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尋釁滋事案刑事辯護指南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專注尋釁滋事案辯護）

尋釁滋事罪作為擾亂社會秩序犯罪的典型罪名，因刑法條文對行為方式的規定具有一定概括性，司法實踐中常面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定難題，且量刑情節的認定直接影響當事人權益。包頭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深耕刑事辯護領域二十余年，尤其在尋釁滋事等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辯護中積累了豐富實戰經驗。本指南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入庫的典型案例，系統梳理辯護要點與實戰策略，為司法實踐提供專業參考。

一、尋釁滋事罪辯護困境

尋釁滋事罪的司法認定具有高度復雜性，其“口袋罪”的歷史沿革導致實踐中易出現擴大化適用傾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行為邊界模糊，“隨意毆打”“強拿硬要”“情節惡劣”等要件的主觀性認定空間較大，易與故意傷害、搶劫、故意毀壞財物等罪名混淆；二是證據審查難度高，涉案行為多發生在公共場所，證人流動性強，物證、書證易滅失，鑒定意見（如財物損失、傷情鑒定）常成為爭議焦點；三是刑事政策影響顯著，不同時期對社會治安的治理需求會影響司法裁判尺度，如涉黑涉惡專項斗爭期間對尋釁滋事罪的認定標準可能趨嚴。

基于上述特性，律師的早期介入與專業辯護對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至關重要：其一，在偵查階段可及時會見當事人，澄清案件事實，避免當事人因法律認知不足作出不利供述，同時引導當事人固定有利證據（如不在場證明、被害人過錯證據）；其二，在審查起訴階段可全面閱卷，精準識別證據瑕疵，如鑒定意見的合法性、證人證言的矛盾點，通過提交法律意見阻止不當起訴；其三，在審判階段可結合裁判規則制定辯護策略，通過案例檢索、法理闡釋等方式厘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最大限度爭取有利裁判結果。實踐證明，無律師介入的尋釁滋事案件，當事人被錯認罪名、重判的風險顯著高于有專業辯護的案件。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領銜的刑事辯護團隊以“精準化、精細化、專業化”著稱，張萬軍教授為內蒙科技大學法學教授，深耕刑法學研究與刑事辯護實踐25年，對尋釁滋事罪的立法沿革、司法爭議點有深入理論研究；，針對此類案件開展專題研討，梳理最新入庫案例與裁判規則。確保辯護觀點有裁判依據支撐；在庭審抗辯環節，結合案例可視化、法理闡釋等方式強化辯護效果，提升裁判說服力。

二、尋釁滋事罪司法裁判核心規則梳理—

本部分結合法院入庫案例，從無罪、改變定性、量刑情節三個維度提煉裁判規則，為辯護策略制定提供實證依據。所有案例均標注入庫編號，完整保留裁判要旨，確保規則來源的權威性與可追溯性。

（一）無罪裁判規則

尋釁滋事罪的無罪裁判主要集中于證據不足或事實認定不清，核心在于關鍵證據無法證實“情節惡劣/嚴重”或行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一：陳某寶等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4-02-1-269-001，案號：（2010）一中刑終字第2490號）

裁判要旨：故意毀壞財物罪主觀目的僅為毀損財物，侵犯的客體也就是財產的所有權，沒有對社會管理秩序造成破壞。而尋釁滋事的犯罪動機多是基于某種扭曲的心理，為發泄負面的情緒而對不特定的對象實施的行為。

　行為人針對特定人和物實施報復，主觀上并沒有尋求精神刺激、填補精神空虛、發泄不良情緒等一般的尋釁滋事罪所要求的心態，不宜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裁判規則提煉： 對尋釁滋事罪這一特殊的犯罪，尋釁滋事的主觀目的（動機），不但是尋釁滋事罪與其他犯罪界分的主要依據，而且對于限定尋釁滋事罪的成立具有重要意義。尋釁滋事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流氓動機。若行為基于正當訴求或具體糾紛，且無惡意滋事目的，則不構成本罪。總體上應當肯定該司法解釋對動機目的作 出的限定，客觀上起到了保持尋釁滋事罪獨特性以及抑制尋釁滋事罪適用的效果。

