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貶值之后：能力，才是你的新通行證 | 社會科學報

高學歷高回報一直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邏輯，但當AI使很多技術工作不再需要一紙文憑，科技、金融等傳統優勢行業崗位一再縮減，大學薪資溢價不斷下降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學歷貶值了”。近日，《經濟學家》刊文《為何如今的畢業生處境艱難》(Why Today’s Graduates Are Screwed）指出，學歷貶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工業時代“學歷-就業”的線性邏輯在技術革命中崩塌，而更稀缺的永遠是就業者持續升級的能力。

原文 ：《“持續升級的能力”正在取代“學歷優勢”》

編譯 |薛梓涵 楊勇

圖片 |網絡

畢業生失去特權地位

如今，那些有抱負的年輕人往往令人同情。幾十年來，通往美好生活的路徑一直清晰可循：上大學，找份體面工作，坐等收入增長。但今天，勤奮的年輕人擁有的選擇越來越少了：科技大廠裁員，公共部門聲望下降，律師職業面臨AI威脅，記者行業更是舉步維艱。

在整個西方國家，年輕畢業生正失去甚至已經失去特權地位。就業數據暗示了這一變化。咨詢公司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馬修·馬?。∕atthew Martin）研究了年齡在22至27歲之間、擁有學士或更高學位的美國人，發現其失業率有史以來首次持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一趨勢并非僅在美國顯現。在整個歐盟，擁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年輕人失業率正趨近于該年齡組的總體失業率。英國、加拿大、日本似乎都在經歷相似的境況。即便是精英群體，如MBA畢業生，也在承受沖擊。2024年，斯坦福商學院80%的畢業生在離校3個月后才找到工作，顯著低于2021年的91%。乍看之下，在學校露天餐廳用餐的學生們神情愉悅，但再仔細觀察，便能從他們眼中窺見焦慮。

雖然“大學薪資溢價”（university wage premium）還處于增長態勢，然而近年來，這一溢價幅度已經開始縮水，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均有所體現。根據美聯儲紐約分行提供的美國年輕人數據，2015年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比高中畢業生約高出69%，而到去年，這一溢價已縮至50%。畢業生工作的滿足感也在下降。一項大型調查顯示，美國的“畢業生滿意度差值”（graduate satisfaction gap，即畢業生自稱對工作“非常滿意”的比例與非畢業生之間的差距），如今已縮窄至約3個百分點，遠低于原長期保持的7個百分點的優勢。

深層原因在于市場需求變化

今天的畢業生為什么不再具有優勢？從表面上看，大學大規模擴張可能降低了教育標準。如果大學招錄了才能平庸的學生，教學又未能補其不足，久而久之，雇主們對普通畢業生與非畢業生的能力預期差距自然會縮小。匹茲堡州立大學的蘇珊·卡爾森（Susan Carlson）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指出，如今，許多學生實際上處于功能性文盲狀態。相當數量的英語專業學生甚至難以理解查爾斯·狄更斯的名著《荒涼山莊》開篇第一句，這確實是令人憂心的。

誠然，一些大學確實向本不該入學的學生提供了低質課程。但從長期來看，畢業生數量與學歷溢價之間的關聯甚微，例如，在1980年代的美國，兩者曾同步增長。此外，如果你與大多數大學的學生，尤其是精英大學的學生交談，就會摒棄認為他們愚蠢的觀念。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聰明絕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許多學生雖曾懶散度日，甚至慶祝獲得“三等榮譽學位”（gentleman’s third），但如今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市場需求的變化。美聯儲舊金山分行的萊拉·本加利（Leila Bengali）及同事發表的一篇新論文，再次讓人質疑“畢業生能力下降”的言論。文章指出，薪資溢價的變化主要反映了需求因素，特別是對技能偏向型崗位需求的變化。通俗地講，雇主正讓非畢業生從事以往專屬畢業生的崗位。“一等學位”如今已經沒人在乎了。對于那些只需要基礎技術應用的工作來說尤其如此?；A技術應用門檻的降低是轉變的關鍵之一：智能手機的普及使非畢業生同樣精通技術。根據招聘網站Indeed的數據，幾乎所有經濟領域的崗位對教育背景的要求都不那么嚴格了。美國商業和服務業雇傭的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比15年前更多了，盡管這類人群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已經下降。

同時，雇主在傳統“畢業生友好型”（graduate-friendly）行業中也削減了工作崗位。在整個歐盟，2009年至2024年間，受雇于金融和保險業的15至24歲年輕人數量下降了16%。美國的法律服務類職位如今僅比2006年略多。直到最近，英國學生指望賺錢的明確途徑還是進入銀行的畢業生培訓計劃。然而，自2016年以來，從事法律和金融行業的20多歲年輕人數量減少了10%。在講述倫敦銀行畢業生故事的電視劇《投行風云》（Industry）第三季中，最初的一大批角色都已被解雇（或身亡）。

人們很容易將這些機會的減少歸咎于人工智能。這項技術看起來能夠自動化處理入門級的“知識型”工作，例如文件歸檔或律師助理的任務。然而，本文所描述的趨勢早在ChatGPT出現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許多傳統上雇傭大學畢業生的行業近來處境艱難；多年低迷的并購活動抑制了對律師的需求；投資銀行也不再像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那樣積極進取了。

以能力重新定義職業價值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013年至2022年間，美國攻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注冊人數下降了5%。然而，在大多數富裕國家，由于國家承擔了更大比例的費用，高等教育更為便宜，年輕人仍然在積極涌入大學。除美國外，在截至2022年的十年間，整個經合組織的高等教育注冊人數從2800萬增至3100萬。法國的學生人數增長了36%，愛爾蘭則增長了45%。批評者認為，政府此舉是在補貼“無用學位”，鼓勵年輕人“浪費時間去學習”。學生們可能也沒有選對專業。在美國以外其他地區，選擇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專業的比例大多在增長，同樣令人費解的是，新聞學課程的入學人數也在增長，與市場需求嚴重脫節。

畢業生失去特權，從倫理角度看，未必是件壞事。但從現實來看，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警惕。歷史表明，當聰明人——或者自視聰明的人——境遇不如預期時，往往會滋生不良事件。康涅狄格大學的科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提出，“精英生產過?！保╡lite overproduction）是幾個世紀以來各類社會動蕩的直接誘因。例如，歷史學家就將“受教育男性過剩問題”（the problem of an excess of educated men）視為促成1848年歐洲革命的因素之一。路易吉·曼吉奧內（Luigi Mangione）堪稱這類問題的典型代表。作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畢業生，他本應過上富足生活，卻因對社會問題不滿涉嫌謀殺一家醫療保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更具警示意味的是，人們對他充滿同情：曼吉奧內已收到超過100萬美元的捐款。

大學教育的性價比正被重新計算，當非畢業生能勝任基礎技術崗位，當AI接管入門級知識工作，傳統的“學歷特權”本質上被技術民主化與產業變革瓦解了。歷史經驗警示：高學歷群體預期與現實間的矛盾造成的心理落差可能引發社會緊張情緒，而盲目走傳統教育路徑只會讓更多年輕人陷入“高學歷低回報”的陷阱。當代畢業生的困境，本質上是工業時代“學歷-就業”線性邏輯在技術革命中的崩塌。唯有認清市場需求的變革，打破對文憑的盲目迷信，才能在特權消失的時代重新定義每個人的職業價值。畢竟，當“一等學位”無人在意時，真正稀缺的從來都不是學歷，而是持續升級的能力。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7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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