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一天,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對其北大時期的同窗好友,時任國立中央大學(xué)校長的羅家倫言道,若得一子,取名“仁軌”。羅家倫不解其意。傅斯年答道,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zhàn)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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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軌(601年-685年3月2日),字正則,汴州尉氏(今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張市鎮(zhèn))人。歷仕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周四朝,是古代出將入相,文武雙全的典范。其軍事生涯的高光時刻,就是在白江口之戰(zhàn)中(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附近入海口一帶),四戰(zhàn)皆捷,全殲日本海軍,一舉奠定1000年東亞國際新秩序,是中國歷史上滅倭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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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1年(隋文帝仁壽元年),劉仁軌出生,家境貧苦,雖逢隋末亂世,但好學(xué)不輟。
《新唐書·列傳 卷三十三·劉仁軌傳》:“少貧賤,好學(xué)。值亂,不能安業(yè),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xí),卒以通博聞”。
少貧賤的劉仁軌,是如何有學(xué)習(xí)的機會,并做到博聞多才的。要知道,就在其出生的這年六月,隋文帝下詔廢州縣學(xué)。
據(jù)《資治通鑒·隋紀三》:“詔以天下學(xué)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xué)生七十人,太學(xué)、四門及州縣學(xué)并廢”。
此詔令對儒學(xué)教育打擊頗大,隋煬帝登基后雖有所恢復(fù),但隋末戰(zhàn)亂頻發(fā),河南又是中原逐鹿之地,傳道授業(yè)者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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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得不提到劉仁軌的家世,其出自于尉氏劉氏宗族,可追溯至東漢皇室。
據(jù)《新唐書·卷七十一(上)·表第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上)·尉氏縣劉氏》:尉氏劉氏出自漢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世居樂城,十世孫通始居尉氏。
北魏時,有劉開的第12代(《新唐書》誤作第10代)孫劉通,任建武將軍、南陽太守,受封為樂城侯。劉通原籍樂城,后始從樂城遷居河南尉氏,后裔興盛起來,成為劉氏的一大支派——尉氏劉氏。因此尉氏劉氏尊劉通為開基始祖。劉通生子劉能,北齊時官任冠軍將軍。劉能生子劉熾,官任淮陽王參軍。劉熾生子劉子威,譜稱之為曹州府君。劉子威生二子:劉仁軌、劉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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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二十四史全譯》
在那個門閥士族當?shù)溃易謇鏋橄鹊臅r代,身為尉氏劉氏一族后人,自是得到了家族的資助,再兼其好學(xué)不輟,幾年后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貴人,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瑰。
任瑰,字瑋,廬州合肥人,其父為南陳定遠太守任七寶。早孤,由南陳大將陳忠撫養(yǎng),后任衡州司馬。南陳為隋所滅,任瑰棄官而走。仁壽中,為韓城尉(今陜西韓城市),俄又罷職。李淵授其河?xùn)|戶曹,并曾將李建成、李元吉等家眷托其照看。李淵起兵反隋,任瑰招撫今陜西韓城、合陽等關(guān)中各縣,又拒破王世充進攻,因功封管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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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1年(武德四年),日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割據(jù)洛陽的王世充。任瑰在洛陽之役中,料理糧餉后勤,后又任河南道招撫大使,安定地方,有選補官吏之權(quán),時人稱其多徇私親故。劉仁軌作為尉氏劉氏一族的才俊,得以入任瑰幕府,且有言任瑰之妻出自尉氏劉氏,此時劉仁軌只缺一個展露才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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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列傳·卷三十四·劉仁軌傳》: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瑰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shù)字。瑰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參軍。
隋末戰(zhàn)亂,局勢不明,導(dǎo)致官員不足,不得不多發(fā)“赤牒”作為臨時授官憑證。玄武門之變后,為安撫天下,下詔轉(zhuǎn)為正式官員。
《資治通鑒·唐紀八·貞觀元年》: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
《新唐書·本紀·卷一·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公元626年7月5日)癸亥,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賜為父后者襲勛、爵,赤牒官得為真,免民逋租宿賦。
劉仁軌因才華受任瑰賞識,先任息州參軍(今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后轉(zhuǎn)陳倉尉(今陜西省寶雞市),這是一個負責(zé)地方治安的基層官職。官職雖小,但劉仁軌卻靠著他的正直無畏,入了太宗的法眼。
唐朝前期實行府兵制,平時耕種,戰(zhàn)時集結(jié),自備軍械、軍糧,設(shè)“折沖府”負責(zé)管理訓(xùn)練,由折沖都尉、果毅都尉統(tǒng)領(lǐng),依據(jù)當?shù)厍闆r,分上中下三個等級,一府領(lǐng)800-1200人左右的衛(wèi)士。
陳倉當?shù)卣蹧_都尉魯寧,自持高位,仗勢欺人,歷任官員皆不能禁止其惡行。劉仁軌先禮后兵,魯寧不聽勸阻,反而更加強橫兇暴。劉仁軌遂杖殺魯寧,以泄民憤。九品小官,杖殺五品都尉,此事驚動了太宗皇帝,遂召見劉仁軌,當面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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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唐紀十一》:初,陳倉折沖都尉魯寧坐事系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沖!”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征侍側(cè),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征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
長安之行,幸得魏征在旁,以隋末豪強亂政,欺凌地方,致使隋亡為例,加以勸諫。太宗皇帝轉(zhuǎn)怒為喜,因其秉公執(zhí)法,擢升櫟陽縣丞(今陜西西安閻良區(qū)一帶)。這是唐代京畿之地,品級為從八品下。它相當于副縣長,是一個負責(zé)具體政務(wù)的基層要職。后又屢次上表勸諫,因其清廉剛正,升至“給事中”,有司法監(jiān)察之權(quán)。