（二）改變定性裁判規則

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故意毀壞財物罪、放火罪等罪名的界限易混淆，改變定性是重要辯護方向。法院在區分罪名時，核心審查主觀目的、行為手段、危害后果三大要素，具體規則如下：

1.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的區分規則

案例一：張某等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4-1-269-002，案號：無）

裁判要旨：尋釁滋事罪行為人主觀上還具有逞強好勝和通過強拿硬要來填補其精神空虛等目的，客觀上一般不以嚴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方法強拿硬要財物；搶劫罪行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以暴力、脅迫等方式作為劫取他人財物的手段。搶劫罪在我國刑法中屬于重罪，其起刑點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是死刑；相對而言，尋釁滋事罪是一種輕罪，只能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尋釁滋事罪的行為人在隨意毆打、強拿硬要或任意毀損公私財物時，一般不隱瞞自己身份，通常還多發生在熟人之間，其最終或者說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尋求一種精神刺激，炫耀自己的威能，故此類案件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比較輕微，司法機關查處起來也較容易。但搶劫罪的行為人則往往對被害人隱瞞身份，通常選擇陌生人作為作案對象，給被害人造成的人身傷害也往往較為嚴重，偵破查處起來也更加困難。

案例二：朱某軍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2-1-269-004，案號：無）

裁判要旨：行為人多次攔截他人強行奪取較低經濟價值物品的行為，可能觸犯搶劫罪或者尋釁滋事罪。兩罪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主觀目的和客觀危害程度的差異。在主觀目的方面，搶劫罪是通過暴力侵害人身權利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尋釁滋事罪雖然也侵害了公民的財產權利，但其主觀目的更傾向于通過隨意奪取他人財物，逞強好勝，耍威風，滋擾他人，以滿足不正常的心理感官刺激。在客觀危害方面，搶劫罪和尋釁滋事罪均不排斥實施暴力。但就行為的暴力程度而言，搶劫罪要求行為人對他人實施的暴力達到使被害人不敢或不能反抗的地步，而尋釁滋事罪對行為的暴力程度或者被奪取財物的價值要求并不高，需要著重考察的是行為滋擾他人、破壞社會秩序的程度。

案例三：顧某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4-05-1-269-002，案號：（2018）贛0826刑初72號）

裁判要旨：“強拿硬要型”尋釁滋事與搶劫的界分問題。“強拿硬要型”尋釁滋事犯罪行為，具有當場使用暴力、當場取得財物的“兩個當場”特征，容易與搶劫罪混淆。但是，搶劫罪是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財產權的犯罪，采用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應當達到使侵害對象不能、不敢或者不知反抗的嚴重程度。雖然行為人使用了輕微暴力、威脅等方法，當場取得了他人少量財物，但是所使用的暴力、威脅方法不足以達到使侵害對象不能、不敢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沒有達到一般人普遍認識的搶劫所具有的嚴重社會危害性，不應認定為搶劫罪。

規則提煉：兩罪區分的核心在于“主觀目的+暴力程度+行為特征”：1. 主觀上，尋釁滋事罪為“逞強好勝、尋求精神刺激”，搶劫罪為“非法占有財物”；2. 暴力程度上，搶劫罪的暴力/脅迫需達到“不能、不敢、不知反抗”，尋釁滋事罪多為“輕微暴力”，未壓制被害人反抗；3. 行為特征上，尋釁滋事罪多發生于熟人之間、不隱瞞身份，搶劫罪多針對陌生人、隱瞞身份；4. 財物價值上，尋釁滋事罪常為“少量財物”或“低價值物品”，搶劫罪對財物價值無限制但需以占有為目的。

2.尋釁滋事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區分規則

案例一：孔某某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5-1-269-002，案號：（2018）京02刑終668號）

裁判要旨：故意毀壞財物罪主觀目的僅為毀損財物，侵犯的客體也就是財產的所有權，沒有對社會管理秩序造成破壞。而尋釁滋事的犯罪動機多是基于某種扭曲的心理，為發泄負面的情緒而對不特定的對象實施的行為。行為人針對特定人和物實施報復，主觀上并沒有尋求精神刺激、填補精神空虛、發泄不良情緒等一般的尋釁滋事罪所要求的心態，不宜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案例二：王某艷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5-05-1-269-002，案號：（2024）魯13刑終97號）

