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發展 | 新禮俗、新鄉風：中國鄉村文明的當代實踐

鄉村實現文明化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一地、一鄉、一村之禮俗傳統的具體校正過程。

原文 ：《新禮俗形態影響鄉村文明再生產》

作者 |南京農業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張興宇

圖片 |網絡

文明鄉風是衡量鄉村全面振興成效的關鍵指標，鄉村文明化的進程卻非一蹴而就。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將“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當前，推動城鄉精神文明建設融合發展的難點在于鄉村社會。長期以來，中國鄉村社會傳承著十分悠久的禮俗傳統，這一傳統亦是維系鄉土生活秩序和基層文化治理的核心支撐資源。近年來，隨著城鄉關系的深刻變化，作為一種兼具符號性與文化性的社會事實，禮俗傳統的現代轉型過程成為洞察鄉村文明變遷的重要窗口。一方面，鄉村禮俗是重建地方性知識與激活鄉民文化記憶的顯性媒介，主要依托歲時節日、人生儀禮、宗族交往等形式得以延續；另一方面，在鄉村文明化進程中，它并未被城市文明簡單替代，而是在與其交流、碰撞與互動中出現了新舊禮俗的隱性轉化。鑒于此，亟需加強并推動鄉村新禮俗建設。

何謂禮俗

在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領域，若提及“禮俗”二字，人們通常會描繪出一幅與農事勞作、婚喪嫁娶、節日慶典等密切關聯的禮俗文化圖景。一般認為，“禮”為典章制度，“俗”代表風俗習慣。實如費孝通所言，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在身內的良心。早在20世紀40年代，鄧子琴在其所著《中國禮俗學綱要》一書中就曾提到，“談禮俗者，非僅注重空洞理論，而實應從事于周旋進退之節目。六禮者，中國禮俗之源泉也”。從其日常運行的結構性視角來審視，禮俗是勾連國家、地方社會與民間生活的關鍵紐帶，通常也被視為厘清鄉村社會文明演進脈絡的切入點。

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禮俗不僅深刻影響著普通鄉民的日常生活實踐，還形塑了村落社區人際交往的基本價值規范，發揮著協調村落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禮俗話語不僅為基層鄉民所共享，還在鄉村社會呈現出明顯的復雜性，并被不同社會群體廣泛使用，影響著鄉村內部的社會交往網絡與權力文化結構。具體而言，使國家之禮與鄉村文明話語主動貼近，逐漸融入鄉民日常生活；溯鄉村之俗則歸于地方社會的自發性實踐，表現為民間習俗的多樣性文明實踐。

在鄉村文明化進程中，鄉民對禮俗話語的日常生活實踐，主要基于鄉村禮俗傳統中的血緣、地緣、業緣、趣緣等交織而成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展開。不容忽視的是，隨著現代鄉村生活方式的快速變遷與鄉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多，傳統的“文化三送下鄉”模式與鄉村文明化實踐之間產生了明顯疏離感。對于村莊社區內部的文明鄉風建設路徑，則進一步凸顯出傳統禮俗資源的現代價值。例如，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所、文化禮堂成為禮俗話語實踐的關鍵載體，鄉民對于鄉村禮俗資源的遺產化改造，或者是利用各種傳統節日空間開展的文明實踐活動，等等，這些實踐表明，鄉村傳統禮俗并未因現代性的沖擊而完全沉寂，反而經由鄉民的主動改造，轉化為一種對接國家文明話語、強化村落認同感的基層柔性治理資源。

新禮俗之新

實際上，鄉村實現文明化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一地、一鄉、一村之禮俗傳統的具體校正過程。如果鄉村社會被看作一個禮俗社會，那么無論是隱運于村莊內部的禮俗文化資源，或者是纏繞于禮俗之間的多元互動機制，它們都直接影響到文明鄉風建設的實際成效。不少學者將禮俗指向于代表國家的主導性意識形態、禮儀規范以及民間風俗習慣的文明統合實踐。在梁漱溟看來，中國社會以倫理關系為中心，道德規范依托于人情和禮俗，而非宗教或法律。社會之文化要以其社會之組織構造為骨干，而法制、禮俗實為文化之最重要部分，因而在其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尤為重視新禮俗建設。梁漱溟的新禮俗觀核心要義或許在于將儒家倫理與鄉村教育充分整合，并嘗試依托現代規范和人生價值等倫理重建理念，以融入鄉村新禮俗實踐之中。

進入新時期以來，全面推進城鄉精神文明建設融合發展，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抓手。鄉村文明本質上植根于農耕文明的深厚底蘊，其所依托的鄉村禮俗傳統則是文明鄉風建設的關鍵支點。當然，禮俗本身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國家治理體系與鄉村生活世界的日常協商實踐中不斷更新，并以一種新禮俗形態持續影響著鄉村文明的再生產。

