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日本帝國的真面目

欲看懂今天的日本，就必須了解日本的昨天，尤其是帝國時代的日本。

所謂帝國，就是通過對外戰爭，擁有殖民地或藩屬國的擴張型國家。按此標準，從1868年倒幕成功算起，到1945年二戰無條件投降，就是日本亢奮的帝國時代。

在這短短的77年時間里，日本從一個封建小國，崛起為可擊敗沙俄的資本主義強國，然后又迅速淪為廢墟。

期間，日本主動發起了5場對外戰爭，大約每16年就要跟人干一架。它欺負貧弱的朝鮮、清朝，挑戰勢均力敵的俄國，甚至攻打比自己強大數十倍的美國。像個喝醉了的瘋子。

伊藤博文之死

伊藤博文身中三槍，離死亡僅剩二十分鐘。彌留之際，他問：“我中了三彈，是什么人干的？”

身邊工作人員告知：“眾人制服刺客時，聽他用俄語高喊了三聲‘高麗亞烏拉’（朝鮮萬歲），應該是偽裝成日僑的朝鮮民族主義者。”

伊藤失望地嘆道：“殺我？馬鹿（ばか，糊涂、笨蛋）。”

當聽說隨行秘書官森槐南也中槍后，他說出了人生最后半句話：“森也負傷了……”

1841年10月16日，伊藤出生于德川幕府末期長州藩，幼名利助。父親林十藏，在伊藤武兵衛家做長工。武兵衛年老無子，收十藏為養子，利助隨父入伊藤家。

伊藤幼年家貧，吃了不少苦。1857年，他有幸進入山口縣“松下村塾”，受教于“維新精神領袖”吉田松陰，從此聞達天下。

1862年，受“尊王攘夷”思想的影響，伊藤悄悄潛入英國公使館，往里頭扔自制燃燒彈。

1863年，伊藤受長洲藩派遣，前往英國留學，第一次感受什么叫“井底之蛙”，從此下定決心，全面向西方學習。

1853年，美國“黑船”強行撬開日本國門時，日本社會的階層結構是這樣的：天皇→將軍（德川幕府）→藩主→武士→平民。

其中，天皇只是擺設，實權掌握在幕府將軍手里。整個日本，分裂成276個藩邦，他們各自獨立，有時候還打架。

武士一般寄養在各大藩主、將軍名下，當然武士分許多階層，有些沒有主人可寄養，稱為浪人，武士擁有殺人不用負責的特權，但幕府末期，大多數中下層武士都過得不如意，有些不得不出賣武士身份，成為富人養子。比下層武士更低賤的，就是各類平民。

西方人來了之后，日本這套體制再也維系不下去，其中一些藩主和下層武士，開始密謀革命。他們想要推翻幕府統治，直接擁戴天皇，然后廢除藩邦封建割據，建立大一統民族國家。因為只有大統一，才能修建全國范圍內的鐵路、使用同一種貨幣，并全面學習西方資本主義。

1868年，西南四藩（薩摩、長洲、土佐、肥前）聯合軍，與幕府軍大戰，史稱“倒幕”戰爭，延續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明治新政府取代。自此，日本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

學有所成的伊藤，進入維新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成就，是為日本制定了第一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

如果說“維新三杰”（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是“倒幕”功臣，那伊藤博文就是將日本推向現代化最重要的技術官僚。

在他被刺殺前，他已數度擔任新政府首相、貴族院議長等要職，位極人臣。

在清日戰爭之前，朝鮮半島與清朝是宗藩關系，戰后“獨立”，成為“大韓帝國”。日俄戰爭后，日韓簽訂《日韓保護條約》，大韓變成日本殖民地。

大韓被日本殖民后，半島內國民如喪考妣，群情激憤，抗議風潮不斷，自殺殉國者也不少。

伊藤任大韓“統監”三年，被人稱為“伊藤太師”，也是促成《日韓保護條約》簽署的罪魁禍首，朝鮮民族主義者恨不得扒其皮吃其肉。有一次在釜山考察，他下車問圍觀群眾：“我就是統監伊藤博文，有要殺我的嗎？”眾人不語，偶有一人違心高喊：“沒有！”

1909年10月，伊藤預備前往中國哈爾濱，與俄國人會晤商討東清鐵路修建和管理事宜。

遠在海參崴的朝鮮人安重根，在報紙上讀到這條消息。他聚集11人，斷指為約，組成“斷指同盟會”，以殘指寫下“大韓獨立”四字，發誓誅殺伊藤博文。

10月26日，伊藤一行人抵達哈爾濱火車站。站臺上，除了俄國儀仗隊，還有不少旅居哈爾濱的日本僑民。

伴隨著俄國軍樂歡迎曲，戴著鴨舌帽、穿西裝的安重根，突然沖出擁擠的人群，向伊藤連開三槍。為了防止擊錯目標，他向伊藤左右的日本人射出四發子彈……

因此舉，安重成為韓國的民族英雄。在今天的哈爾濱火車站，還設有前韓國總統樸槿惠懇請設立的“安重根紀念館”。

不過在伊藤遇刺后不久，1910年8月，日本逼著韓國簽署《日韓合并條約》，日本徹底吞并大韓，直到1945年才復國。

最后的武士

1871年，伊藤以副史身份，前往歐洲游歷訪問。兩年后，他回到國內，擔任工部卿，一邊修鐵路，一邊創辦一系列國營企業。

與伊藤一起訪歐的，有一個比他的資格還老的人，這就是“維新三杰”之一的 大 久保利通 。

1873年，大久保利通回國后，成立內務省，并自任內務卿，工部卿伊藤和大藏卿 大隈重信 ，是他兩個得力下屬，三人構成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殖產興業”（國家主導的投資）的支柱。

但同是1873年，伊藤的另外一位前輩，“維新三杰”之一的 西鄉隆盛 ，卻過得凄凄切切。原因是他提出的救國方式，被大久保利通無情否決。

西鄉隆盛

西鄉和大久保，都來自長洲藩，兩人從小一起長大，曾經互相提攜，同為改革派，也是倒幕戰爭中的親密戰友。但是，由于救國方法上的分歧，兩人分道揚鑣，終成死敵。

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如火如荼，西鄉參與的軍改，也在進行之中。所謂軍改，就是取消只能由武士參軍的陋習，允許平民參軍。