裁判要旨：行為人實施“任意損毀公私財物”行為，同時符合尋釁滋事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構成要件的，依照處罰較重的犯罪定罪處罰。對于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無事生非而任意毀損公私財物的，以尋釁滋事罪論處。

規則提煉：1. 核心區分點為“主觀動機+侵害客體”：故意毀壞財物罪主觀為“單純毀損財物”，客體僅為財產所有權；尋釁滋事罪主觀為“發泄情緒、尋求刺激”，客體為社會管理秩序+財產所有權；2. 對象特定性：針對特定對象的報復性毀損，一般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針對不特定對象的隨意毀損，認定為尋釁滋事罪；3. 競合處理：同時符合兩罪構成要件時，從一重罪論處，尋釁滋事罪（五年以下）重于故意毀壞財物罪（三年以下），故優先認定尋釁滋事罪。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以法理賦能刑事辯護）

3.尋釁滋事罪與其他罪名的區分規則

案例一：萬某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5-1-269-004，案號：（2020）贛0123刑初48號）

裁判要旨：騷擾、恐嚇、威脅他人而故意制造火警，明顯不致引起火災，但嚴重影響他人正常的工作、生活，情節惡劣的，不構成放火罪，應認定為恐嚇型尋釁滋事罪。

規則提煉：制造火警類行為，若主觀為“恐嚇他人、發泄情緒”，客觀上“明顯不致引發火災”，僅嚴重影響他人生活的，認定為尋釁滋事罪；若主觀為“危害公共安全”，客觀上有引發火災的現實危險，認定為放火罪。

(三） 量刑情節裁判規則：影響刑罰輕重的關鍵要素

尋釁滋事罪的量刑幅度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糾集他人多次實施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量刑時重點考量認罪認罰的真實性、未成年人身份、賠償諒解、犯罪動機等情節，具體規則如下：

1.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規則

案例一：余某甲等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5-1-269-001，案號：（2020）贛01刑終469號）

裁判要旨：行為人既沒有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也沒有供述同案人的犯罪事實，其相關供述明顯具有避重就輕、推卸責任、隱瞞事實的故意，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沒有實質性的認識，也沒有悔罪認錯表現的，其認罪屬于宣告式的認罪表示，沒有自愿性和真實性，不符合認罪認罰從寬處罰制度的相關要求，對行為人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處罰制度。

規則提煉：認罪認罰的核心是“自愿性+真實性+全面性”：1. 需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及同案人犯罪事實；2. 不得避重就輕、推卸責任；3. 需有實質性悔罪表現（如賠償、道歉）；僅作“宣告式認罪”而無上述要件的，不適用從寬。

2.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規則

案例一：朱某等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2-1-269-003，案號：（2017）京02刑終693號）

裁判要旨：身體攻擊和語言攻擊是校園欺凌的兩種典型表現形式。校園欺凌者隨意毆打、辱罵他人，造成他人輕微傷，雖不構成故意傷害罪，但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構成尋釁滋事罪。鑒于五被告人實施犯罪時均未滿十八周歲，歸案后均能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且其法定代理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并已取得二被害人的諒解，故一、二審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案例二：李某甲、李某乙、王某某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2-1-269-002，案號：無）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9條規定:“對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脅使用輕微暴力強搶少量財物的行為,一般不宜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其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未成年人強拿硬要他人財物的行為是否屬于“輕微暴力”,可以從其實施暴力的方式、強度,以及是否造成被害人身體傷害后果來分析判斷,并應注意與成年人相區分。

案例三：詹某甲、詹某乙等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3-02-1-179-021，案號：（2021）粵刑終342號）

裁判要旨：以未成年人為主要成員的違法犯罪團伙，多次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應綜合考慮該團伙成員的身份、年齡、組織形式、行為動機和目的、行為特征、認罪悔罪態度等因素，準確貫徹對未成年人給予特殊、優先保護的刑事法律政策，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注重雙向保護，嚴格把握惡勢力犯罪的適用條件，認定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時應當特別慎重。

規則提煉：未成年人尋釁滋事的量刑核心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1. 定罪上，輕微暴力強搶少量財物的，優先認定尋釁滋事罪而非搶劫罪；2. 量刑上，未滿十八周歲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結合如實供述、賠償諒解可適用緩刑；3. 組織認定上，以未成年人為主的團伙，原則上不認定為惡勢力或惡勢力犯罪集團。

