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一個學術(shù)單位有責任培養(yǎng)年輕人，創(chuàng)造學術(shù)第一的氣氛和學風

“我們此刻非常懷念曾參與馬王堆簡帛整理工作并作出重要貢獻的已故學者唐蘭、張政烺、朱德熙、顧鐵符、于豪亮、馬雍等先生，他們的工作為馬王堆簡帛后來的整理工作奠定了極好的基礎(chǔ)。”在那次《集成》發(fā)布之際，時年79歲的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成員、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寫下這樣一段話。

裘錫圭提及的這些老先生，都是1974年3月起在“紅樓”里承擔馬王堆帛書整理工作的專家,不少是“大師級”的人物。1974年初文物出版社召集一批專家，是為了整理臨沂銀雀山竹簡孫子、孫臏兵法和馬王堆帛書《老子》。裘先生說，在當時的特殊環(huán)境下，出版帛書整理研究成果不署個人名字，“工作中，大家彼此幫助，合作得很好”。裘錫圭記得，當時對唐蘭先生和馬雍先生負責整理的《戰(zhàn)國縱橫家書》中一些釋文有些不同意見，“唐先生知道了，就到我住的地下室來找我，記下了我的意見作為參考。”

還有一件事令裘先生印象很深。當時甲本《老子》交稿時間緊迫，殘損又多，在交圖版定稿前一天，整理人員還想盡可能多地再拼上一點殘片。考慮到這個工作需要“開夜車”，朱德熙先生就建議當時最年輕的裘先生去做這項工作，沒想到“唐蘭先生當時的神情簡直有點像一個原先說好要上什么地方去玩兒的，臨時因為下雨去不成因此一肚子懊惱的孩子一樣”（引自朱德熙先生回憶唐蘭先生的文章）。最后，大家只得同意唐蘭先生去做。第二天一早發(fā)現(xiàn)，年過七旬的唐蘭先生不僅把殘片全部貼好，還新拼上去不少碎片。

在裘錫圭身上，“大師班”的作風依然明顯。“裘先生那么大年紀了，治學還是很嚴謹，很多釋文和注解仍然自己去做。”《集成》編委、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馮寶志說，眼看2014年7月底是截稿期，精益求精的裘先生到了7月下旬還沒交稿，“老先生把自己給急得病了”。

在裘先生的家中，有一個1米來高的特制書桌。裘先生坐在桌前，桌面幾乎和他的脖子在同一高度。每每看書稿，有眼疾的裘先生就摘掉眼鏡，把稿紙放在書桌上，低下頭，幾乎貼著紙面，細細校稿，間或用筆刪改。裘先生說，當時他的眼睛、精力都不行，很難再做拼復工作，“這次《集成》得以出版，青年學者是主力。”這些學者來自他所在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對于這個14人組成、年齡跨度從“30后”到“80后”的學術(shù)團隊，裘先生評價說：“合作精神與當年的帛書整理小組一脈相承。”

裘先生說，現(xiàn)在他看書看得少，如果年輕人看到跟他的研究有關(guān)的資訊，都會及時向他反饋。他們有不同意見，基本上也能無顧慮地向他提出。“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他們以后就不說了，那得有多遺憾？”

裘先生認為，年輕人如果對學術(shù)有真正的愛好，又有一定的基礎(chǔ)，只要勤奮學習工作，并非一定要二三十年才能“出師”，有些十年左右就能達到很高水平。“一個學術(shù)單位有責任培養(yǎng)年輕人，創(chuàng)造學術(shù)第一的氣氛和學風。”

本文作者為單穎文，原題為《裘錫圭憶“大師班”》，首發(fā)《文匯學人》 2014年10月24日，特此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