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外交為何多變？選民更關注錢包而不是俄烏戰爭

當下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精神是分裂的。

一方面，它是以全球為舞臺的“美利堅帝國”：

軍事基地分布全球，美元主導國際金融秩序，可以隨時對任何國家實施制裁和經濟打擊；另一方面，它又是北美大陸上一個由50個州組成的普通民族國家——“美國合眾國”：

大多數民眾并不真正關心外部世界，甚至對地理一知半解。

選民在投票時關心的，是油價、房貸、醫保、學費與工作機會，而不是烏克蘭戰局、臺海局勢、北約擴張或中東安全架構。

這兩個“美國”長期并存，卻各按自己的邏輯運轉：“帝國美國”追求的是全球影響力與秩序塑造權；“本土美國”執著的是個人安全感與錢包厚度。

特朗普外交之所以顯得多變、粗暴、任性，卻在國內擁有強大支持，正是這一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

他在國際舞臺上的諸多操作，看似是對世界秩序的顛覆與重塑，實則核心目標十分簡單：

為美國50州選民——尤其是他的基本盤選民——以及其自己的家族與支持集團謀取更直接、可見的利益。

在美國現行體制設計下，這種現象并非偶然，而幾乎是制度邏輯的自然產物。

一、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帝國總統，只向選民交代

1. 美國總統事實上擁有兩個重疊且不完全兼容的身份：

第一重：美國50州的總統其權力來源十分清晰：3億多美國公民的選票及選舉人團制度。他的政治合法性，完全由國內選民賦予。對這些選民，他要保證的是經濟增長、就業機會、社會穩定以及各種公共服務的可負擔性。

第二重：美利堅帝國的管理人 / 西方世界的“領袖”在這一身份下，他面對的是北約盟友、美元體系參與者、美國軍事基地覆蓋下的各國政權、以及深深嵌入美國規則與市場的跨國資本網絡。

對這些對象而言，美國總統既是安全提供者，又是秩序設計者，還是最后的金融與規則保障人。

問題在于：能決定誰來擔任這一“全球領袖”的，并不是這些盟友或“帝國外圍”的參與者，而只有美國50州內的普通選民。

巴黎、柏林、基輔、東京、特拉維夫對特朗普抱持何種態度，在選票層面都遠遠不如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這些“關鍵搖擺州”來得重要。于是，一種結構性扭曲由此產生：

在國際體系中，美國總統擁有近乎“帝王式”的外交與軍事權力；

但他只需向北美50州的選民負責，而無需向遍布全球、受美國行為影響深遠的“帝國臣民”負責。

結論：美利堅帝國的對外權力高度集中于總統，卻缺乏與其全球影響力相匹配的民主約束機制。

2. 總統在外交事務中的“超大權限”

美國總統在外交領域擁有遠超內政的主動權。

尼克松在1968年競選時曾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國內事務可以自動運轉，但外交必須由總統親自抓。”

在美國的制度環境中，這并非夸張之語：

內政方面：國會立法權強大、聯邦和州政府分權明確、官僚體系龐大且利益網絡復雜，即便總統更替，很多政策路徑會因慣性和博弈而自然延續。總統想推動重大內政變革，往往要經歷黨內斗爭、國會拉鋸、司法審查等多重關卡。

外交方面：總統掌握行政權、三軍統帥權、條約談判和對外承認等核心權力。在對外制裁、軍事部署、談判策略等具體操作上，通常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國會雖有授權和預算審查權，但在速度與細節上，很難像行政部門那樣“實時操盤”。

因此，在對外事務特別是短期行動上，美國總統往往是一個近乎“絕對權力者”。當總統個人偏好不同，其外交風格會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奧巴馬強調多邊主義與聯盟協作，整體外交顯得穩健、程序化、講究體面；

而當特朗普將“選票收益”置于“同盟信任”之上，對外行為自然會表現為多變、粗暴、強交易性。

二、表面多變，本質恒定：一切圍著選票與金錢運轉

在“帝國美國”的視角中，特朗普屢屢被指責為“瘋子”“攪局者”“不按套路出牌”；但若把觀察視角切回“美國50州選民”，其邏輯反而頗為一致——甚至可以說是粗暴而一貫的“理性”。