西鄉原則上同意這項軍改措施，但他覺得，應該兼顧中下層武士的利益。

理由是，這些舊武士，曾經參與倒幕戰爭，如今戰爭勝利了，卻要面臨軍改失業的風險。過去的藩主、諸侯無懼改革，最起碼不用擔心餓肚子，但對本來就窮酸的下層武士而言，軍改無異于將他們往死里逼，可謂卸磨殺驢、兔死狗烹。

西鄉本就下層武士出身，加上性格豪邁、重義氣，因此推出軍改時，盡量照顧舊戰友，比如他提出，由舊武士組成近衛軍。

但近衛軍數量畢竟有限，無法完全解決中下層武士的就業問題。他不忍看見昔日戰友生計無著，因此提出：通過對外戰爭，解決底層武士就業問題。

西鄉提出“征韓論”，甚至自薦任朝鮮大使，伺機制造事端，助日本出兵征討。

西鄉的提議，引起朝內震動。大久保不同意西鄉的提議，認為對外戰爭不是不可以打，只是不能操之過急，必須先實施改革，否則缺乏現代裝備和后勤保障的舊武士，不可能抵御可能干涉的大清和西方武力。

被昔日的發小反對，西鄉感受到深深背叛，憤而辭職，帶領親信偏居鹿兒島，創辦“私學校”。

偏居一隅的西鄉，一副不管世事的模樣，但成千上萬折服于他的下層武士，慕名而來。他們不斷慫恿他立桿而起，“大將何時起事，我等必厲兵而從”。

沒過多久，鹿兒島發展成一個獨立王國，不納稅，也拒服兵役，私設軍火工廠，西鄉創設的“私學校”擴展達130余處分校，幾乎與軍隊無異，第一年便招收了3萬學生。

西鄉走后第二年，明治政府其實就采納了他的提議：以對外戰爭解決國內矛盾，不過打的不是韓國，而是臺灣。

日軍3000人，大勝數倍于己的清軍。勝利后，大久保親自帶隊，向清廷索賠500萬兩白銀。一番討價還價，清政府賠了50萬兩白銀，臉面喪盡。

在大久保和西鄉爭斗的過程中，一群“綠茶婊”政客借機崛起。這些人長袖善舞，利用二人矛盾，得漁翁之利。其中得利最大的，莫過于時任陸軍大輔的 山縣有朋 。

山縣有朋

山縣這人不是什么好鳥。他是來自長洲的武士，早年受盡門閥偏見之苦，跟伊藤一樣，曾受教于吉田松陰。西鄉走后，他一路飛黃騰達，晉升為陸軍中將。

軍改過程中，他贊同用平民替代舊武士， 但不同于西鄉，他做得更絕，不僅要求軍人表面服從，還要在思想上“凈化”，推出《軍人“讀法”七條》、《軍人訓誡》、《軍人敕諭》等洗腦工具，要求軍人視“為天皇而死”為最大幸福。

為了拋棄舊式武士，他頒布《廢刀令》，強迫武士解除象征地位的武士刀，從精神上羞辱武士，引發了一連串武士叛亂。

舊武士幾乎到了無處容身的地步，紛紛投奔西鄉。所以沒過幾年，鹿兒島的勢力越發壯大起來。

明治政府意識到這是個巨大的隱患，欲除之而后快。

終于在1877年，雙方戰爭打響。這場戰爭持續半年有余，打得異常激烈，史稱“西南戰爭”。

西鄉率領鹿兒島舊式武士，拼死抵抗，殺敵無數。但這終究是一場以寡敵眾，以舊抗新的戰爭。西鄉領導的鹿兒島軍，最終以戰敗收場。

西鄉本人戰死沙場，地點就在鹿兒島縣內錦江灣畔的城山。

戰死當天，西鄉身中兩彈，倒在路邊不能動彈。他自知難逃一死，命令身邊的表弟別府晉介，將自己的頭顱砍下，以免死在敵人之手。別府仰天含淚，揮刀斬下其首級，由兩仆人帶走。

劇照

“最后的武士”以慘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絕唱。

梁啟超感懷西鄉之英雄膽色，曾作詩贊美：“行行一膜拜，熱淚灑秋風。”

在明治政府眼里，西鄉是名副其實的叛軍，但在許多日本普通人眼里，他的真性情、加上如蠟筆小新一樣的長相，卻顯得頗為可愛，因此大受歡迎。

不過明治政府，最終還是選擇了像山縣有朋這樣足夠冷靜的技術官僚。這有點像當年的列寧甘愿選擇平庸冷血的斯大林，而放棄天資縱橫的托洛斯基。

這種選擇，談不上對或錯，于政權的長治久安來說，冷酷的技術官僚似乎是更優的選擇，但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無論山縣有朋還是斯大林，都給他們領導的國家帶去巨大的災難。

西南戰爭結束前四個月，“維新三杰”之一木戶孝允，死于疾病。西鄉死后八個月，“維新三杰”中的另一位大神大久保利通，被崇拜西鄉的舊武士刺殺。

至此，“三杰”皆隕落塵埃。

“維新三杰”最后身故的大久保，死于一個細雨飄零的早晨。據說他的身軀，倒在一輛舊式馬車旁。他死后，人們從他的懷中搜出兩封舊時信件。一封，是倒幕戰爭時西鄉寫給他的；另一封，是他在歐洲考察時寄西鄉照片，西鄉回信揶揄他形像不適合穿洋裝。

志向分道揚鑣，忠義無法兩全。

這兩封舊信，也成為大日本帝國最后一絲溫情，此后這個帝國變得如巨蟒一般冰冷無情。

西南戰爭第二年，即1878年8月，參加過戰爭近衛炮兵隊，因為不滿俸祿減少，發起竹橋暴動。

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爆發，更為防止再出現西鄉這樣的個人英雄主義，冷血的山縣有朋，給日本陸軍帶去一項影響極其深遠的改革——設立參謀本部，由參謀本部部長獨攬軍權，直屬天皇，政府和議會無權干涉。山縣自任第一任參謀本部部長。

這項改革，表面是為了防止叛亂，防止政治人物干涉軍隊，但明治時期，文官與武官職權并未嚴格區分，許多軍人兼任著政治要職。如此一來，這項改革的實質結果，是軍隊變成軍政跨界要人的私人玩具，無人制約。

比如山縣本人，任軍中要職時，也兼任內務卿，后來又在1889年、1898年兩次任首相，而且培養了諸多親信，比如后來成為首相的桂太郎、寺內正毅、清浦奎吾、田中義一等人。

