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精致利己主義”已經變成老登規訓年輕人的標簽

本文是圓方的第1355篇原創

（點擊標題下方小耳機標志可收聽音頻）

01

“精致利己主義”這個詞最早被提出，可以追溯到十幾年前。

2008年前后，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錢理群教授在探討大學教育問題時，提出了這個觀點。

在一次會議上上，他是這么闡述這個詞的：……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

所謂“精致”指什么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會議上，錢理群教授還舉了一個例子：

……他的一位學生在他課上表現得異常積極，課后也常來請教問安，極盡謙遜好學之能事。時間一長，錢教授對其產生好感，并應其請求寫了留學推薦信。然而，推薦信到手后，該學生便再無蹤影。

在最后，錢理群教授說：

……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其實想來，錢理群教授的發心大概是好的，而且他這番話所指責的精致利己主義者，也不是在說所有的青年。

是指的那些已經考上了北大的，“百里挑一”的青年。錢理群教授是希望，這樣的“精英青年”：

“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只不過，時移世易。

當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當這個詞的使用可以逐步泛化。

而今天，或許“精致利己主義”這個詞，已經變成“老登”規訓年輕人的標簽。

02

這幾天，如果說輿論場上最翻車的，大概就是俞敏洪的全員信了。

在全員信中，俞敏洪老師在信中寫道：

“此刻，我正站在南極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潔白、翡翠般的冰山和無邊的寧靜，冰川在陽光下閃爍著迷人的光芒，仿佛在無聲地訴說著時間的力量與堅守的意義...”

俞敏洪老師在信中簡短回顧了他的創業歷程，并表示，從一間簡陋的教室起步，到如今見證彩虹，離不開每一位曾經在新東方，或者今天還在新東方的教職員工的付出與奉獻。表示對此致以最誠摯的敬意與感謝。

在信中，俞敏洪老師動情的說：

“……新東方的今天，不是因為某一個人的卓越，而是因為每一個“你”的默默耕耘。你們在講臺上揮灑汗水，在辦公室里挑燈夜戰，在挫折中依然選擇相信，在挑戰中始終不言放棄。這份平凡中的偉大，讓我深深感動，也讓我對新東方的未來充滿信心。”

不過，這樣一份“曉之以情”的公開信，并沒有得到預想的“好評”，迎來的更多是吐槽。

有教育板塊的員工吐槽（不確定真實與否），紀念日當天仍在上完課連夜加班做續費方案，看到信中對南極風光的描述“只覺得諷刺”。還有一些員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無法共情”，“發5次南極感悟不如發一次加班費”，甚至有員工直接模仿起俞敏洪的文筆，寫了一封回信……《今夜所有xdfer都是南極人。》

其實嚴格意義上，俞敏洪老師的這篇全員信很難說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問題。

不管是回顧過去，還是感謝團隊，以及展望未來，包括最后一段的“雞湯”，其實都沒有什么問題。

如果說哪里錯了，可能只是時代變了。

03

當“精致利己主義”從學術討論滑向公共話語，這個詞的意義就已經悄然轉變了。

錢理群當年批判的，是那群“智商與演技并存”的精英學子對體制規則的嫻熟駕馭。

而今天，當普通青年在社交平臺上抱怨加班費太低、拒絕團建聚餐、跳槽追求更高薪資時，評論區往往會飄過一句輕飄飄的判詞：

“現在的年輕人，真是精致利己。”

詞語的泛化往往伴隨著意義的坍縮。

當“精致利己”從特指高智商者的系統性利益計算，被簡化為“任何不愿無條件奉獻的行為”。

這個詞就成了一枚隨處可貼的道德標簽。

老登們用它來解釋一切難以理解的現象：

為什么年輕人不愿為公司“奮斗終身”？

精致利己。

為什么拒絕免費加班？

精致利己。

為什么敢于和領導談待遇？

精致利己。

在上一代人成長的經驗里，個人與集體的綁定是天然的道德前提。

而在年輕人面臨的現實中，當房價遙不可及、職場“畫餅”通貨膨脹時，那份精心計算得失的“理性”，又何嘗不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生存智慧呢？

04

不過，和上面這些“不得已”相比。圓方覺得，更值得玩味的是權力關系的倒置。

錢理群當年擔憂的是“精致利己者掌握權力”的危害。

而今天的使用場景里，掌握話語權的人正揮舞著這個詞匯，指責弱勢方的“不夠順從”。

就像俞敏洪老師那封南極來信引發的嘲諷當老板在南極感慨“堅守的意義”時，員工正在深夜趕制續費方案。

這種情境下，如果這些年輕人的“吐槽”被指責為“精致利己”，那么這種指控，是否會顯得蒼白呢？

因為它無法回答一個根本問題：

當宏大敘事與個體生存發生斷裂時，誰更有資格定義“利己”的邊界？

詞語的流浪史，也是一部社會心態的變遷史。

當“精致利己主義”逐漸褪去了它的學術外衣，那么，它就已經變成了代際對話中那堵無形的墻。

老登們用它表達對年輕一代“不理解”的焦慮，年輕人則在這標簽下筑起更高的心理防線。

或許真正的問題不再是“年輕人是否變得精致利己”而是：

當一個社會開始頻繁使用道德詞匯來解釋結構性矛盾時，是否已經在回避那些更棘手的問題？

當“精致利己”成為規訓的標簽，它測量的或許不是年輕人的道德水準，而是這個時代信任缺失的程度。

05

甚至，我們再往深度去想。

所謂的年輕人的“精致利己主義”，又是在為了適應誰和討好誰呢？

錢教授所吐槽的那個學生，在拿到推薦信之后，對他就沒有那么熱情了。那在他心目中，這個學生應該怎么做，才不算“精致利己主義”呢？

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那種“熱情”，才算不忘初心？

而當推薦信成為通往未來的“通關文牒”，而真誠卻要用持續表演來證明時，這套規則本身，又在鼓勵怎樣的“真實”？

那個學生或許從未將錢教授視為值得深交的師長，而只是視為一個需要攻克的“關卡”。

但反過來看，又是怎樣的評價體系，將教授的個人好感變成了稀缺資源？

當一封推薦信能決定命運時，或許問題不在于年輕人學會了算計，而在于：

我們共同構建的這個世界，到底在獎勵怎樣的行為？

那要如何適應和看待這個時代的變化呢？或許可以用俞敏洪老師全員信的最后一段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人生和事業，是一場永無止境的修行。讓我們始終保持學習的姿態，傾聽時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