1. “美國優先”的具體化：從抽象戰略到選民錢包

“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并非特朗普的首創，但他是第一個把這句口號，系統轉譯為“算賬語言”的總統。

在戰后主流精英的外交話語中，“美國優先”意味著：維持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鞏固盟友網絡、推動自由貿易與民主價值觀輸出，美國既做世界警察又做秩序架構師。

而在特朗普手中，這些宏大敘事被拆解為一套極其直白的商業交易邏輯：

北約問題：歐洲軍費不達標，在他眼里就是“占美國便宜”。美國為何要花錢保護“既富又摳”的盟友？他的信號很簡單：“安全不是免費午餐，要么掏更多錢，要么各自為戰。”

貿易逆差：哪個國家對美國長期順差，哪個國家就在“占美國工人的便宜”。關稅不再是不得已而用的工具，而是談判中的常備大棒。將部分制造業拉回美國本土，即便成本更高，卻能直接在鐵銹帶贏得選票。

駐軍與同盟：在日韓駐軍不被視為“價值同盟”，而是收費安保服務。盟友要么提高“保護費”、增加軍購，要么為安全后果自擔。

這套“算賬外交”粗糙而功利，在歐洲、東亞傳統盟友看來尤為刺耳，也嚴重沖擊了戰后美西方精英構建的“同盟共同體”敘事。但在美國國內，尤其是對長期對全球化不滿的工人階層與中下層白人而言，這種話術極具共鳴——他們早已對金融資本、對外戰爭與產業外遷積怨已久，只是很久沒有一個總統，用如此直接甚至粗鄙的語言幫他們“罵出來”。

2. “胡搞”背后的算計：用外交權力為自己人與基本盤變現

回顧特朗普任期內的大量外交操作，不難發現一個共同模式：他把高度集中的總統外交權力，當作服務自家利益與基本盤選民的籌碼與工具。

其主要特征包括：

強調個人關系，弱化制度與專業官僚頻繁通過私人電話、閉門會面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直接溝通，有時繞開傳統外交程序與智庫意見。在這過程中，私人商業利益與家族資本布局的影子并不難辨認。

將外交議題“內政化”與“選舉化”與龍國、歐盟、墨西哥的博弈，往往被包裝成就業、制造業回流、農產品出口、農民補貼等具體利益問題。貿易摩擦配合對特定選民群體的財政補貼，讓政策成本被部分對沖，而政治收益則集中在他所倚重的選區。

極強的短期主義傾向對于世界秩序的長期穩定、制度信譽與同盟信任，他興趣有限；他真正關心的是：這些博弈能否在下一輪選舉前，轉化為可被媒體渲染的“成績單”——就業數據、股市表現、協議簽署儀式，以及“我贏了，他們輸了”的故事。

在這點上，特朗普并非完全異類。他更多是把本就存在于美國政治中的“選民優先”邏輯，推向赤裸、直接、少有遮掩的極端。

三、為什么美國公眾“重錢包、輕世界”？——土壤決定了特朗普

特朗普的成功，是在既有民意土壤和制度激勵上“順勢而為”。

1. 普通美國人的生活焦點：工資單比世界地圖更重要

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國際政治極其遙遠：

美國地理位置相對安全，遠離歐亞大陸傳統戰場；主流媒體在報道國際事件時，也總是從國內視角切入：烏克蘭戰爭關聯油價和通脹；中東沖突影響能源價格與恐襲風險；中美關系則被簡化為“制造業崗位”“芯片供應”“物價水平”。

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為資本與高端人才帶來巨大收益，但對不少中產與工人而言卻意味著工廠外遷、產業空心化、收入停滯甚至下降。

與此同時，醫療、大學學費、住房成本與日常開支卻持續攀升。

在這樣的體驗中，許多美國選民感受到的是：

自己所在小鎮的工廠關門，崗位移向海外；

醫保費用越來越高，稍有大病就可能陷入債務；

孩子上大學動輒背上數萬美元甚至十幾萬美元的貸款；

政客卻在國際舞臺上滔滔不絕地談“自由秩序”“價值同盟”“人權外交”。

在這種落差下，他們的邏輯簡單而現實：“先把我家的醫保和學費解決，再跟我講東歐戰場和亞太戰略。”