這些人個個都是橫跨軍政的高官。他們結成封閉的精英小圈子，把持著其他政客無權干涉的軍權。

日本衍變成軍國主義，以及后來諸多對外戰爭，山縣這項改革“功不可沒”。

日本對外戰爭，最新遭殃的是中國臺灣，爾后就是朝鮮半島。

刺殺金玉均

1894年3月28日，朝鮮政客金玉均，被人暗殺于上海一家日本旅館。

1894年3月，金玉均由朝鮮朋友 洪鐘宇 、日本朋友 和田延次郎 陪伴，從日本乘船抵達上海。

入駐酒店的第二天，洪鐘宇突然闖入房間，朝金玉均開了兩槍。中兩彈后，金沒有死亡，逃至走廊，結果背后再中一槍，享年43歲。

殺人之后，洪鐘宇逃之夭夭。和田延次郎發現金玉均的尸體，他不知道如何處理，花錢買了一口棺材，聯系好輪船，準備運回日本。

但就在輪船啟航的前一晚，尸體被清政府強行扣了下來。隨后，李鴻章派軍艦“威遠號”，將靈柩和兇手洪鐘宇，一并送回了朝鮮。

近代以來，朝鮮半島夾在中俄日三國間，成為一塊是非之地。1863年，朝鮮國王哲宗駕崩，李熙繼位，廟號高宗，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為攝政王執掌大權。

10年后，大院君辭去攝政，政權移交給年滿21歲的李熙。政權交接時，外戚王妃閔氏趁機篡權。從此，朝鮮政權，大院君為一派，王妃閔氏為一派，圍繞著懦弱的李熙，斗得你死我活，以至民不聊生、國政腐敗。

一旁虎視眈眈的日本，吞咽口水，蓄勢待發。

作為朝鮮的宗主國，清朝不愿意看見日本動手，因此勸告親清的王妃閔氏向日本開放港口，主動向日本學習。

1876年朝日簽訂《江華條約》，閔氏招募日本軍事顧問改造軍隊。但這觸動了朝鮮舊軍人利益，招致大院君主導的舊勢力猛烈反擊。

1882年，大院君煽動軍隊叛亂，挑起“壬午兵變”。亂兵燒毀日本公使館，殺死七名日本軍事顧問。

應閔妃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兵鎮壓了兵變。為了平息日本怒火，朝鮮國王派遣全權特使，前往日本謝罪，清政府也把鬧事的大院君押送至清國軟禁起來。

朝鮮派遣去日本謝罪的全權特使，正是由金玉均為首的一行人。

金出身朝鮮沒落貴族，通過科舉進入朝鮮政壇，向往西方近代文明。借著這次謝罪機會，他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相識。

金玉均被福澤諭吉忽悠得一愣一愣，回到朝鮮后，秘密組建了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開化黨。1884年，開化黨在日本支持下，劫持了朝鮮國王，企圖推翻皇室政權，史稱“甲申政變”。

政變幾乎快要成功，一向親清的閔妃，再次向駐守朝鮮的清政府特使袁世凱求救，這才迅速平息政變。金玉均代表的開化黨，僅掌權三天，便一命嗚呼，金本人化名 巖田周作 ，遁入日本避難。

這場政變，除了引來清軍，也招來日本公使館警衛隊。兩國軍人對峙，各有傷亡。為解決糾紛，兩國分別派出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簽訂《天津條約》，約定“今后朝鮮若有重大變亂事件，清日兩國如果要派兵，須事先相互行文告知”。

逃至日本的金玉均，實際已沒有利用價值。所以盡管金百般討好日本人，但日本政府只給予最低限度的保護。

朝鮮這邊，不斷向日方施壓，要求交出“叛徒”金玉均。金如喪家之犬，祖國回不去，日本也不要他。1886年6月，時任內務大臣的山縣有朋再次下令：金必須在15天內滾出日本。

無處可逃的金，不得不流亡至一座日本偏遠的小島，一直熬到1890年才回到東京，期間，受盡屈辱，身體被惡劣的環境搞垮，多虧一些日本同情者援助，才得以茍活下來。

說到底，金玉均不過是被福澤諭吉忽悠的韭菜。

福澤諭吉

福澤出生于1834年，1860年，日本向美國遞交《美日友好通商條約》的批準文本，他曾跟隨美艦橫渡太平洋，成為最早訪問美國的日本人。1884年之前，他曾寄希望朝鮮和清國“自主開化”，最終能和日本同穿一條褲子，共同抵御西方列強。

但金玉均的失敗表明，等著中朝“自主開化”的幻想，終究是幻想。因此金失敗后的第二年，福澤就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呼吁利用戰爭手段，強迫朝鮮和清朝全盤西化。

1894年，在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金玉均，計劃來中國碰碰運氣。他與李鴻章兒子李經方，是多年好友，希望通過這層關系，能與李鴻章搭上線。兩人約好在上海會面。

消息傳出后，居住在大阪的朝鮮人李逸植，表示愿意為這趟旅行提供資金，還同意為金償還巨額債務。李逸植給了金一張匯票，告知要兌換這張匯票，必須由朝鮮人洪鐘宇一起陪同才行。

可金玉均怎么也想不到，擁有法國留學背景的洪鐘宇，其實是專門派來殺他的朝鮮刺客。

這場行刺，完成得干凈利落。金玉均的死亡，不涉及中日核心矛盾，因此本不至于引發外交事故。主要問題，出現在金玉均的尸體和刺客被清政府運到朝鮮之后。

金玉均靈柩運到朝鮮后，其尸體被朝鮮政府殘忍肢解，腦袋和手腳被砍了下來，懸掛在木樁上，上面寫著“大逆不道罪人玉均”，軀干則被拋棄在附近空地。其家人乃至全族，也被朝鮮政府抓捕并處決。

殺人兇手洪鐘宇，沒有被起訴，反而受到英雄般待遇。

朝鮮政府這等殘忍野蠻的舉動，激怒了日本民眾。他們把矛頭指向了清朝，認為清朝扮演幫兇角色，是更加可恨的野蠻政體。

拋棄了金玉均的福澤諭吉，也跳出來表演圣母，公開表示同情死者，還說清政府違反了《天津條約》，而且“芯已腐敗為朽木”。

至此，一場教訓“野蠻”之國的野蠻戰爭，有了充分的輿論支持，僅差臨門一腳。

文明VS野蠻？

1894年，金氏死后，日本國內“征韓論”、“征清論”甚囂塵上。當年4月，韓國宗教團體東學黨人起義，日本終于找到了開戰理由。

這個東學黨人，是一融和儒釋道的雜交宗教團體，反西方，反基督，吸納了許多底層農民。1893年，該教教主崔濟愚，被朝鮮政府抓捕，并迅速斬首。教徒們瘋了，跑去漢城集會，在外國公使館和領事館墻壁上張貼驅逐洋人的標語，咒罵館內外交官，其中也包括日本和清朝的公使館。

