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優秀傳統文化開拓中小企業現代管理方法論

■王國燦

核心提示：

置身于瞬息萬變的商業洪流，中小企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管理挑戰。面對西方成熟管理理論的沖擊與自身資源的掣肘，如何找到一條根植本土、行之有效的管理路徑？答案或許深藏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寶庫之中。本文聚焦儒家、道家、法家等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精髓，結合方太集團、海爾、阿里巴巴等領軍企業的成功實踐，深入探索如何將這些穿越千年的智慧結晶，創造性轉化為契合中小企業特質、兼具中國特色與全球競爭力的現代管理方法論。這不僅關乎管理效能的提升，更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構建中國管理話語權、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實踐。

資料圖

一、儒家思想：以人為本，構筑管理倫理基石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明的主干，其“仁政”、“禮治”、“中庸”等核心理念，為現代企業管理提供了深厚的倫理基礎和人文關懷。方太集團是儒家管理哲學實踐的杰出典范。董事長茅忠群將儒家精髓深度融入企業血脈，構建了獨樹一幟的“方太文化”體系。

方太的“企業三觀”——“為了億萬家庭的幸福”（企業使命）、“成為一家偉大的企業”（企業愿景）、“人品、企品、產品，三品合一”（核心價值觀）——正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宏大理想的現代企業化表達。它引導員工超越個人利益，將個體成長融入企業發展與社會福祉之中，形成了強大的精神凝聚力。

在具體管理實踐中，方太提出并踐行“中學明道，西學優術，中西合璧，以道御術”的十六字方針。這深刻表明，在學習西方先進管理工具（“術”）的同時，必須以中華文化中的根本智慧（“道”）作為駕馭之基，避免生搬硬套帶來的“水土不服”。一個生動的例子是，方太在績效考核體系中，不僅關注可量化的業績指標，還創新性地設立了“品德分”，將儒家“德才兼備”的人才標準具體化、日常化，使抽象的道德要求有了可操作的評估維度。

儒家“中庸”思想對中小企業管理尤其具有啟發價值?！爸杏埂辈⒎钦壑灾髁x，而是追求一種恰到好處的動態平衡?？鬃釉凇墩撜Z》中借曾參的故事警示我們，管理既不能失之于寬，亦不可失之于苛。方太在實踐中深刻體悟到，過于嚴苛的制度易催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規避行為，而完全依賴道德自覺又難以保證效率和秩序。因此，他們著力構建了一套既具備明確規則邊界，又能根據情境靈活變通的管理機制，這正是“中庸之道”在現代企業治理中的精妙體現。

對于資源相對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在于提供了一種“低成本、高情感、強凝聚”的管理哲學路徑。它不需要投入巨資構建復雜的管理系統或依賴昂貴的外部咨詢，而是通過管理者率先垂范“仁德”，員工恪守“誠信”，在潛移默化中建立起基于信任和責任的協作網絡。方太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儒家文化能顯著降低內部交易成本，極大提升員工的歸屬感和忠誠度，這正是中小企業應對人才競爭、穩定核心團隊的關鍵優勢。

二、道家思想：自然無為，啟迪領導與變革智慧

道家“無為而治”的理念，常被誤解為消極不作為，實則蘊含著深邃的領導藝術與變革智慧。海爾集團董事局名譽主席張瑞敏所倡導并實踐的“水式管理”哲學，正是道家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卓越演繹。張瑞敏將老子“上善若水”的哲理提煉為“崇高如水”、“系統未割裂”、“變、恒、簡”三大核心范疇，構筑了獨特的管理理論體系。

道家管理的精髓在于“順應自然規律”與“以柔克剛”的辯證統一。海爾跨越三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經歷了從名牌戰略、多元化戰略、國際化戰略、全球化品牌戰略到網絡化戰略的五次重大轉型。每一次戰略躍遷，都深刻體現了道家“順勢而為”的大智慧。尤其在互聯網時代，海爾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打破傳統科層制枷鎖，創新性地推出“人單合一”模式，讓萬千員工轉變為直面市場的自主經營體（即“小微”），真正成為自己的“CEO”。這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過機制設計激發個體潛能，實現組織的自驅動、自運轉、自進化，堪稱“無為而無不為”在現代大型組織中的巔峰實踐。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同樣是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他在清華大學演講中直言：“道家講的‘無為而治’很有道理……如果你在競爭之中沒有道家思想，也沒有機會贏。”馬云將道家“心中無敵，則無敵于天下”的境界，轉化為阿里的競爭觀，強調“不是真正的不尊重對手，而是真正尊重對手，才懂得我的對手在更高”。這種超越零和博弈、著眼于更高維度的戰略思維，幫助阿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定力，開拓藍海。

