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劣質的制度會把一個優秀的民族，變成最劣等的民族嗎？

有人喜歡用民族的優劣來為一個民族劃分，其實歷史上從來沒有劣等的民族，你覺得這個民族劣等，是這個民族實行最劣等的制度。比如印度，你說印度牛逼吧，那么多人卻人才稀疏，但你要說印度沒有人才，那些流落海外的印度人卻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而歷史上宋朝也是如此，在宋之前唐代所向披靡，即使是割據一方的后周也能與契丹的作戰中屢戰屢勝，而宋朝以后的明朝，也能在與脫脫的戰斗里所向披靡，唯獨宋朝，幾乎是人間人虐。先是高粱河大敗于契丹，然后在三川口被西夏打得全軍覆沒。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宋朝是集合了幾乎所有王朝的弊病于一身的王朝。君主制集權、文人治國、外行領導內行等等，在所有的王朝中文人治國都是比較奇葩的存在，因此宋朝基本上融合了除諸侯割據一方以外所有的問題。宋朝就是一個歷史試驗場，只不過它的實驗都以失敗告終而已。比如文人治國，事實上文人并不能治國，宋朝文人的內斗是歷史上出了名的，比如最經典的就是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斗，而沒有文人的時候，文人和武將斗。從狄青到種師道再到岳飛，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遭受文臣集團的攻擊。

在整個宋朝，最受到禮遇的文人，而恰恰最沒用的也是文人。他們文不能治國安邦，武不能保國安邦，為了刷他們的存在感，他們互相攻訐。同時除了文人治國，強干弱枝也是宋朝走向滅亡的原因之一，為什么西夏能在與北宋的決戰中獲勝呢？就是因為宋朝將大量的士兵用來拱衛汴梁，能讓地方調動的兵力卻很有限，這也是北宋屢次敗于西夏并被遼國長驅直入的原因。而細支之下豈有強干，這種認知明顯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事實上明智的強干也并不強，比如高粱河之戰在北宋名將趙光義的領導下，北宋開創了將領做牛車逃跑的新模式。

事實上直到北宋滅亡，這種所謂的強干也沒有表現出來。一來北宋文臣治國的方針注定了北宋的強干不會那么強，同時如果敵軍圍困都城，再強的干也會因為四面楚歌而士氣崩潰。而外行領導內行就更簡單了，宋朝的文人說得好聽點是文人，但不過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異類而已。無非就是這種異類得到了君主的認可。我就拿北宋的讀書人來說，如果他們沒有被君主認可入朝為官領俸祿，他們連生存的能力都沒有，這也是自古書生多清貧的原因。他們的認知和現實都是脫節的，只存在于孔孟之道的幻想里自命清高。

在古代歷史上，宋代以后的文人和宋朝之前的文人是有本質區別的。宋朝以前的文人更像是兼職，讀書只是為了陶冶他們的情操和增長他們的見識，而除了讀書，他們都是有一技之長的。尤其是漢唐文人都佩戴寶劍，這也不是裝飾，他們是真有劍術的。比如三國時期兵敗時這些謀士很多都能全身而退，而對于文人來說，他們成為萬人敵是不可能的，但讓他們和士兵一對一還是可能獲勝的。竹林七賢的嵇康不僅是文豪，而且精通音律和善于打鐵。而到了宋代，讀書成為了全職，內容也不是切合實際的東西，而是統治者圈定的內容。

但毋庸置疑的是，宋朝這套制度是極其失敗的。強和富對于宋朝是沒有關系的，強不用多說，北宋和契丹與西夏的戰爭決定了一切。而富則更扯淡，在古代史學家的演變經歷三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是說什么也不寫，史官秉承節氣秉筆直言，比如太史兄弟寫崔舒弒君。而到了漢代出現了一個強人叫漢武帝，然后司馬遷深受其害，史官迫于淫威變成了看著寫就行，沒有君主干預他們秉公直書，有君主干預則參考君主意見。但他們有的良心發現會將其寫入到自己的自傳和野史中。

而到了宋代則完全不同，史官對于歷史的態度就是:君主你說怎么寫，咱就怎么寫！史書至此已無參考價值，北宋的君主是最窩囊的，但他們的封號卻很高，比如宋仁宗、宋神宗，偶爾還來一個泰山封禪。而且宋朝有錢的話，就不會出現“冗費”了。縱觀宋朝，你說他們沒有人才，范仲淹、韓崎都是文武雙全的人才，而岳飛、韓世忠、種師道都是古代罕見的名將。但他們的才能在整個宋朝卻沒有得到重用，古代歷朝歷代但凡能開疆拓土，君主都無不歡天喜地，而宋朝卻害怕臣子開疆拓土。

而在前線屢戰屢勝的情況下，不顧將士生命和王朝存亡，公然殺掉名將岳飛并派人積極屈辱求和。這種神操作除了宋朝不會有第二個，因此宋朝的制度把優秀的民族變成了劣等的民族，而明清也是一樣，兩個王朝加在一起都沒有歷史級人才。而辛亥革命以后短短二十年出現的人才卻要比明清幾百年的總和都要多，清朝內部幾千萬文人全軍覆沒。洋務留學僅僅百人卻支撐了華夏的繁榮，當茅以升、詹天佑、童第周等人才出現時，這又何嘗不是最有利的說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