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互保，誰也別想在長三角“遠洋捕撈”

文 | 難得君

去年秋天，江蘇一位企業家在家吃晚飯時，聽到敲門聲。門外是外省來的民警，說要請他配合調查。在前往外地的車上，執法人員暗示可以“幫忙處理案件”，企業家察覺不對，在車行至浙江湖州時冒險跳車逃生并報警。

后來調查顯示，這兩名執法者事先查詢了企業家的個人信息，違法跨省辦案。

這不是孤例。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曾因關聯案件，賬戶里4.21億元資金被凍結，其中近三分之二屬于非涉案子公司。公司負責人說，這筆凍結讓企業面臨崩盤危險。

這些案例背后，是一個被形象地稱為“遠洋捕撈”的現象，部分執法機關跨越管轄邊界，違法違規抓捕企業家，或查封、凍結企業財產。

這個詞最初源自浙江，很形象地描繪了某些執法部門像漁船遠航一樣，到經濟發達地區“捕撈”企業家的現象。

▌為何要遠道而來

趨利性執法，是這個問題的心臟。

在很多地方，執法部門的罰沒收入上交財政后，會按比例以辦案經費等形式返還。這種“多罰多返”的機制，讓執法權在一些人眼中變成了“創收工具”。財政緊張的地區，甚至會給執法部門下達考核“指標”。

被執法對象往往確實存在某些問題，虛開發票、虛假宣傳、經營不規范。這些問題成了執法的底氣，但核心不在于糾正問題，而在于“退贓”和“繳納罰金”。在經濟犯罪案件中，“追贓挽損”本是正常程序，卻在這套邏輯下變了味。

更讓人無奈的是司法裁判尺度不統一。同一行為在A地不構成犯罪，在B地卻可能被立案。

這種差異讓部分辦案機關可以“擇地執法”，選擇最有利的辦案地點和法律依據。

有個典型案例：某企業應地方政府要求，協助完成外資考核指標，通過引進外匯幫地方“過考核”。事后卻被某地執法部門跨區域辦案，以“非法經營罪”立案追責。這好比先邀請你來幫忙，再以幫忙的方式不合規矩為由處罰你。

▌企業的兩難

面對這種情況，企業往往陷入兩難。

不配合執法，可能面臨更嚴厲的追究；配合執法，又可能陷入無休止的糾纏。更現實的是，一旦主要賬戶被凍結，再大的企業也撐不了多久。就像人被掐住氣管，幾分鐘就會倒下。

那位跳車逃生的企業家是幸運的，最終兩名執法者因濫用職權罪被判刑。但更多時候，企業選擇隱忍，繳納罰金，換取正常經營。這成了商業環境里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轉機已現

改變正在發生。

今年9月，中共明確提出要“進一步規范涉企執法、監管行為”。10月，國家發改委強調要規范異地執法行為。最高法院、最高檢和公安部也相繼出臺文件，打出一套“組合拳”。

最實質的進展來自長三角。

最近，江蘇、上海、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聯合發布了《嚴格規范長三角地區市場監管異地執法行為八項舉措》。

這是全國首個專門針對“遠洋捕撈”式執法的區域協同機制。

這份文件很實在，直指三大痛點：

管轄權“任性擴張”問題。新規要求異地執法必須優先采用同級協查，現場取證必須提前告知屬地部門并由當地執法人員陪同。相當于要來“捕撈”，必須先打招呼。

爭議案件“執行難停”困境。設立“管轄權爭議暫停執行”機制，協商期間不僅中止執法，還暫緩已采取的強制措施。企業不用再為過度的指控付出不可逆的代價。

執法監督“缺位乏力”漏洞。強化“分級監督”，疑似違規線索及時通報上級，重大案件直接上報省級層面。

從杭州九堡派出所去年發布《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辦案》通知，到如今長三角聯合發文，實現了從“點狀抵抗”到“區域聯防”的升級。

▌為什么是長三角

長三角能率先破題，有其必然。

這里地緣相近、經濟相融，市場監管部門查辦的涉網案件數量多，電子數據取證能力強，這是制度創新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長三角民營經濟活躍，企業對規范執法、公平環境的訴求特別強烈。

這里把營商環境視為區域競爭力的核心，敢于在執法協同上先行先試。

▌根本解藥

《八項舉措》是重要一步，但根除“遠洋捕撈”需要更深層的改革。

最關鍵的是切斷罰沒收入與地方財政、部門經費之間的利益鏈接。沒有了利益驅動，趨利性執法就失去了動機。

同時要推進制度建設的精細化，把權力約束貫穿到每一個執法環節。

良好的營商環境，核心就在于規則明確、預期穩定。

要用法治邏輯取代“土匪強盜”邏輯，用具體規則斬斷“遠洋捕撈”的黑手。

▌每個人的事

你可能覺得這是企業家的事，與普通人無關。其實不然。

當執法變成創收工具，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目標。你今天可能是個打工者，明天創業開了家小店，后天就可能成為“遠洋捕撈”的對象。

當企業因為隨意的執法而倒閉，失去的不只是企業主的財富，還有員工的飯碗，家庭的收入，整個經濟生態的活力。

那位跳車企業家的妻子后來告訴記者，她丈夫現在晚上聽到敲門聲還會心里一緊。這個細節我一直記得。

法治環境的改善，不只是文件上的字句，更是夜里能安心入睡的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