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扶弟魔：《傲慢與偏見》的班納特太太與《歡樂頌》的樊勝美

昨天深夜，朋友小冉發來一串痛哭表情：“我和他吵到要分手了。”

細問才知道，又是為了她那個“不成器的弟弟”。小冉工作五年，瞞著男友補貼弟弟不下十萬。這次弟弟想買車，她手頭緊，男友又即將和她談婚論嫁，矛盾終于爆發。

“我爸媽說，我就這么一個弟弟，不幫他誰幫他？”小冉的這句話，讓我想起兩百年前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五個女兒的幸福都指望著她們的兄弟了！”——《傲慢與偏見》里的班納特太太尖叫著，仿佛穿越時空與小冉的父母重合。

從19世紀英國鄉村到21世紀中國都市，“扶弟魔”現象從未遠離，只是換了一副面孔。當《傲慢與偏見》的班納特太太遇見《歡樂頌》的樊勝美，一場跨越兩百年的對話悄然開啟。

班納特太太，這個簡·奧斯汀筆下略顯滑稽的母親，一生最大的焦慮就是為五個女兒找到有錢的丈夫。而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遠親柯林斯先生身上——那個將要繼承她家房子的男人。

“只要班納特先生一死，我們全家都要被趕出這所房子！”她的恐慌如此真實。

當時的財產限定繼承制度，將女性置于絕對的經濟弱勢。法律明文規定，家族財產只能由男性后代繼承。班納特家沒有兒子，所以家產必須傳給遠房表侄柯林斯。這不是班納特太太個人的偏執，而是她面對冰冷法律現實的無奈。

時光流轉，200年后的中國都市，樊勝美出現了。

這位《歡樂頌》中的職場精英，外表光鮮，內心卻千瘡百孔。她的工資要填補家里的無底洞，哥哥買房、結婚、失業，全部成了她的責任。父親生病，她不僅要出醫藥費，還要四處借錢。

“一個人的家庭，就是一個人的宿命。”樊勝美這句話，道出了多少“扶弟魔”的辛酸。

與小冉一樣，樊勝美并非天生樂意奉獻。她在重男輕女的家庭結構中長大，從小被灌輸“哥哥是家族的根，姐姐理應犧牲”的觀念。這種內化的責任感，讓她即使在都市立足后，依然無法掙脫親情的綁架。

班納特太太和樊勝美，一個為女兒們爭奪財產，一個為家族奉獻財產，看似相反，實則同源——她們都是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

班納特太太的“扶弟”，是通過女兒攀附男性來保障家庭利益；樊勝美的“扶弟”，是犧牲自己成全兄弟。前者主動，后者被動，但都源于女性缺乏經濟自主權和社會地位。

不同的是，班納特太太生活在法律明確歧視女性的時代，而樊勝美和小冉面對的，是隱形卻頑固的文化偏見。

小冉的父母從不認為讓女兒補貼兒子有何不妥：“反正你將來要嫁人，而我們靠的是兒子養老。”這種觀念，讓多少現代女性陷入兩難——接受，則犧牲自己的幸福；拒絕，則背負“不孝”的罵名。

更令人心痛的是，許多“扶弟魔”自己并未意識到問題所在。

我曾見過月薪三千卻要給弟弟買最新款手機的實習生；也見過因弟弟賭博而負債累累，卻仍四處借錢的職場女性。當被問及為何如此，她們的回答驚人一致：“他是我弟弟啊！”

血緣的捆綁，讓理性思考退居二線。

可喜的是，越來越多女性開始覺醒。

小冉在我的建議下，終于與家人劃清界限：“我可以適當幫助弟弟，但不會為他的人生負責。”她與男友共同制定了資助規則——每年給予父母的贍養費固定，其中不包括弟弟的開銷。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我弟最近居然開始認真找工作了。”小冉苦笑著說，“以前他總指望著我，現在知道靠不住了，反而踏實了。”

這不僅是一個關于女性覺醒的故事，也是關于成長的故事。當姐姐們停止過度付出，弟弟們才能真正學會擔當。

回到最初的對話，班納特太太若活在今天，或許不會那么迫切地逼女兒嫁人；樊勝美若能穿越到過去，或許能理解班納特太太的焦慮。時代的局限塑造了她們的選擇，但人性的進步在于，我們能夠識別這些局限，并努力超越它們。

“扶弟魔”的本質，從來不是親情本身，而是親情掩蓋下的資源分配不公。

真正的親情，應該讓每個家庭成員都能自由成長，而不是讓一部分人犧牲，成全另一部分人的懶惰與依賴。

當我們談論班納特太太和樊勝美時，我們談論的是每一個在家庭責任與自我實現間掙扎的女性。她們的困境提醒我們：愛不應是無限的犧牲，而是相互的成全。

也許，打破“扶弟魔”詛咒的關鍵，不在于徹底割裂親情，而在于重建健康的家庭關系——讓愛回歸本質，讓責任有了邊界。

你的身邊有“樊勝美”嗎？或者，你是否也在某個時刻，發現自己不知不覺成了“班納特太太”？

不妨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故事，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在珍視親情的同時，守護自己的完整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