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北一鐵匠指著毛主席畫像，對妻子說：這是我的結拜兄弟

1950年春，鄂東大冶果城山區，新中國的第一個春天來得格外鮮亮。

家家戶戶貼上毛主席畫像，掛在堂屋最醒目的地方。

清晨，朱其升扛著竹籃，準備趕去下莊屋打鐵。

走到銅山口巖山腳下一處茅棚，忽見門洞里赫然貼著一張彩色畫像。陽光斜照，畫像上那顆下巴痣格外醒目。他一怔，靠近幾步，盯著那張臉看了許久。

“眼熟。”他喃喃自語，腦中翻騰著記憶。

片刻后，猛然一震：“是他！那不是我結拜兄弟嗎？”

40年前的故事

朱其升一不慣張揚，也不喜多言。

即使在解放后，他依舊維持著那套山民式的低調與克制。他照常打鐵、犁田、修傘、栽秧，說話不大聲，走路不抬頭，不插手村里的閑事，也從不主動談及舊事。

他參加過革命軍，但他從未提過這個身份，連枕邊人郭蘭英都一無所知。

那是1950年的春天，家家戶戶開始張貼毛主席畫像。朱其升在村頭干活途中，偶然看到一戶人家新貼的彩色畫像，貼在堂屋正中，光線正好，畫像中的那張臉在陽光下分外清晰。

他站住了。看著那張臉，那顆熟悉的下巴痣，他陷入長時間的沉思。

當天晚上，他回到家，猶豫再三，把這件事告訴了郭蘭英。

郭蘭英聽了，臉色突變，放下手中碗筷，劈頭一句：“你別瞎說！這么大的官，你敢與他稱兄道弟?”

但謠言還是傳了出去。

有人笑他老糊涂了，有人說他吹牛不打草稿，更有些年輕人私下嘲弄，說朱老伯真是“豬腦殼”——連毛主席都敢攀親。

有一日，他在大畈犁田，仍舊習慣性地把布鞋脫下掛在腰間。這是他從軍時養成的舊習。

幾個年輕后生路過，指著他的鞋問：“朱伯伯，你這是隨時準備上京呀？”

同輩的兄弟更直接，笑他：“主席怎么沒請你進中南海？還在這田里打赤腳？”

朱其升只是低頭繼續犁地，鋤頭一下一下砍入田壟，像是在翻耕沉在心里的某段回憶。

那段記憶，從頭說起，要從他十二歲那年開始。

朱其升生在一個極苦的農家，兄弟姐妹多，口糧緊張。

他十二歲那年，隨人去了湖南田江，投身鐵匠鋪做學徒，修傘、補鍋、打柴刀。從早干到晚，手掌磨得血肉模糊，飯還吃不飽。

1909年，湖南水早連年，顆粒無收。

店里糧食緊張，一頓米飯分得少了，他因多吃幾口被老板抓住，迎頭就是幾記耳光。

他站在那里，臉和脖子憋得通紅，眼睛直直地盯著老板。

老板反倒發虛，罵了一句：“豬腦殼一個，滾蛋！”

當晚，朱其升背上破衣爛被，悄悄離開店鋪，一路流浪到長沙。

那是深秋，他身上只裹一件破棉衣，鞋底也磨穿了。他聽人說官府在招新軍，便找人擔保，投了軍。

就這樣，他成了一名湖南新軍步兵第五十標左隊的士兵。部隊歸譚延闿指揮，是響應武昌起義、光復湖南的革命軍。

憑著他在鐵匠鋪學來的手藝，部隊里修槍、擦機這些活他樣樣能干，不久便被提拔為上士，月餉銀八元，成了班里為數不多的“技術兵”。

1911年末，長沙街頭已經亂作一團。就在這個時節，一位青衣書生模樣的年輕人走進了軍營。他叫毛潤之。

他是自己來的，說是中學學生，想投軍入伍。接兵的軍官卻攔住了他：“不行！沒人擔保，不能收。”毛潤之爭辯，說同學都去了學生軍，他偏不愿進那種隊伍。他想真正參軍。

爭執聲越吵越大，朱其升從營房走出，望見一個青年，氣息不亂、話說得極利索。

他走近問：“小兄弟，怎么啦？”

毛潤之轉過頭，說：“我想投軍，但他們說沒有擔保不行。”

朱其升看他衣著干凈，說話利落，眼中帶光，便當機立斷：“你要是真心來投軍，我來擔保。”

他帶著毛潤之去了副班長彭友勝那里。彭友勝有些遲疑，便問：

“你叫什么？”

“毛潤之，潤是濕潤的潤，之是之乎者也的之。”