若無意外,劉仁軌當以其清正廉潔,而留名于世,但一場無妄之災(zāi),讓劉仁軌因禍得福,走上了一條出將入相,閃耀千古的道路。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劉仁軌因處理“畢正義案”得罪寵臣李義府,出任青州(今山東省濰坊市青州市)刺史,遠離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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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府(614年—666年),瀛州饒陽(今河北省衡水市饒陽縣)人,因善寫文章,被舉薦入仕,得以隨侍還是晉王的高宗李治。后在立武則天為后,打擊關(guān)隴士族等事上,沖鋒在前,頗受恩寵。
顯慶元年(656年),洛州女子淳于氏因罪被關(guān)入大理寺監(jiān)獄。李義府指使大理丞畢正義將其釋放,納之為妾。大理寺卿段寶玄據(jù)實上奏,唐高宗便命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審理。李義府擔(dān)心事情敗露,竟逼迫畢正義在獄中自縊,以斷絕實證。唐高宗雖知實情,但正是權(quán)爭關(guān)鍵時刻,并沒有追究李義府的罪責(zé)。李義府又暗使手段,讓劉仁軌出任青州刺史。
大唐時期的青州,隸屬河南道,東臨大海,便于向朝鮮半島海運。此時大唐在東北方向最大的邊患就是“高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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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亡周興之時,商紂王叔父箕子,率商之遺民,東遷朝鮮,史稱“箕子朝鮮”。漢武帝時期,在此地設(shè)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等四郡,史稱“漢四郡”。西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麗在玄菟郡高句麗縣境內(nèi)稱臣建國,處于羈縻統(tǒng)治狀態(tài)。公元238年,司馬懿滅遼東公孫淵,并進行了屠城。此役導(dǎo)致遼東出現(xiàn)漢人權(quán)力真空,高句麗等外族無人壓制,致使其逐步做大。之后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中原混戰(zhàn),高句麗趁機步步西進,染指遼東,成長為東北亞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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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高句麗成為中原王朝掣肘之患。西晉覆亡之禍,殷鑒不遠,隋唐兩朝雄主,不得不戒之思之。
公元598年,高句麗聯(lián)合突厥等部進犯遼西,隋文帝起兵30萬征討。公元612年至614年,隋煬帝起兵百萬,三次親征討高句麗。公元645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三代帝王,數(shù)次征伐,皆未能畢其功于一役。一則遼東苦寒,糧草難以長期支撐;二則高句麗堅城壁壘,組織得當;三則后方掣肘,隋末農(nóng)民起義,吐蕃、突厥等其他部族的襲擾,難以長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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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高宗時期,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其中,高句麗與百濟相聯(lián)合,多次侵入新羅,新羅金春秋求援于大唐。
顯慶五年(660年)三月十日,唐高宗任命剛稱雄西域,獻俘洛陽的名將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位于韓國的《大唐平百濟國碑銘》記“使持節(jié)、神丘嵎夷馬韓熊津等一十四道大總管”),率大軍10萬,從城山(今山東威海榮成市東部海邊)乘船橫渡黃海,直抵熊津江口(今朝鮮半島南部錦江口),征討百濟。高宗又以新羅王金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率領(lǐng)新羅兵協(xié)同唐朝大軍作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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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軌奉命負責(zé)海運,李義府督促盡快啟航,途中遇大風(fēng)導(dǎo)致沉船。李義府企圖欲趁機,置劉仁軌于死地。幸得監(jiān)察御史袁異式、舍人源直心、嵎(yú)夷道行軍副總管劉仁愿從旁相助,僅免去官職,以白衣(平民)身份隨軍。
《資治通鑒·唐紀十七》:【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fēng)失船,丁夫溺死甚眾,命監(jiān)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
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
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仇,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仇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
獄上,義府言于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fēng)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
義府又諷劉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殺。
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詹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監(jiān)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不久,蘇定方平定百濟,高宗在百濟設(shè)立熊津都督府,任命左衛(wèi)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渡海時病亡,高宗再度起用劉仁軌,授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統(tǒng)軍。至此劉仁軌由文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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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百濟雖滅,但爆發(fā)復(fù)國叛亂,劉仁愿被圍困在百濟國都泗沘城(sì bǐ;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的古稱)。劉仁軌斬殺萬余叛軍,解除危機。
龍朔元年(661年)九月,蘇定方領(lǐng)兵進圍平壤,此時卻傳來漠北鐵勒九姓叛亂的消息,不得不抽調(diào)唐軍返國平叛,致使南北夾擊平壤的計劃落空。戰(zhàn)事拖延至冬季,天寒地凍,新羅軍糧草籌備不及時,致使后勤補給不足,戰(zhàn)機已逝,遂決定撤軍回國。劉仁軌自請留守百濟,堅守待變。
《新唐書·列傳·卷三十三·劉仁軌傳》: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強,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zhèn)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不百全。戰(zhàn)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fù)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余豐猜貳,表合內(nèi)攜,熱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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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年9月,百濟復(fù)國組織,見唐軍主力回撤,接回在倭國為人質(zhì)的王子扶余豐,立其為王,一同來的還有5000日軍,之后日本又不斷增兵。
663年,右威衛(wèi)將軍孫仁師率軍渡海來援,唐軍士氣大振,進圍周留城(今韓國忠清南道舒川郡舊韓山邑),百濟則陷入爭權(quán)奪利的內(nèi)訌之中,道深、鬼室福信等核心,先后被殺。
公元663年8月13日,唐、新羅聯(lián)軍包圍周留城,白江口之戰(zhàn)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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