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袁世凱，歷史的罪人還是功臣？

《淮，敞開的門》

回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動蕩的中國歷史，我們無法繞開兩個人——李鴻章與袁世凱。

他們一位是舊式科舉官僚代表的精英人物，搖身一變成為實業官僚的先鋒，擔任中國前所未有的洋務統帥，周旋在列強之間，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

另一位身處帝制與共和的轉折時期，短短十年間，從清朝頂梁柱淪為革命果實的竊取者，并最終導致軍閥混戰的分裂局面。

從個人命運的結局來看，他們無一不是歷史的敗者，甚至是不仁不義的叛徒、陰險狡猾的權謀者。但從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來看，他們都曾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走向，作為清末民初政壇的樞紐人物，他們都曾在中國最脆弱無依的時候貢獻過自己的力量。

《淮，敞開的門》

正如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在《李鴻章·袁世凱》中所寫，“沒有任何個體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因此，如果準確地追蹤歷史上的人物，便可以復原那個時代。”

《李鴻章·袁世凱》以最客觀的視角，完整再現了李鴻章與袁世凱二人的政治生涯，作者對二人的政治決策與命運作出最精準的評價，并將之與整個時代背景勾聯，清晰揭開了兩位歷史人物與現代中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李鴻章和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各省積蓄實力而中央走向沒落的時代，是一個內政外交風云變幻的時代。而如何理解李鴻章和袁世凱，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今日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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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落日孤臣”李鴻章

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李鴻章算得上是清朝頭號的知日派。他越是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就越是對日本感興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這是因為他自身無法完成的官民一體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正因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強烈地把日本視作威脅，日本是“中國永遠的大患”，也是他羨慕的對象。

李鴻章一手培養出的淮軍，當時大約擁有17萬兵力。他聘請了德國軍人漢納根擔任軍事教官，實行德國式的訓練，并以克虜伯槍等德國生產的武器為主來武裝淮軍。北洋海軍的建設也有了很大的進展。

1886年，兩艘軍艦率領巡洋艦，依次訪問了朝鮮的釜山、元山，俄國的海參崴和日本的長崎，兼有示威的意味。9月在長崎時，船員們上岸后胡作非為，日本警察與北洋海軍的水兵發生了沖突，演變為街頭戰等武力事件。日本的輿論一度高漲，要求對清開戰，而日本政府懾服于北洋海軍的強大陣容而有所顧忌，回避了戰爭。五年后的1891年，編制后的北洋水師再次在長崎靠岸，舉行了示威運動。

《淮，敞開的門》

從這里可以看出李鴻章等人的用意。無論戰艦多么強大堅固，缺少士官、技師等人才和組織，就無法運營和強化海軍，以李鴻章為首的當局知識分子不會不懂這一點。正因為如此，在面對外界的威脅時，最少應該振興海軍的威容。正因為對日本的西方化感到畏懼和羨慕，痛感自身的差距，北洋海軍才會屢次前往長崎，在日本人面前炫耀，這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

焦點依然是朝鮮半島。1894年2月，東學信徒們在全羅道發動起義，要推翻朝鮮政府。6月初，朝鮮政府終于效仿“壬午、甲申的先例”，請求清朝派兵支援。

清朝把這看作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特別是對經李鴻章授意、在漢城駐扎了十年來以證明朝鮮屬國立場的袁世凱而言，更是如此。派遣援軍，實現軍事保護的話，那么誰都能知道，朝鮮是清朝的屬國。

但是，《中日天津條約》卻不能坐視不理。第三條規定，日清向朝鮮出兵時，需要事先相互通知。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如果日清兩國有一方出兵，那么另一方就自動有了派兵的權利。李鴻章之所以一直克制對朝鮮行使武力，也是有這一條的緣故。

叛亂很快就被平息。東學黨和朝鮮政府在6月10日簽署了《全州和約》，達成了和解。援軍很快就用不著了，撤兵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沒想到，6月10日這天，日軍進入了漢城。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想象，繼430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漢城后，6月16日又有大約4000名陸軍混合旅團在仁川登陸。距離清朝陸軍登陸朝鮮，不過才短短四天。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