2. 戰爭疲勞與“被精英欺騙”的情緒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幾乎沒有停止過海外軍事行動：海灣戰爭、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每一次行動在發動時，都被包裝為“維護正義”“打擊邪惡”“維護秩序”“傳播民主”。

但在美國公眾眼里，留下的更多是：巨額財政赤字與看不見盡頭的軍費支出；大量退伍軍人的傷殘與創傷后應激障礙；難以感知的“秩序紅利”。

這種情緒逐漸匯聚為對“海外軍事冒險”的全面疲憊與反感：“少在外面打仗，多把錢花在國內”；“不想再當全世界的冤大頭”；“那些盟友是不是一直在薅美國羊毛？”

特朗普只是用最不文雅，卻極具動員力的語言，把這些情緒公開化、政治化。

3. “雙層美國”的結構性沖突：帝國需求 vs. 選民生活

“美利堅帝國”的系統邏輯是：在全球范圍維持軍力投送能力；維護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秩序；鞏固盟友體系與安全承諾；執行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而“美國本土選民”的現實邏輯則質樸得多：

我能否找到穩定且收入尚可的工作？

醫保和養老體系會不會破產？

通脹是否在蠶食我的工資？

孩子的教育負擔能否承受？

當中產階級上升渠道變窄，對外戰爭受益感降低，“帝國邏輯”和“選民邏輯”的張力就越來越大。特朗普的崛起，正是這一矛盾爆發的政治表現：精英談“全球責任”，選民要“現實福利”；精英捍衛帝國角色，選民只問：“誰來為我的生活負責？”

四、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不同姿態”：精英話術 vs. 利益明碼標價

在這一背景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外交路徑差異，就顯得格外清晰。

1. 民主黨：價值敘事包裝下的精英路線

總體而言，民主黨更偏好以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為外衣的外交路徑：

高調強調“民主、人權、法治”；傾向于與歐洲、日本等“價值觀相近”的盟友抱團；推崇多邊主義、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

其外溢效果包括：在歐洲及發達盟友中更受歡迎，方便維持“價值共同體”敘事；在國際輿論與多邊組織中更占道德優勢，媒體也更容易把其包裝為“秩序維護者、多邊主義守護者”。

對盟友精英層來說，這種外交方式可預期、講程序、重禮儀，也更符合冷戰后西方對自身“文明秩序”的自我想象。

2. 共和黨尤其是特朗普：把外交變成“價格談判桌”

共和黨內部并非鐵板一塊，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路線，確實把外交解構為赤裸裸的利益交易：不再強調“共同的民主價值”，而是直接追問：“你出多少錢？”

不再強調“自由貿易是大方向”，而是具體計算：“你每年對我順差多少？”

不再熱衷宣講“美國的全球責任”，而是反復訴說：“美國被占便宜太久了。”

這種態度讓許多長期習慣“美國保護傘”和溫情話術的盟友極度不適應：

歐洲發現自己從“同盟伙伴”變成了“安全服務的付費客戶”；日韓在安全與駐軍問題上頻繁被要求“加錢買單、自主防務”；其他對美有期待的國家精英，突然面對一個會算“小賬”“砍價”的美國總統。

然而，從美國大量選民，特別是鐵銹帶、藍領群體以及部分中產的視角看，特朗普式路線卻相當“合情合理”：“他至少替我們把該要回來的錢，要了一點回來。”

于是形成一種耐人尋味的局面：民主黨更符合傳統盟友與國際精英的期待，也更容易獲得道德光環；特朗普式共和黨卻在美國國內贏得了不小的政治市場，尤其是在那些被全球化邊緣化的人群中。

差異的本質在于：誰更直接地回應了選民的“錢包焦慮”。

五、特朗普外交多變，卻不是“無邏輯”

站在外部世界的角度觀察，特朗普外交的確“變幻莫測”：

一邊指責盟友“薅美國羊毛”，一邊又宣稱“我們關系史上最好”；

今天揮舞關稅大棒，明天又表示愿意“坐下來達成一筆好交易”；

一方面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核協議等多邊框架，另一方面又頻繁單邊施壓，索要新的條件與讓步。