李鴻章派“靖遠”、“來遠”二艦奔赴仁川，以宗主國身份維持秩序。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也派遣“若干”日軍奔赴朝鮮，保護僑民。

1894年6月，東學黨內亂平息，清日兩國軍隊都沒撤離。為此，兩國吵了幾個回合。7月23日，兩軍交火，甲午戰爭就此開鑼。

日本國內民眾普遍歡迎這場戰爭，視為“開化民族”對打“愚昧民族”。 這種輿論，跟金玉均的死亡造成的輿論一脈相承。

既然日本不惜使用武力逼著朝鮮和中國走向“開化”、“文明”，那對當時清朝的現代化努力，日本是不是真的表示歡迎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日本人向往現代文明不假，但絕不愿意看到清廷覺醒，反而對它的各種“進步”感到恐懼。

1881年，新疆阿古柏在俄國的挑唆下鬧獨立，清廷派出左宗棠，用武力成功剿滅叛亂，并與俄國簽訂《伊犁條約》，迅速恢復伊犁秩序。

這場戰爭，讓許多日本人又驚又怕，感嘆“中國變了”。

另外我們前面有提到，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1884年，金玉均發動“甲申政變”，也都是清朝快速平息。

清朝除了有出色的軍事能力，還支持閔妃集團，向日本學習，實行開化制度。

同在1884年，法國人因為爭奪越南港口使用權，被清軍痛擊。雖然在海戰中清朝落敗，但清軍總體相當神勇，為和談爭取了有利條件。

種種跡象表明，清朝確實在慢慢“開化”，而且不懼使用武力，勇敢驅逐覬覦它藩屬國和領土的列強。

中國人口、國土面積是日本十倍有余。這樣一頭睡著的巨龍，一旦覺醒，勢必成為日本最大的威脅。

首先感受到這種潛在威脅的人，正是日本陸軍靈魂人物山縣有朋。1880年，他在上奏明治天皇的《近鄰邦兵備略表》中表達了這一焦慮，里面提到清政府如何大力建造船廠、兵工廠和炮臺。

言下之意，日本再不快一點現代化，再不擴充軍備，可能會落于中國之后，那后果將不堪設想。

1888年12月，山縣前往歐洲考察地方制度，得一高人指點，鼓勵他盡快發動一場戰爭。

此高人，就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洛倫茨·馮·施泰因 。此人在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伊藤調查歐洲各國憲法時，也曾拜訪他。

當時俄國正計劃于1891年開始鋪設西伯利亞鐵路，這條鐵路將從俄羅斯腹地，一直延伸到海參崴。

山縣詢問施泰因，這條鐵路會不會對日本國防造成威脅？施泰因答：“單純這條鐵路，不至于造成多大威脅，但如果俄國占領朝鮮半島，那日本就會面臨巨大的危險。”

那要怎么解除這一潛在的威脅呢？施泰因告知，必須趕在中國和俄國之前，率先控制朝鮮，不一定要完全占領或侵吞，但必須逼著朝鮮“中立”或“獨立”。

施泰因的建議，山縣深以為然。1889年12月，他回到國內后，接管內閣。從這時起，戰爭不可避免了。

清日戰爭，兩國武器裝備，不分伯仲，但日本贏在民心齊、后勤保障好、戰術配合得當等制度優勢。

戰爭的后果，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清廷賠錢，割讓臺灣、遼東半島，開放更多通商口岸，承認朝鮮完全獨立自主。

其中，遼東半島，由于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人剛吃進嘴里，又吐了出來。但清廷必須為此賠償“贖遼費”。

清廷支付給日本的賠款，高達2億兩白銀，加上“贖遼費”，總計3.6億兩白銀。這筆錢相當于當時日本年度預算3倍有余。

閔妃慘死

朝鮮被日本“解救”之后，宣布“獨立”，日朝兩國進入短暫的甜蜜期。

皇室之間互贈禮物，朝鮮國王赦免了政治犯 樸泳孝 的罪責，準許他回國。此人曾參與1884年金玉均發起的政變，失敗后流亡日本。

日本承諾，要幫助朝鮮走向現代化。駐朝公使井上馨，向天皇提交了一份為朝鮮提供貸款、建設各類鐵路、電報線路的宏大計劃，建議從清朝賠款中撥出500-600萬日元給朝鮮。

朝日看來手牽手、永結同心了，可就在此時，許多日本人卻有點迷惑，日本這么做，到底求什么？把朝鮮建設好了，他們真會感恩戴德嗎？

實現朝鮮“獨立”，是日本漂亮的宣傳口號，真正目的是希望朝鮮作為一塊屏障，抵擋來自俄羅斯和清朝的威脅。但許多日本人卻感覺，日本當局有點被自己的宣傳口號給騙了。

最能體現這種迷惘心理的人，是井上馨的后任 三浦樓梧 。此人非常不愿意接受駐朝公使這一職務，迫于政府壓力，不得不硬著頭皮上任。

三浦樓梧

三浦上任后，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時，直言不知道日本政府希望他干什么，還說沒什么事就別叫他，他會在公使館抄寫佛經，將親手抄寫一部觀音菩薩經給閔妃。

日本人的不安全感，由于俄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而加劇了。

一向反日的閔妃，也在這個時候蠢蠢欲動。三國迫使日本還遼，讓許多朝鮮人覺得，日本也不過如此，還是俄國人最強大。閔妃起心動念，希望與俄國交好，借此清除日本的影響力。她與俄國公使卡爾·維貝及其妻子交上了朋友，雙方眉來眼去。

此時的閔妃，45歲，按照朝鮮王室規定，不能隨便見皇帝之外的男人，很少人知道她長什么樣，為數不多見過的，都說她是大美人，皮膚白皙，眼睛黑亮，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

明成皇后，閔妃

但她也是狠角色，1895年7月，她又干了一件挑釁日本的事：指控已經赦免的從日本流亡歸來的樸泳孝謀反。

日本努力與朝鮮修好，但好不到一年，朝鮮王室的風向悄然而變。

跟三浦樓梧一同前往朝鮮任職的顧問 岡本柳之助 ，與金玉均是好友，金被暗殺后，他曾奔赴上海收尸，只不過比清政府晚了一步。 他是堅定的反朝鮮人士，察覺到朝鮮王室氣氛變了之后，他與三浦樓梧密謀了一件大事：干掉反日親俄的閔妃。