3.其他重要量刑情節規則

案例一：賈某剛等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4-16-1-269-001，案號：（2023）吉刑再2號）

裁判要旨：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當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一量刑幅度既有主刑也有附加刑時,附加刑無疑也屬于“法定刑”的組成部分。當犯罪分子具有減輕處罰情節,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時,顯然既要在主刑適用上體現減輕,也要在附加刑適用上體現減輕。如果減輕后的量刑幅度未規定附加刑的,不再適用附加刑。

案例二：王某祥尋釁滋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入庫編號：2024-05-1-269-001，案號：（2023）川0821刑初54號）

裁判要旨：行為人故意損毀革命文物引發的刑事案件中，除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對人文生態資源造成損害的，還應當同時追究侵權責任。

案例三：丁某、王某偉尋釁滋事案（入庫編號：2025-05-1-269-001，案號：（2024）滬01刑終538號）

裁判要旨：即便被害人對日常生活中偶發性的輕微矛盾糾紛有一定責任，但在事態已平息、糾紛已中止、雙方已分開的情況下，行為人仍小題大做，借題發揮，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依法應以尋釁滋事罪論處。

規則提煉：1. 減輕處罰的附加刑適用：有減輕處罰情節的，主刑與附加刑一并減輕，若減輕后無附加刑規定則不適用；2. 公益損害的量刑影響：損毀革命文物等公益財物的，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量刑時可作為從重情節；3. 被害人過錯的限定：被害人對矛盾有一定責任，但事態平息后行為人再滋事的，不減輕處罰。

三、尋釁滋事罪精準辯護策略體系

基于上述裁判規則，張萬軍教授團隊構建了“無罪辯護—定性辯護—罪輕辯護”的三階辯護體系，以入庫案例為支撐，實現辯護策略的精準化與可操作性。

（一）無罪辯護策略：聚焦證據瑕疵與事實否定

無罪辯護的核心是論證“證據不足”或“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結合案例一的裁判規則，重點從以下方面突破：

1.以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為突破口

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是社會秩序。對尋釁滋事罪限縮適用，必須立足于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若行為僅侵害特定個人或財產權益，未對社會公共秩序造成破壞，則不構成本罪。即便實施了毆打他人、損毀公私財物行為，但沒有危害到社會秩序，則不應以本罪論處定證據不足，當事人獲無罪判決。

2.行為要件的否定

“隨意性”是尋釁滋事罪的核心主觀要件，若能證明行為具有“正當理由”或“針對性”，可否定犯罪成立。辯護時需結合案例六、參考案例丁某案的規則，從兩方面入手：1. 行為動機的正當性：收集證據證實行為系因合法權益受損（如債務糾紛、相鄰權糾紛）而實施，并非“逞強好勝、尋求刺激”；2. 行為對象的特定性：若行為針對特定對象（如僅針對債務人），未波及不特定多數人，可論證未破壞社會公共秩序。

需注意，參考案例丁某案明確“事態平息后再滋事”不構成正當理由，故辯護時需重點證明“行為與糾紛的直接關聯性”，即行為發生于糾紛持續過程中，且未超出合理限度。

（二）定性辯護策略：精準區分此罪與彼罪

定性辯護是尋釁滋事案的高頻辯護方向，核心是結合前述罪名區分規則，將重罪改為輕罪或排除尋釁滋事罪認定。重點策略如下：

1.搶劫罪改尋釁滋事罪：從“主觀+暴力”雙維度突破

針對“強拿硬要”型案件被指控搶劫罪的，參照案例四、十、十二的裁判規則，構建“主觀目的否定+暴力程度弱化”的辯護邏輯：1. 主觀目的辯護：通過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如在場人員證實行為人“為教訓被害人”）、行為后續表現（如財物未被揮霍、事后歸還部分財物），論證行為人主觀為“逞強好勝、教訓他人”，而非“非法占有財物”；2. 暴力程度辯護：提交證據證實暴力為“拳打腳踢、言語威脅”等輕微暴力，未壓制被害人反抗（如被害人可辯解、求饒，甚至事后自行索要財物）；3. 行為特征辯護：若行為發生于熟人之間、未隱瞞身份，可強化“尋釁滋事罪”的認定傾向。