但如果回到美國國內政治的邏輯，這種“多變”背后反而有幾條非常穩定的鐵則：

1. 一切圍著選民可感知利益轉，而非圍著國際秩序穩定轉

若某項外交行動無法在短時間內，轉化為選民可感知的“好處”——如就業、訂單、股市上漲或“美國贏了”的象征性勝利——那么它的政治價值就十分有限。相反，只要能塑造出“我替你討回公道、沒有被占便宜”的形象，即便破壞長期秩序或者傷害盟友信任，也在可接受的政治代價之內。

2. 短期兌現優先，長期承諾可以犧牲

多邊協定與國際制度往往牽涉長期投入與緩慢收益。而特朗普的政治時間軸，則集中在任期內能否看到結果：立刻可見的關稅措施與“強硬姿態”；能在鏡頭前舉行的“簽署新協議”儀式；可以簡單講述為“我贏、對方輸”的故事模板。

長期信譽與秩序穩定，容易被讓位于短期內可變現的政治收益。

3. 在制度漏洞邊緣最大化個人與家族利益

在美國總統外交權力缺乏國際約束的現實下，特朗普及其家族有更大空間：將國際場合作為個人品牌和商業合作的舞臺；在對個別國家的態度與潛在商業利益間尋求勾連；在國內法律模糊地帶游走，把總統身份衍生出的隱性好處加以利用。

類似現象在美國歷史上并非絕無僅有，但特朗普的做法更為粗暴，掩飾更少，從而被放大并高度可見。

六、特朗普不是“系統漏洞”，而是系統特征的極端放大

將特朗普視為“政治意外”或“偶然的系統錯誤”，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當帝國擴張的紅利被基本吃盡，當中產階層的上升通道不斷收窄，當對外戰爭不再能給大多數人帶來明顯收益，戰后美國精英的共識就開始土崩瓦解。

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更粗糙、直白、不掩飾自利的“美國優先”脫穎而出幾乎是必然：只要美國總統的權力來源仍然完全集中在50州選民手中；只要“美利堅帝國”的成本與負擔主要由美國納稅人承擔，而利益卻高度集中于少數精英；那么，“帝國邏輯”與“國內民意”之間的沖突就難以調和。

即使未來不是特朗普本人，也很可能出現“特朗普2.0”“特朗普3.0”：

他們的話術或許更圓滑、包裝更文明；但核心仍會堅持：選民錢包優先，帝國責任可以折扣。對于外部世界而言，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位美國總統會自發維護國際公義與全球公共利益”上，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浪漫主義。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行動目標始終是“美國利益”：民主黨傾向于在價值觀話術包裝下推進利益；共和黨更習慣在赤裸利益追逐中偶爾談價值。

二者方式有別，本質同源。

七、結語：在帝國裂縫中，世界如何自處？

今天的美國，的確是一個“裂開”的國家：

向外，它仍視自己為規則的制定者和秩序的守護者；

向內，它卻充滿經濟焦慮、社會撕裂與中產下沉的危機感。

特朗普外交為何多變？因為他正站在這道裂縫的交界處：他不再心甘情愿替“美利堅帝國”的抽象利益買單，而是選擇利用帝國權力，在全球舞臺上為美國50州選民，尤其是他的支持者群體，竭力索取可見的現實利益。

美國民眾為何更重自己的錢包、輕國際事務？因為在他們長期的生活經驗中，“帝國敘事”很少轉化為具象福利，反而經常以失業、稅負、通脹與戰爭創傷的形式，折射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對歐洲人、對烏克蘭人乃至對所有深受美國行為影響的國家來說，真正關鍵的問題也許并不是：“特朗普還會不會重返白宮？”

而是：在一個帝國權力高度集中，卻不對全球范圍的“被統治者”承擔相應政治責任的國際環境中，我們該如何理解美國、定位美國、應對美國？

理解特朗普，不是為了神話或妖魔化某個個人，而是為了看清一個更基本的事實：當世界第一大國的“帝國邏輯”與“國內民主邏輯”開始劇烈撕扯時，這種撕扯必然會通過外交和安全政策擴散到全球。未來世界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各國能否在這道裂縫中，既看清美國，也看清自己，做出相對清醒而務實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