兩人經過多日部署，想出一個絕妙方案：利用閔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殺掉閔妃后，對外宣稱，她是在大院君發動政變期間被殺害的。

10月8日凌晨，60多名三浦樓梧找來的日本浪人和穿著朝鮮制服的警察，闖入王室寢宮，瘋狂搜捕閔妃。由于誰也沒見過閔妃，只能四處胡亂搜找，抓住宮女后毆打、逼問、指認，若說不出閔妃下落，當場處死。

這一殘忍的場面，剛好被一名叫士巴津的外國人看見。這人原是朝鮮皇帝找來護衛皇宮的，后來成為這次日本刺殺行動的目擊證人。

在搜尋了多個房間后，一名日本浪人在一間廂房找到了鎮定自若的閔妃。經過多名宮女指認，以及對王國和王世子的逼問，確認無誤后，閔妃慘死于浪人利刃。

由于無法確定閔妃是否真正死亡，該浪人用被單包裹好尸體，移出宮殿，放于苑內。不久，其他日本人圍攏過來，又將尸體搬運到附近皇家公園樹林，澆上汽油，堆上柴火，點燃……

至今沒法確定，具體是誰殺害了閔妃。三浦樓梧一開始企圖隱瞞真相，但現場那名外國人后來出面作證，日本人賴不掉了。

東窗事發后，這群殺人犯被送上法庭，岡本柳之助被控謀殺閔妃，但其他人也吹噓自己才是兇手。

他們不以為恥，個個繪聲繪色描述當日情景。可以確定，閔妃死時，遭遇惡毒的侮辱，浪人偷了她身上的香袋和貴重物品，還有人扒了她的衣服，查看了她的私密部位……

此事曝光后，朝鮮全民激憤，視日本人為死敵。

日本在朝鮮辛苦建立起的好感，在這次行動中敗得精光。從此，除非使用高成本的武力措施，日本別想再馴服朝鮮。

西方人也嚇一跳，他們說，原來日本人一直在裝文明人。

1896年1月14日，日本軍事法庭，裁定日本人策劃和實施了這次謀殺。但岡本柳之助和同伙，無罪。三浦也只在一個舒適的牢房休息了90天。

事實證明，這起謀殺案，是日本獨特體制下的必然產物。它以效忠天皇之名發起，又在曝光后成功躲過法律的懲處。所謂憲政，不過是恐怖分子、軍國主義者的玩物。

日俄之戰

閔妃死后，發生不少大事，進一步影響了日本掌控朝鮮的信心。其中最大的一件，是中俄突然成了塑料花好哥們。

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禮，李鴻章出席，收到一筆不小的賄金。這一年6月，兩國簽訂《中俄密約》，約定，當日本攻擊中俄任何一方，兩國一致對日，同時約定，從黑龍江、吉林至海參崴的 東清鐵路 （中東鐵路）的鋪設權，交給俄國和法國的銀行。

1898年，俄國擔保援助清政府對日賠款，以換取旅順和大連灣25年租借權，以及一條延伸至旅順、大連的鐵路鋪設權，也就是 南滿鐵路。

聯想到施泰因當年的忠告，中俄勾搭，不啻為日本噩夢。

1900年，清朝發生義和團運動。俄國以保護滿洲北部的利益為由，派兵占領黑龍江沿岸，同時派兵至北京。義和團內亂結束，俄軍賴著不肯走。

清朝蒙了，塑料兄弟秒變無賴。但同樣坐立不安的，是在中國有諸多利益訴求的英國、美國和日本。

日本最先坐不住，隨后，俄國的死敵英國也坐不住了。1902年，日英結盟。

如此一來，兩兩結盟，互相對抗，這是日俄開戰的前奏。不過俄國畢竟不同于清朝，實力強大得多，輕言戰事，對日本并不明智。

1903年12月21日，時任首相桂太郎，代表議會，寫信征詢山縣和伊藤兩位元老的意見，其中寫道：“在朝鮮問題上，我方要充分陳述修正的期望，如果俄國不同意，就貫徹最后的手段，戰爭。”

山縣回復：“開戰的論調，老夫不知道。”

此時的山縣，更加關心朝鮮的安全，俄國的重點在滿洲，所以山縣覺得可以談就繼續談，不必急著打。

直到開戰前兩個月，雙方交涉始終沒有斷。日本希望俄國承認自己在韓國的優先權，作為交換，日本雖然無法認同俄國占領滿洲，但可以承認滿洲的鐵路沿線為俄國的勢力范圍。

這就是著名的“滿漢交換論”——兩個強盜，拿著別人家錢財假客氣。

當時俄國非常傲慢，不把日本放眼里。俄國的遠東大臣 別佐布拉佐夫 認為，滿洲要，韓國也要，“至于日本這樣的小國，根本不值一提。”

針對日本提出的“滿漢交換論”，俄國故意提出幾個日本根本無法滿足的條件：承認俄國在朝鮮海峽的航行自由 ；以北緯39度為界，北部韓國保持中立；日本需保證不將韓國領土用于軍事戰略活動。

這種態度，擺明了要打架。

1904年2月6日，日本斷絕與俄國外交關系，這天早上，日本艦隊拔錨起航，攻擊停泊在旅順口的俄國艦隊。2月9日-10日，兩國正式宣戰。

日俄戰爭

戰爭持續了大約一年半。日本采用“陸海行動協調合作”戰術，由乃木希典擔任司令官的陸軍，攻陷旅順要塞，再偷襲旅順港的俄國第一太平洋艦隊。

俄國波羅的海艦隊被編為第二太平洋艦隊，正駛向遠東。日本海軍，必須阻止這支艦隊，與停靠在旅順港的俄國艦隊會師。

為了攻陷旅順，日本幾乎不惜一切代價，結果造成15390人死亡、43914人受傷，另有3萬人病倒，總司令乃木希典的兩個兒子，也殉國了。（因為這場戰爭死人太多，1912年明治天皇死后，乃木希典跟著切腹自盡以殉葬）

但總算是贏了，旅順港俄國第一太平洋艦隊被日軍成功偷襲，殘余艦只龜縮至海參崴。

之后，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指揮聯合艦隊，對陣俄國海軍中將羅杰斯特文斯指揮的第二太平洋艦隊。這就是著名的“對馬海戰”。