“哪兒人？”

“湘潭韶山沖。”

“父親呢？”

“毛順生，種田的。”

“來部隊前干嘛？”

“讀書。我們學校的同學都去學生軍了，我不愿進學生軍。”

朱其升在一旁說道：“這人我看得準，有膽有識，我們營里全是大老粗，缺的就是這樣的文化人。”

彭友勝點了點頭，寫了份回條，遞給上司。很快，毛潤之入伍成功，編入朱其升所在班，成為正式列兵，月餉銀七元。

這，就是他們故事的開始。

在軍營里的相處

在軍隊里，朱其升和毛潤之兩人編在同一個班，住一個屋，干一樣的活。

一入軍營，毛潤之的“寒酸”就暴露出來了。棉衣沒有，被子也沒有。新兵發的軍裝是照尺寸批量做的，他個頭高，穿起來吊在腿肚子上，夜里冷得發抖。

朱其升把自己那件新發的藍棉衣讓給了他，還把棉被一分為二，兩人同鋪而臥。

半夜里，朱其升醒得早，看到毛潤之把被子蹬到了床尾。

他輕手輕腳地拉回來，蓋到他肩上，然后又縮進自己的一半棉被里接著睡。

朱其升是苦出來的，他知道什么叫“凍夜難熬”。

軍營伙食不寬裕，日子清水寡淡。難得打一次牙祭，發了兩小塊紅燒肉。

朱其升明里拿著自己那份，暗地里悄悄撥出幾塊放進毛潤之的飯缽。

毛潤之察覺了，想推回去，朱其升皺眉一句：“吃了，省得餓得沒勁。”

訓練開始之后，情況更明顯了。毛潤之是讀書人，步操不熟，動作僵，槍也不會握。朱其升不笑，也不訓，每天下午操課后抽出一個時辰，帶他從“立正”“稍息”“踏步走”開始，一樣樣教。

舉槍、瞄準、臥倒、起身，全是手把手教出來的。

毛潤之聰明，學得快。基礎雖然薄，但心靜手穩。后阿里打靶，他打出得成績非常好。

可這學生兵，也確實還是學生脾氣，尤其討厭拆洗槍械。每次訓練結束，別人都在刷膛、擦油，他把槍往鋪上一擱，拉起被子看書。

朱其升也不吭聲，等他走后，把那桿槍拿過來，三五下拆開，用煤油洗了，又拿棉紗一點點擦干凈。等毛潤之回來，他裝好交回去。

有一次毛潤之拿槍練動作，沒留神把機頭卡死了，板機怎么也扣不動。他皺著眉，琢磨半天也搞不清毛病，朱其升一看，走過去說：“讓我來。”

他拿過槍，拆開機頭，洗得干干凈凈，擦得透亮，再重新組裝。十分鐘不到，槍又靈了。

毛潤之接過來，試了試，眼睛一亮：“你這是能工巧匠，得收我當徒弟。”

朱其升笑了笑，說：“我家里窮，十二歲起跟人打雜做徒工，吃過幾年鐵錘的虧。學這點手藝，不值錢。你們這些念書人，腦袋里才是正經本事。”

他拍了拍毛潤之的肩膀：“你以后要走的路長得很，我是看得出來的。”

毛潤之一聽，認真了。他伸出手：“咱倆說好了，將來你我不管誰走多遠，誰都不能忘了這一鋪炕。這年頭兄弟難得，‘茍富貴，勿相忘’，記下。”

這話說完，朱其升眼睛亮了一下。他想了想，又跑去找了彭友勝——三人坐在紅楓坡上，燒了幾根樹枝當香，撮了土做爐，就地結義。

毛潤之說：“山上無桃園，咱就叫‘紅楓坡三義’。日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上報社會，下安黎民。”

結義之后，三人走得更近。

毛潤之喜愛歷史，特別偏好講古。每到晚上熄燈前，總愛和他們聊《三國》《水滸》《隋唐》。講起“曹操煮酒”“張飛長坂橋”，興致來了手舞足蹈，像個說書人。

朱其升文化不高，但聽得起勁，常常聽得一臉認真，偶爾還追問一句：“那后來呢？”