2.故意毀壞財物罪改尋釁滋事罪或反之：聚焦主觀動機

針對“財物損毀”類案件，參照案例六、參考案例王某艷案的規則，分兩種情形辯護：1. 指控尋釁滋事罪時，若能證明行為人主觀為“單純毀損特定財物”（如僅損毀債務人的車輛），無“尋求刺激”的動機，可辯護改為故意毀壞財物罪（若數額未達較大標準，可進一步作無罪辯護）；2. 指控故意毀壞財物罪時，若行為人毀損不特定財物（如在商場任意砸毀商品），且主觀為發泄情緒，可結合“從一重罪論處”規則，若量刑更有利可主張認定為尋釁滋事罪（需結合具體案情判斷量刑輕重）。

需注意，參考案例王某艷案明確兩罪競合時從一重罪，故辯護時需先測算兩罪的量刑幅度，再選擇有利方向。

3.排除惡勢力或黑社會性質組織認定：弱化組織性與危害性

針對團伙型尋釁滋事案被指控為惡勢力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參照案例十三、十四、十七、十八的裁判規則，從組織特征、危害性特征兩方面辯護：1. 組織特征辯護：證明團伙系“臨時糾集”，無固定成員、層級劃分，未通過違法犯罪維系組織生存（如無經濟利益分配）；2. 危害性特征辯護：證明行為對象特定（如僅針對競爭對手），未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形成非法控制，未造成“惡劣社會影響”；3. 未成年人團伙辯護：若以未成年人為主，強調“教育為主”的刑事政策，參照案例十四的規則主張不認定為惡勢力。

（三）罪輕辯護策略：最大化量刑減讓空間

若無罪或改變定性辯護難度較大，需聚焦量刑情節，結合裁判規則爭取最優結果。重點策略如下：

1.認罪認罰的有效適用：確保“自愿性+真實性”

認罪認罰的辯護核心是避免“宣告式認罪”，需指導當事人做到：1. 全面供述：如實供述自己及同案人的犯罪事實，不避重就輕；2. 實質悔罪：積極與被害人協商賠償，爭取諒解，提交賠償協議、諒解書等證據；3. 程序合規：確保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簽署系自愿，無脅迫、引誘等情形（如提交會見筆錄證實當事人認罪意愿）。

若當事人已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但存在避重就輕，團隊可在庭審中補充提交賠償諒解證據，論證“雖供述不全面，但有實質悔罪表現”，爭取法院酌情從寬。

2.未成年人犯罪的輕刑化辯護：強化政策適用

針對未成年人尋釁滋事案，參照案例七、九、十四的規則，構建“定罪降格+量刑從寬”的雙重策略：1. 定罪階段：若指控搶劫罪，論證“輕微暴力+少量財物”，辯護改為尋釁滋事罪；2. 量刑階段：重點提交年齡證明、在校表現、家庭情況等證據，強調“教育、感化、挽救”政策，結合如實供述、賠償諒解，爭取緩刑或免于刑事處罰；3. 組織認定階段：若為團伙犯罪，主張不認定為惡勢力，避免從重處罰。

3.其他量刑情節的挖掘與運用

結合 規則，還可從以下方面爭取從寬：1. 減輕處罰情節的運用：若當事人有自首、立功、從犯等情節，除主刑減輕外，主張附加刑一并減輕（如免除罰金）；2. 公益損害的補救：若涉及損毀革命文物等公益財物，積極促成民事賠償，提交賠償憑證，論證“悔罪表現”；3. 初犯、偶犯的強調：提交當事人無犯罪記錄證明、社區評價等證據，證明其人身危險性較低。

尋釁滋事罪的辯護既是法律技術的較量，也是對司法裁判規則的精準把握。包頭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始終堅持“以案例為依據、以規則為核心、以權益為導向”的辯護理念，通過全流程的專業服務，在無數尋釁滋事案件力圖實現了無罪、改變定性、輕判等有效辯護目標。司法實踐中，尋釁滋事罪的認定仍面臨諸多爭議，這既對辯護律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精準辯護提供了空間。我們堅信，只有深耕案例研究、構建體系化辯護策略，才能在復雜的案件中精準突破，既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助力司法機關實現罪刑法定與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推動刑事司法的公平與公正。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辦公場所附近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