結果，俄國38艦只，21艘被摧毀，被俘7艘，被中立國扣留6艘，回港3艘，將士陣亡4830人，被俘6106人，幾乎全軍覆沒，而日方僅損失三艘魚雷艦，死亡117人，傷583人。

整場戰爭算下來，日本贏，但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國內1000萬男性勞動力，200萬上前線，共死亡84000人，也有“20億錢款和20萬生靈”的說法。

戰爭結束后，由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主持，日俄簽署《樸茨茅斯條約》，俄國承認日本對韓國的絕對主導權。

條約還規定，俄國在滿洲的權益，有害中國主權和機會均等的一概廢除，日本還獲得租借旅順、大連和部分中東鐵路沿線的權力。

但與《馬關條約》不同，《樸茨茅斯條約》沒有賠款條目。為打這場戰爭，日本債臺高筑，民眾為此付出巨大犧牲，可俄國人一毛錢不賠，這讓日本民眾無法接受。

比較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把未能得到賠款的怨恨的矛頭對準了美國，認為是居間主持簽約的西奧多·羅斯福搞的鬼，把這說成是“白人的陰謀”。

走向癲狂

日俄戰爭打完后，英日同盟續約。日本進一步殖民大韓、占取中國權益，有了更多底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根據日英同盟條約，日本積極參戰，瞄準對手德國。最終，日本以1250人傷亡的微弱代價，奪取了德國留下的赤道以北南洋諸島和山東半島。

那段時間，日本經濟也在快速擴張，制造業增長了30倍，化學工業增長了96倍。日本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成為了新興的工業國。

但一戰前后的繁榮，僅持續了極短的時間，進入1920年代，日本的狀況急轉直下。

1923年，日本遭遇百年不遇的“關東大地震”，14萬人死亡，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靜岡縣等地80%的房屋坍塌。地震引發海嘯、火災、瘟疫等多種此生災害，半個日本猶如地獄。

一旁窮得吃不上飯的中國，不忍直視，官方號召群眾捐錢捐物。

但日本并不感恩，余震未了，就殺死了716名在日中國勞工。他們全部死于劍刺、斧劈、刀砍和鉤扎。

日本人一開始企圖隱瞞，后承認“誤殺”。據說是因為聽說朝鮮人在地震期間趁亂放火、往井里投毒，他們要殺朝鮮人，結果在殺害了6000-10000名朝鮮人同時，“不小心”誤殺716個中國人。

后有證據表明，日本人的“誤殺”蓄謀已久。

這只是一戰后日本神經錯亂的事件之一。真正讓日本陷入癲狂的，是在經濟狀況急轉直下迅速刮起的右翼風潮。

1911年，26名參與刺殺天皇的無政府主義者被判死刑。

明治天皇由于未受絲毫傷害，甚至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場刺殺，因此大發慈悲，赦免其中12人死刑，改無期徒刑。

這起暗殺未遂而大規模殺頭事件，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事件曝光，震驚海內外，此后，無政府主義連帶社會主義，成為日本的敏感詞。也因為這起事件，日本設立了思想警察“特別高等科”（簡稱特高科）。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日本進一步掀起反赤風潮。1925年，日蘇建交時，日本又通過《治安維持法》，防范赤化。

《治安維持法》甫一實施，就成為特高科和右翼分子打擊“異端”最有力的合法武器。

比如，1929年，眾議院議員山本宣治，僅僅因為有反對《治安維持法》的想法，就被一名右翼分子用短刀割斷頸部。

同一年，日本展開大規模搜捕，800多名日本左翼領袖，被一網打盡。他們被抓進監獄后，被逼著懺悔，發誓支持政府。

有了《治安維持法》，特高科實際淪為“合法的惡棍”，無論誰，一旦落入其手，棍打、滾烙鐵和灌水等酷刑是常規操作。

到了1941年，由于戰事緊張，《治安維持法》又變成鉗制反戰思想的工具，大量無辜的平民因此遭殃。

栃木縣一位母親，僅因為抱怨兒子被征兵，被逮捕。高知縣一位農民，因為抱怨戰爭造成窮困，也被逮捕。

白色恐怖來襲，無政府主義者的刺殺活動銷聲匿跡了，但極端右翼的刺殺卻愈發頻繁和“義正言辭”。

1932年2月，前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在演說會場造暗殺；

緊接著3月，三井財團理事長團琢磨，倒在公司大門口。

警方調查發現，兩人死于同一個暗殺計劃，該計劃預備殺死20名日本政要，包括元老重臣、現任首相、外務大臣、司法大臣等。

計劃的制訂者，是一個名叫井上日召的僧侶。此人曾在中國東北和華北流浪12年，對日本政治失望，憤而出家，變成一名極端右翼。

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來臨，井上日召幻想通過暴力改造國家，組織“血盟團”，暗殺有害國家的政要。他大言不慚地宣稱：“暗殺是憂國青年促使國家決心的唯一手段，是菩薩行為。”

右翼分子的兇殘，來自他們狂熱的幻想。但日本制定的法律，卻將他們的幻想穿上了一件“理想”的外衣。

1931年，陸軍將校秘密結社櫻會，與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謀劃通過恐怖活動發動政變，史稱“三月事件”；

接著同年10月，又發生“十月事件”，依然是由櫻會和大川周明發動，旨在推翻政黨內閣。

1932年5月，發生“五一五事件”，首相、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被右翼分子殺害。

在合法外衣掩護下，日本人急速右化瘋癲。現在日本人經常用“那些人”指黑道，但在當時，“那些人”專指極端右翼警察和陸軍。

1931年，日本首相濱口雄幸的死，大概最能反映右翼在日本滋生的根源。

1930年，作為首相的濱口雄幸，同意與英、美、法、意共同簽訂條約，一起裁減軍事開支。當時世界正處經濟危機，裁減計劃，對國家有利無害。

但右翼認為這是在毀日本前途。而且他們認為，首相濱口雄幸也沒有權力實行裁軍計劃，這是嚴重違憲、“干犯統帥權”的行為。

右翼援引《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也就是說，陸海軍統帥權，只有天皇可干涉，首相以及內閣無權干涉。

但贊同裁軍計劃的人，同樣援引憲法第12條規定“由天皇確定陸海軍的編成與常備軍員的定額”，認為裁減軍隊預算純屬“國務”或“政務”，首相和內閣，即使違背軍部意見，只要得到天皇許可，并不違反憲法。

