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晚上20:30,海南大學藥學院公眾號發布訃告,悼念該院教授、副院長李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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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顯示,李敏勇教授11月16日在廣州突發疾病,經全力搶救無效不幸逝世,年僅49歲。
從訃告內容來看,李教授去世原因是突發疾病、搶救無效。但是出事地點不在海南,而是在廣州,事發時間是周日,有可能是出差會議或者私人出行,如果是出差會議那也是為了工作而鞠躬盡瘁。
當這位49歲的副院長倒在學術會議的講臺上時,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個姿勢,或許正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殘酷隱喻:忙碌的學者總是在為“跑會”而奔命,卻忘了為生命本身“跑步”。
這位正值學術黃金期的學者,本應在學術的原野上自由馳騁,卻在又一場趕場式的學術聚會中戛然止步。消息傳出,同行們紛紛在朋友圈點起蠟燭,可不出三日,那些同一批人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會議季”的奔波。
這不是什么孤例,而是一種常態化的悲劇——那位45歲的教授在國際論壇上突發心梗,那位52歲的博導在研討會現場倒下再沒起來,那位剛評上職稱的青年學者在會議酒店里悄然離世…這些逝去的生命本該敲響警鐘,卻很快被淹沒在又一輪會議通知的海洋里。
究竟是什么讓我們的學者成了“空中飛人”,讓學術交流變成了疲于奔命的“趕場游戲”?這背后是一套精心設計的學術評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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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以“出場率”衡量學術活躍度的時代,參加學術會議已不再是純粹的思想交鋒,而是異化為積累學術資本的必要手段。你必須在重要的會議上露面,必須在權威的論壇上發聲,必須在同行面前刷存在感。于是,學者們的時間被切割成一個個會議周期,他們的價值被簡化為簡歷上的一行行參會記錄。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學術軍備競賽中,身體成了最先被犧牲的籌碼。李連江教授那句“學者的生涯就是一場持續的搏斗”在此刻顯得如此沉重——一心想勝出的學者搏斗的對象,早已從學術難題變成了自己的身體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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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本應是思想碰撞的盛宴,如今卻常常淪為形式主義的狂歡。多少會議打著“學術交流”的旗號,實則是一場精心編排的學術表演?
開幕致辭、合影留念、茶歇寒暄、閉幕總結,真正的思想交鋒被壓縮在短短十幾分鐘的發言里。學者們像趕集一樣從一個會場奔赴另一個會場,從一個城市飛往另一個城市,他們帶著疲憊的身體和格式化了的PPT,進行著早已重復多次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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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人文學科正在被規范化、標準化、程序化”,這種異化在學術會議文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當學術交流變成了“刷臉”游戲,當思想碰撞淪為了社交應酬,學者的生命就在這場無休止的“跑會”中被一點點消耗殆盡。
諷刺的是,現在的大學校園里,健身設施越來越完善,操場上奔跑的學生越來越多,而他們的老師卻成了最缺乏運動的一群人。這些知識精英能夠寫出關于生命哲學的宏文,能夠解構最復雜的理論難題,卻無法為自己的生命找到最簡單的健康方程式。他們教導學生“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自己卻成了這句話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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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在瓦爾登湖畔的警示言猶在耳——“我們如此匆忙地建成了從緬因州到得克薩斯州的磁性電報,但是緬因州和得克薩斯州,它們之間也許并沒有什么重要的東西需要交流”——我們建起了如此密集的學術交流網絡,但那些疲于奔命的學者們,他們真正需要交流的,或許并沒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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