7月20日，日本向朝鮮政府發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侵犯朝鮮獨立自主”的清軍撤退。倘若朝鮮政府做不到，日軍將代為驅逐。8月1日，日清宣布開戰，戰火就此點燃。所謂陸奧外交，就是如何將試圖撤兵和避免戰爭的李鴻章拖入戰爭的泥潭，說到底，他的策略圓滿地成功了。

陸奧的成功，也就是李鴻章的失敗。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和結果就沒有必要詳細介紹了。軍事上，可以說是日本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

造成這種結果，原因當然在于李鴻章也意識到的外實內虛的軍備。正因如此，他才想回避戰爭，并想盡了辦法。之所以未能實現，是由于阻礙勢力的存在。

一點是陸奧外交和它的結果。陸奧宗光將李鴻章策劃的英俄干預盡數除盡，挑起了戰爭。而且，隨著戰爭的發展，列強原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李鴻章的干預和意圖，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英國原先將清朝和李鴻章當作阻止沙俄南下的壁壘而滿懷期待，之后卻逐漸轉向日本；沙俄原本忌憚清朝和李鴻章而有所收斂的南下政策，也終于進入了實施的階段。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

另一點是清朝的內政結構以及勢力均衡的變化。日清開戰的這一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年，正逢西太后六十大壽，而李鴻章也已經72歲，進入了古稀之年。從個人角度來講，兩人也偏向于隱退，而不希望挑起戰爭。

可是，這一時期的政治條件卻發生了變化。首先，光緒皇帝已經長大成人。長期以來有名無實的皇帝，開始掌握實權，不滿于現狀的勢力紛紛投向光緒帝，試圖與實權派對抗。在這件事情上，他們表現為批判非戰意見的主戰派。

李鴻章最初沒有將他們放在眼里，他覺得區區幾個書生成不了什么氣候。沒料到，他以軍費不足為由拖延開戰的時候，皇帝一派的戶部尚書（財務大臣）翁同龢卻在7月11日湊出了300萬兩的巨款交付給北洋水師。被逼入困境的李鴻章，已經無法再堅持回避戰爭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放棄回避戰爭的希望，沒有一舉派出大軍，而是逐漸增派，這在戰術上是最不可取的。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

如此看來，中日甲午戰爭并不是一場單純的戰役，它相當于體制瓦解的過程。日本強行發起戰爭，雖說是他們判斷自己與北洋海軍的實力在軍事上旗鼓相當而發起的挑釁，然而戰爭爆發后，形勢向對日本有利的方向轉化。反而言之，19世紀80年代李鴻章掌權時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所有條件，都由于這場戰爭而喪失。對李鴻章而言，這是毫無疑問的敗局。

“落日”的“孤臣”，是李鴻章臨終前的自畫像，形象地勾畫出自己的境遇。李鴻章是垂簾聽政和督撫重權互相彌補、處于穩定時期的政治家。也許，他的實力正是將兩者相結合，保持穩定。然而，在中日甲午戰爭到義和團起義這一過程中，他失去了權勢，垂簾聽政和督撫重權陷入了徹底的決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急劇對立，決定了之后中國的結構框架。而李鴻章的位置，似乎已經不在其中。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戰》

02

袁世凱：從頂梁柱到竊國賊

袁世凱被擁戴為皇帝后大約過了兩周，12月25日這天，一封電報傳遍了全國，云南省宣布獨立。主謀人物是該省都督蔡鍔和將軍唐繼堯，二人都曾經是袁世凱的部下、北洋軍的軍人。他們先是假意贊成袁在北京即位，密謀回到云南后即刻舉旗反叛。

他們舉兵要求廢除帝制，自稱護國軍。再加上地方的獨立，如同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再現。就此造就了“三次革命”。

可是，和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出乎了袁世凱的意料。在處理這件事情上，他首先未能溝通好對外關系。特別是提出“二十一條”后，日本政府一直冷眼旁觀著皇帝即位的動靜，立刻表明了反對的態度，讓袁世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國內的局勢也出現了動蕩。一直雌伏的革命派加入護國軍的行列，提出嚴厲的批評；而接受了社會主義等新思想的學生們，也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北京開始對專制加以批判。

《末代皇帝》

對袁世凱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軍事局勢。他匆忙組織的鎮壓部隊吃了大敗仗后，屬下的部將們也開始觀望起形勢來。很快，貴州、浙江、陜西、四川、湖南各省也呼應云南紛紛脫離了北京政府。