總之，雙方覺得憲法支持。其實這是《大日本帝國憲法》本身矛盾造成的。

伊藤制定這部憲法，一方面想要現代憲政，一方面又想保留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本就是不可調和的矛盾，硬要湊一塊，只能一邊推高天皇的道德權威，一邊削弱他的實權。

前面我們說過，山縣有朋曾為陸軍設立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權力極大，除天皇外，具有絕對的軍事自主權，不受議會、首相和內閣干涉。

如此一來，軍隊和議會相互獨立，沒有實力但道德權威極高的天皇，實際就成為軍隊和議會爭搶的一塊肉。

以前，維新派元老，往往既擔任內閣，又兼任軍中要職，憲法中的矛盾未暴露。但1930年代，老一輩維新元老相繼凋零，軍部與內閣間的矛盾，就慢慢浮出了水面。

軍部中右翼分子得勢后，兩者的矛盾更是形如水火，于是催生大量謀殺、刺殺。

濱口雄幸本人比較有骨氣，遇刺后他受了重傷，傷勢沒有痊愈，就早早上班了。他不想屈服，也不能屈服。

他知道，如果真由極端右翼軍官或參謀本部得逞，日本的政黨和議會政治就徹底歇菜了。

但天不遂人愿，當時日本社會的氛圍，已經完全極端右翼化。濱口雄幸死于沒有痊愈的槍傷，那些贊同倫敦條約的政客、學者，也相繼遭遇刺殺、槍擊。那名刺傷濱口的右翼分子，本被判了死刑，但兩次減刑，于1940年11月獲準假釋，服刑不到10年。

后來參謀本部和右翼，屢屢以防止“干犯統帥權”為借口，大行軍國主義。

1937年“七七事變”，首相近衛文麿和其他內閣，對戰爭進展和計劃毫不知情。內閣會議上，拓務大臣向陸軍大臣詢問“軍事行動何時結束”，陸軍大臣不予理睬。海軍大臣想要接話，被陸軍大臣嚴辭怒斥：“那些事情可以在這種地方說嗎？”

在這種氛圍里，可以預料，新成長起來的文官大臣，也多半會變得激進、強硬、右翼化。比如1880年出生的日本外交官 松岡洋右 ，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滿蒙生命線

松岡洋右自小在美國長大，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1921年，他加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從主管升至副總裁，是一名“中國通”。

1930年，松岡洋右當選參議員，大肆鼓吹用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松岡洋右是一人才，帶日本加入軸心國的是他，憤而退出國聯的也是他

此人提出，滿蒙在國防和經濟方面，都是日本的生命線。 這一主張大受右翼歡迎，“滿蒙生命線論”迅速風靡日本，成為一時流行語。

這個生命線論，其實要上溯到當年山縣有朋向施泰因的請教。當時施泰因也教給山縣“兩條線”：主權線和利益線。

所謂主權線，就是國土范圍內的主權狀態，利益線，就是關乎本國存亡的外國狀態。只有這兩條線都安全了，日本才會安全。

具體來說，就是要讓朝鮮“中立”，才能保證日本安全。后來日本實現了這一目標，不僅讓朝鮮“中立”，還一口吞并了它。

但日俄戰爭和一戰后，日本的胃口越撐越大，吞了朝鮮后，還是沒有安全感。

松岡洋右提出的生命線論，實際是日本軍國主義欲求不滿的進一步表現，企圖生吞掉滿蒙地區（東北+部分內蒙古地區）。

俄國勢力退出后，日本在滿蒙投入了巨資。鼓動150萬日本人來此定居，截止1926年，民間和政府的投資，也達到了14億日元。

日本作為一個小小的島國，其實根本吃不下這么一大塊地。日本政府為了哄騙日本國民前往滿蒙作屯民，編造了許多謊言，把那兒說成是一個“流著奶與蜜”的地方，但滿蒙比日本的天氣要寒冷得多，日本人根本不適應。

當時被哄騙過去的人，大多來自日本的窮鄉僻壤，這些人在大蕭條時期舉步維艱，所以來中國試試運氣。為了鼓動這些人來中國，日本政府還出臺了一項連坐性質的獎懲措施，一個村如果沒有派夠人員前往滿蒙，就別想拿到政府基礎建設補貼資金。

但在右翼的眼里，即使吞不下，也要硬吞生吞。

松岡洋右鼓吹“滿蒙生命線論”后幾個月，關東軍策劃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政府對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做過一個意見調查，問為了滿蒙地區而使用武力，是否正當？竟然有88%受過高等教育的東大學生回答了“是”。

從這可以看到，當時日本的右翼氛圍，幾乎到了全社會都欲火焚身的地步。

毀滅

日本人的胃口越來越大，1935年，日本陸軍不要臉地推出“華北五省自治”計劃，企圖通過侵占華北，進一步控制整個中國和亞洲。

欲望永不饜足，眼睛也就越來越瞎。

從1937年全面侵華，三個月閃電征服整個中國的妄想，到1941年企圖戰勝比自己強大數十倍的美國，日本就像瘋了一樣，心智完全被欲望蒙蔽。

這么癲狂的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其實癲狂也要有民意基礎的。日本制定《治安維持法》的1925年，也是日本真正實行普選的第一年，但直到1930年，占據46.8%的農業人口，依然無法在議會獲得一席之地。

比如1930年，農民都期盼的加大農業投入的《小作法》，就沒有在議會通過。

然而，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日本受害最大的就是農村。大多農家以養蠶為生，如果能獲得低息貸款，便能熬過經濟危機。可議會中的政黨，都對農民的需求不聞不問。

就在此時，右翼化的日本軍部反倒喊出口號：“拯救農山漁村的蕭條。”

為什么軍部會喊出這個口號？這是因為，日軍最重要的兵源來自農村勞動力。軍部在制定國防政策時，特別留意農村人的生活保障。

陸軍1934年1月制定《緊急政治事變發生時的處理綱要》，用了很大篇幅，提出動用國庫負擔農村義務教育費用、肥料販賣國營化、穩定農產品價格等等。

雖然一旦發生戰事，這些承諾多半化為泡影，但在議會不關心農村利益時，表達出明確保護農村利益的陸軍，肯定會成為農民的救世主。

右翼軍部，因此得到占最多數的底層國民的支持。在這種情勢下，整個社會陷入右翼癲狂，一點也不奇怪。

1937年7月，日軍挑起“盧溝橋事件”，是真相信3個月可以結束戰斗。可8月13日開始延續到11月9日才結束的淞滬會戰，給了“速勝論”一記重拳。

曾參加過日俄戰爭的伊東政喜，作為日軍第101師團的師團長，在10月10日的一則日記中寫道：“中國人的頑強堪比日俄戰爭時旅順的俄軍，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論我方如何炮擊，似乎都要堅守至全體陣亡為止。”