冬訓暫停那陣子，大雪封路，營里閑了下來。毛潤之干脆抓住機會，在營房里支了塊板，拿炭筆教朱其升和幾個識字不多的兵認字。

訓練外的日子里也并非太平。年底，營隊接命向城東開拔，途中在一處山坳遇上小股清兵，發生交火。地面結冰，樹叢濕滑。朱其升帶著毛潤之鉆進一片低矮松林，蹲在一個土坑里。

沒過多久，一顆炸彈在他們不遠處爆炸。朱其升反應快，拉著毛潤之滾下旁邊山溝。再回頭看，那棵松樹已經被炸斷，雪片飛濺，枝葉橫斜。

這一仗不大，卻是毛潤之第一次真正經歷炮火。

戰后，營隊未再遭遇大規模戰斗。

1912年春，南北議和，湖南新軍接到命令，予以遣散。

上級發了三個月餉銀，讓大家各自回家，三個月后是否重編，另行通知。

臨別那天，毛潤之提著包裹站在營口，朱其升在他身邊，兩人交談許久。

后來朱其升回到鄉里，重操舊業，種田打鐵為生。他從未再提起那段兵營舊事。

40年后，相見恨晚

1950年春，朱其升一如往常，背著工具，從家中出發，前往幾里外的下莊屋鐵鋪打工。

就是在這里，他一眼看見了一張剛貼上去的彩色畫像。

他盯著那張臉，細看眼神、額角、鼻梁，再到下巴的那顆熟痣。那一刻，他脫口而出：“這不就是潤之？”

那聲“潤之”，他壓在心底四十年。

朱其升回到家，坐在灶前許久。他想寫信。但又怕——怕認錯，怕寫錯，怕這份記憶出了岔子。

整整一個春天，他都在猶豫。直到1951年清明過后，萬物漸暖，他才終于動筆，寫下第一封信。

他等了一個月，沒有消息。

他又寫了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信一封封寫出去，石沉大海。

1952年春，朱其升已頭發花白。終于，他找到了一位能幫忙的人——夜校教師孟淑純。

孟老師是漢口人，曾是新四軍第五師戰士，又與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是老鄉。她聽完朱其升的講述，沒有輕視。她詳細詢問了當年長沙入伍、班排編制、訓話細節、結義過程，朱其升都一一回答。

從征兵處的爭執，到軍營里共蓋一床被子；從紅楓坡三結義，到散伙飯那天的叮囑；他甚至記得，潤之愛吃紅燒肉。

孟淑純幫他提筆，以嚴謹樸實的語言寫了一封信。信不長，但言之有據，情之真切。落款后附了朱其升的家庭住址，郵政編碼，單位信息。

信發出后，朱其升每日早起后都要走一趟鎮上的郵政所。有時只是站在門口望一望，有時走進去問一句“有沒有寄北京的信來？”

他不抱希望，但也不放棄。

1952年8月底的一天，鎮郵員送來一封蓋有“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印章的信。牛皮紙信封，字跡工整，收件人一欄寫著：朱其升 親啟。

他顫著手撕開信封，紙上寥寥數語：

“其升兄：
來信收到，甚為高興。寄上人民幣二百萬元（舊幣，即現今二百元面值），聊佐小貿資本。彭友勝尚在人間，曾有信來。知注附告。
順祝 興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讀到“其升兄”三字，朱其升已是老淚縱橫。

1952年10月，朱其升帶著毛主席的親筆信，乘坐火車北上。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離開中南大地如此之遠，第一次進北京。

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他。老朋友相見，沒有客套，只有實話。

毛主席一見面便說：“你來遲了。去年春天彭友勝寫了信來，我回了。你怎么現在才來？你若早些寫信，我早請你來。”

他們坐下，談起1911年那段軍營舊事，從兵營的操場聊到夜間臥鋪，從打靶成績聊到當年鍋里的那點紅燒肉。

主席說起往事，時而凝神，時而失笑，說得最多的一句是：“那時候真苦啊。”

飯后，毛主席留朱其升在中南海住下，還讓工作人員安排他去香山、故宮、頤和園看看。他說：“你來一趟北京不容易，得看看天安門，別只看我。”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個月。

臨行那日，主席從稿費里抽出五百萬元舊幣（即五百元新幣）給他做路費和生活補貼。

朱其升回到漢口后在街頭找到幾個補鍋、修傘、補鞋的老手藝人，籌建了一家“和平油布雨傘廠”，自己擔任經理。

1954年夏，他再度赴京看望主席。依舊是談笑風生。

離京那天，主席特意囑咐：“以后有空常來看看我。或者，有事就寫信來。鄉下的情況，我也得靠你們這些老朋友來告訴我。”

1956年盛夏，朱其升突患胃癌。病來得急，沒來得及再寫信，就在漢口病逝。

親屬將其遺體火化后，沿長江經黃石，送回老家安葬。

不久，毛主席得知噩耗，沉默良久。

參考資料：

毛澤東與鐵匠朱其升的交往
石功彬
青年毛澤東的一次從軍經歷
中國軍網-解放軍報
毛澤東的第一次從軍生活
吳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