春,當地鎮反擴大化,失控的槍口指向這位花甲老人。有人誣告他“組織武裝,潛伏反攻”。審訊時,他一句“誣我易,滅我難”被記錄在案。短短十三天,便被處決于巴東城外馬山坡。
消息傳出,街坊們震驚得說不出話,他的外孫女悄悄拾起血染的草根,藏進書匣。鄧家祠堂當晚被貼上封條,銅像被推倒,小城夜色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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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湖北省高院復查此案,宣布“原判證據不足,事實不清,依法撤銷”。那份紅頭文件送達巴東,已是秋風起時。鄧玉麟的后人重新立碑,碑座刻著他寫給長子的一句話:“凡我同胞,同心則興;離心則亡。”
如今巴東老碼頭邊,新修的辛亥園里種滿銀杏。每到深秋,金葉飄落,游人拾起夾進書頁。老船工會悄悄指向不遠處的江面:“那陣炮火,就是從那邊傳來的。”講到興起,他還要補上一句:“那炮啊,是鄧老英雄親手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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