速勝論的希望破滅，日本找老蔣談判。老蔣不妥協。汪精衛妥協了，建立汪偽政府。別人罵汪賣國賊，她老婆反駁：“蔣介石選擇英美，我的丈夫汪兆銘選擇日本，這有何不同呢？”

日本人瘋狂的頂點，當屬1941年發動珍珠港突襲。

其實日本人攻打珍珠港，國民政府最高興。

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重慶國民政府官員，一個個高興到上街慶祝，老百姓莫名其妙，還以為中國打了勝仗，后來傳出一個謠言：重慶官員高興，是因為美國人派500架飛機炸了東京。

國民政府官員之所以要慶祝，是因為這意味著美國人宣布參戰，中國有了盟友，也意味著日本真瘋了，離毀滅不遠。

要知道，開戰時，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12倍，美國鋼產量是日本17倍，汽車保有量是日本160倍，石油更是高達日本的721倍。

實力懸殊如此之巨，日本人為什么還要打呢？美國斷了日本石油供應，令其不得不打，但這是主要外部原因，核心原因還是日本人因欲望膨脹影響了智商。

當時日軍參謀本部為說服天皇，制訂了一份連他們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作戰計劃。

在這份計劃中，他們預測：戰爭第一年船只損耗量為80萬-100萬噸，第二年為60萬-80萬噸，第三年為70萬噸。

但實際情況是：第一年日本損失了96萬噸，與預測差不多，但第二年就沖到了169萬噸，第三年為392萬噸，與預測差了5倍有余。

日本人完全以靜態數據，預測美國的自我修復能力。

1939年，美國一年生產2141架飛機。相較之下，日本產量是美國的2倍以上，每年制造4467架。日本人據此以為，只要狠狠打贏最初的戰爭，美國就會乖乖屈服。

但在美國全力投入戰斗后，其戰斗力不僅沒摧毀，反而越戰越勇，飛機更是越打越多。

1941年，日本生產的飛機數量若以100計，那么同時期的美國大約只有107，雙方的差距很小。但是到了1945年7月，日本若為100，美國則達到了1509。

兩國實力，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戰爭一開始，日本人打得非常兇猛，曾一度令國民相信“日本不敗論”。但1944年6月馬里亞納海戰之后，美日戰爭實際已經決出勝負，但日本人不認輸，非打到灰飛煙滅不可。

有一個叫 吉田裕 的教授，在一本叫《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書中做過統計，日本士兵將近90%死于二戰最后一年。

日本士兵，喜歡往家里寄明信片，然而到了1944年，大部分明信片的寄送突然停止了。

被派遣到新幾內亞的日本第十八軍，10萬人竟有9萬人活活餓死。1945年春天打響的硫磺島戰役，日本守軍遭全殲，陣亡23000人。

在他們的故鄉，孩子們在家中疑惑：“奇怪了，父親的信一直不來，隔壁村的誰家也是。”

日本政府不讓國內知道士兵大規模死亡的信息，誰去調查或收聽外國廣播，會被治重罪。

終于，美國兩顆原子彈把日本炸回了原始社會。

比日本人更慘更無辜的，是330萬中國軍人、800萬平民傷亡，以及派往海外征戰占總人口16%的朝鮮人。

鮮活的生命，化成一個個冰冷的數據。無數消逝的生命未能得到一塊簡陋的墓碑。我們今天依然在追問，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悲劇到底是如何發生的，瘋癲的日本人真心懺悔了嗎？

結尾

看日本帝國這段興亡史，我經常回想過去中國40年一步步走向強盛的過程，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前面說過，早在西鄉隆盛時代，稍微有點起色的日本，就已開始籌劃通過對外戰爭解決國內矛盾，一直到1945年毀于二戰，大日本帝國自始至終輸出的就是血與火。

可今天的中國呢？同樣在崛起，但絕對可以自豪地說，我們今天的成就，沒有任何血污，也從未通過對外戰爭解決國內矛盾，干凈得像一張白紙。

其實一個國家的崛起，犧牲是必然的，只是犧牲自己還是讓別人替自己犧牲的區別。

為了今天的成就，過去40年，中國犧牲了無數的田園風光，制造了數不盡的“空心村”，以及成千上萬無法跟父母團聚的留守兒童。

1.7億人外出務工人員，常年漂泊在外；每年像潮汐一樣的春運，總運量超過4億人次；還有那些駐守邊疆的士兵和建設者，往往一待就是十載、數十載。然而，這背后都是一個個渴望團圓的普通人；他們有愛，有家庭，也有孩子和父母。但就是這些普通人的犧牲和貢獻，組成了這個國家的富強和崛起。

過去老聽中國和平崛起之類的話，但很多人不知道，這簡簡單單的幾個字，背后深藏了多少只有我們自己才懂的苦與淚。

縱觀過去各大強國崛起之路，從英國日不落帝國的殖民擴張，到美國的門羅主義，再到日本東亞共榮圈的野望，哪一個不是血跡斑斑？

老有人嘲笑中國人不懂現代文明，其實一個國家最大的文明，就是靠自己雙手創造自身幸福，不當強盜，不搶別人碗里的東西。

由于西方強大的宣傳能力，今天還有好多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不夠自信。其實多了解點其他國家的興衰史，就會發現，大可不必。

人類歷史上，像中國這樣持續40年高速增長、卻不對外擴張的大國，世界歷史上非常罕見，甚至絕無僅有。包括今天的印度，崛起之路，都是帶刺的，稍有點顏色，就大肆開染坊。正因為如此，我更愿意相信，中國能行穩致遠。

那些通過血與火的方式崛起的國家，以己度人，老覺得中國會越來越危險。想想挺可笑的。值得慶幸的是，今天中國早已不再是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也無懼這類惡意揣測。

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山高水遠，冷暖自知，走自己的路，不擋他人活路，就不怕野鬼和豺狼。

本文作者：左頁。

參考參考資料：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加藤陽子

《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后生命史》，小熊英二

《國家的歧路》，馬國川

《明治天皇：1852-1912》，唐納德·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