此時，最有實力的部下馮國璋向各省發出電報，要求廢除帝制，并停戰和解。在這里要注意到他駐扎在南京。袁世凱看到電報后，就像最終接到了宣判一般，只好在兩天后的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銷君主立憲，并撤回了推舉皇帝這一舉措。“中華帝國”就此草草收場。

辛亥革命的混亂當中，袁世凱在萬眾矚望之中宣布登場。當時，幾乎無人批評他竊取了革命果實。雖說立場不同，各路勢力對他的期待卻絕不可小覷。即便如此，他仍然未能避免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這是因為民國的袁世凱政權和中日甲午戰爭后發生質變的清朝政府，并沒有什么區別。

歸根到底，他都是從中央的角度來強化體制權力，由此招致了與地方的對立、北京的孤立。最后的三次革命導致了各省的脫離和軍閥的混戰，北京的中央政府得不到地方的服從，化作了所謂“沒有地方的中央”。當時，各省都加深了與外國的直接往來而取得了經濟增長，對中央和其他地區的依賴有所減弱，得以財政自立、維持軍費開支。

袁世凱對這些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經過、趨勢和實況掌握了多少呢？僅僅看他的言行，可以說他局限于西方立憲制和近代國家的概念上，而未能洞察到宏觀的結構和動態。原本就不僅是他一個人如此，當時幾乎所有的人士無一例外。這樣思考的話，他所推行的政策并不是地方和中央的有機結合，而是滋生了反目和爭斗，最后走向消亡，也許是必然的結果。

《末代皇帝》

因此，統一的中國因為袁世凱而變得四分五裂，這一觀點是不成立的。清朝，至少是清末的中國，以近代國家的標準看來已經處于分裂的狀態。袁世凱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總統，想要建立起中央集權、名副其實的統一的近代國家。可是，他未能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以失敗告終。本就存在的分裂狀態，由于他的失敗而演變為軍閥混戰，轉化為表面現象。

盡管如此，在集權統一問題上，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并不是毫無可取之處。在這里舉一個例子，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善后大借款的財政措施。

為了獲得這筆外債，袁世凱政權用鹽稅收入做擔保。在外國看來，沒有比它再可靠的財源了。沒想到，課稅征稅卻是極其的紊亂復雜，中央政府能拿到的實際收入微乎其微。因此，列強以提供貸款為條件，要求聘請外國顧問實行鹽稅行政的改革。

袁世凱政權以此為杠桿，進行了大范圍的財政金融改革。通過鹽稅的改革和內債的發行，奪走了地方控制的稅收，并提前征收。還將地方發行的各種形式的貨幣、紙幣統一為中央發行的“國幣”，來實現幣制的一元化。這些都是抑制地方走向自立、加強集權和統一的措施。

《孫中山》

不僅僅是貨幣，袁世凱的事業從鹽稅、內債到軍事，在很多領域都是蔣介石的先驅。更準確地講，他就是先驅。

先驅往往伴隨著艱辛，不能僅僅責怪袁世凱一人。能夠洞察渴望統一的時代思潮與現實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乖離，并采取永久有效政策的人物，真的會存在嗎？不都是屢屢碰壁層層受阻的嗎？蔣介石是如此，就連今天似乎也不例外。這么看來，袁世凱和他的時代，是造就了延續至現代的中國政治的一個出發點。

從袁世凱對共和的態度和復辟帝制可以看出，他對最新流行的時代思潮和理論性的抽象的意識形態未進行任何的迎合。

也許，時髦是指與人類世界的本質無關的粉飾。可是，在中國史上，這些粉飾也是很重要的。袁世凱連這些都沒有，他有的只是活生生的政治能力、軍事能力，也就是實際的處事能力。

袁世凱本人在上升期和沒落期，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也是如此。變化的是他的立場和時代的風潮。在以往的價值觀、世界觀動蕩的時期，袁世凱率直的言行體現出了地方官的冷靜和果斷。然而，一旦時代風潮形成后，這種率直反而暴露出了作為一名元首的丑陋和腐臭。

帝制專制為惡、立憲共和為善，向外國妥協為惡、反帝國主義為善，這些當時的時代風潮，直到現在也占據著統治地位。而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很是讓人生疑。其中，自始至終注重于現實而褒貶參半的袁世凱的生涯，應該可以看作是折射出中國百態的一面“鏡子”。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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