新禮俗之新，一方面，源自城鄉要素流動過程中鄉民對新禮俗景觀的適應性改造，尤以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的強勢影響為表征。在城鄉人口的大流動時代，新禮俗表現出顯著的雜糅性特征，但首先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規范。例如，在當前各地流行的鄉村婚禮舉辦模式中，既有對城市新式婚紗和酒店辦宴的模仿，又保留了鄉村傳統“拜天地”的婚禮習俗，構建了城鄉共生的新禮俗形態。另一方面，其主要表現為對鄉村禮俗實踐空間的重塑和生活文化邏輯的微調。新禮俗并不完全是自發形成，而是在國家治理引導下，在民間社會生活中予以落實。例如，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的春節拜年習俗不再拘泥于鄉村家庭之間的互相走動，亦可以借助微信等互聯網工具進行電子化拜年；鄉村婚喪嫁娶以及日常交往禮俗的知識獲取不再僅僅依賴于村落能人的個體化權威，而是通過抖音、今日頭條等自媒體渠道拓展了多元化的禮俗知識，為構建兼具現代性和倫理性的鄉村文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禮俗是鄉村文明化的關鍵支點

在鄉村文明化進程中推動新禮俗建設，其關鍵支點或許在于將蘊含現代文明的鄉村新生活方式和禮俗觀念引入鄉村。當然，新禮俗建設不是簡單復制城市文明生活方式，而是應當注意提取鄉村地方性禮俗知識中的有益要素，推動實現鄉村文明的現代化轉型。這也意味著未來鄉村治理與建設過程中應該讓鄉民有選擇性地接納現代文明生活，并在此基礎上重塑新的鄉村禮俗規范體系。從其培育和實踐路徑看，還應注意以下三方面問題。

其一，地方政府和村兩委是鄉村新禮俗建設的重要參與主體，但不應過度干預，需尊重鄉民自發的禮俗彈性需求。例如，在貴州榕江，當地火熱的村超足球賽事催生了鄉村文明化的新增長點。地方政府和村兩委以鄉民喜聞樂見的群眾體育賽事組織方式，在尊重民族地區鄉民新禮俗需求的前提下，客觀上在各個村莊社區之間營造了一種足球賽事的節日互動感，并將節日饋贈、節日游藝等傳統禮俗要素融匯于賽事活動的核心環節之中，進而有助于依托新禮俗建設實踐有形、有感、有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其二，用好鄉村文化志愿者協會的角色和身份優勢，發揮新禮俗建設中間人的銜接作用。這一中間人群體既能夠保留鄉村文明的自主性，又能適應現代化的生活需要。例如，在揚州吳橋鎮，當地于2013年成立了江蘇省首家鄉鎮文化志愿者協會，以“傳承文藝、傳播文明、傳遞愛心”為宗旨，聚焦鄉村多元的文明生活需求，通過禮俗互動機制不斷提升民間文藝志愿服務能力。協會在全鎮設立20余處標準化民間文藝志愿服務站點，連續12年開展“歡樂村村行”等公益巡演超1000余場次，受益觀眾超30萬人次，助力農村移風易俗；連續9年面向本鎮留守兒童開辦“公益國學講堂”，傳播鄉村禮俗知識；創作日常生活禮俗展演作品，豐富基層文明治理方式。協會還帶頭新編了《吳橋農歌》《女子舞龍》《移風易俗大家唱》等接地氣的節目，成為推動文明鄉風建設的寶貴資源。

其三，充分運用鄉村傳統旌表制度，優化公益性新禮俗實踐空間。推進移風易俗，是關乎農民切身利益和文明鄉風建設的重要任務。無論是高額彩禮、大操大辦，還是厚葬薄養、鋪張浪費，對于一地之婚喪禮俗變革，如果一味強調在基層做單純量化的禮俗治理，其實并不合理。因為這既背離了老百姓對婚喪儀式感的基本禮俗需求，又難以從根本上遏制個別社會亂象。例如，在宿遷沭陽縣劉集鎮，當地在探索厚葬薄養陋習治理過程中，通過以白事音響替代嗩吶班子，鎮村干部代表上門吊唁給足主家面子，節約餐食消費約130余萬元，戶均減少經濟負擔7520元?？梢?，通過“以獎代補”“以名代懲”等旌表制度的柔性治理機制，將孝悌、誠信、節儉等公共價值嵌入公益性新禮俗實踐空間之中，不僅有助于激活鄉民對禮俗更新的內生需求，還更容易實現“以名勸善”的文明化治理功能。

[本文系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項課題“貴州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模范省的問題與對策研究”(24GZZB10)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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