對于中小企業，道家思想的啟示尤為珍貴。它提供了一種在資源約束下實現高效能、高韌性的組織范式。中小企業不必、也無法效仿大企業反復的控制體系，而應著力培育員工的自主性與責任感。海爾的“人單合一”模式雖誕生于大企業，但其“員工直面市場、自主經營、價值共享”的核心理念，天然契合中小企業反應敏捷、結構扁平的特點，可資借鑒進行簡化應用。同時，道家思想亦是管理者心態修煉的良方。馬云對“無為”的體悟是“明知道沒有結果仍為之”，并豁達指出，“人想透一點，不管你多牛，來的地方不同，去的地方一樣——火葬場。從企業成立第一天起就要想好關門的那一天，但是仍然要快快樂樂的過好每一天。”這種對生命本質的洞見和對過程的珍視，能有效幫助中小企業家在創業維艱、壓力巨大的時刻保持心理平衡與戰略清醒。

資料圖

三、法家思想：制度為綱，夯實執行與秩序根基

相較于儒家的“德治”與道家的“無為”，法家旗幟鮮明地強調“法治”、“變革”與“執行力”，為現代企業，尤其是處于初創期或快速成長期的中小企業，提供了構建秩序、保障效率的剛性支撐。法家先驅商鞅“疑行無成，疑事無功”的箴言，至今仍振聾發聵，其核心在于強調制度一旦確立，執行的堅決性與徹底性關乎成敗。

法家思想的精華可凝練為“法、術、勢”三位一體?！胺ā奔垂_、明確的規章制度，是治理的基石；“術”指具體的管理策略與方法；“勢”則是組織賦予管理者的權威與勢能。法家認為三者缺一不可，但“法”是根本。商鞅變法使秦國由弱轉強的歷史經驗深刻昭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反觀北宋王安石變法，縱然立意高遠、設計精妙，終因執行層面的重重阻力與變形而功敗垂成，這從反面印證了執行力對制度效能的決定性作用。

韓非子在《韓非子·顯學》中提出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強調了基層歷練對于選拔真正勝任的管理者的極端重要性。這一思想對中小企業的用人策略極具指導意義：管理人員應優先從具有扎實一線工作經驗、深刻理解業務實際的員工中提拔，如此方能確保決策接地氣、可執行。

法家思想對中小企業的獨特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快速建立有效管理秩序的“速成”方案。初創或快速擴張期的中小企業常面臨職責不清、流程混亂、執行打折等問題。法家的“法治”思想，強調通過建立公開透明、令行禁止的制度體系來迅速規范行為、明確預期、提升效率。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啟示我們，通過一個標志性的、有力的事件（如堅決兌現一次重要承諾或懲處一次典型違規）來樹立制度的絕對權威，往往比制定大量難以落地的細則更為有效和關鍵。

當然，現代企業管理借鑒法家思想，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嚴刑峻法劃清界限。商鞅最終死于自己制定的苛法，這一歷史教訓警示我們，制度建設需剛柔并濟、情理交融。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現代企業治理應追求“儒法并治”的境界：一方面依靠法家的“法治”確?；局刃蚝蛨绦辛Γ涣硪环矫嫒诤先寮业摹暗轮巍保ㄟ^價值觀引導和人文關懷，使制度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實現“制度落地與潛移默化的文化熏陶”相輔相成。

四、融合創新：儒道法智慧的辯證統一

卓越企業的管理智慧，往往并非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能夠融會貫通儒、道、法精髓，根據企業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業務場景，靈活運用，博采眾長，實現“和而不同”的創造性融合。馬云對此有精辟總結：“如果你在競爭之中沒有道家思想，也沒有機會贏。如果公司長到一定程度，你不懂得儒家思想的組織體系建設，你沒有機會能夠持久?！?/p>

海爾的管理實踐堪稱這種融合創新的典范。植根于齊魯大地的海爾，天然浸潤著儒家重視穩定、和諧、集體的文化基因。同時，張瑞敏以道家“無為而為”的哲學為指引，通過“人單合一”模式，賦予每個員工“創業者”的身份和動能，激活了組織的創新活力。而在產品質量控制、基礎運營管理等環節，海爾又展現出法家般的嚴格紀律與執行力，確保大規模制造下的可靠品質。這種將儒家之“和”、道家之“變”、法家之“力”有機融合的管理模式，鑄就了海爾強大的綜合競爭力。

方太茅忠群則提出了“心本經營”的理念，將儒家“修己安人”的內核與現代管理方法深度結合。他認為管理的根本在于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心。通過持續的文化浸潤和心性引導（如儒家經典的誦讀學習），提升員工的心性修養，激發其內在的良知與責任感，從而實現更高層次的自我管理。這既超越了西方管理過度依賴外部制度的“理性人”假設，也區別于傳統家長式管理的“人治”局限，開創了一種“以文化滋養心靈、以制度規范行為、以人心驅動績效”的“文化-制度-人”三位一體新范式。

這種融合創新對資源稟賦有限的中小企業意義非凡。它意味著中小企業無需、也不可能照搬大企業龐雜的體系，而應依據自身特點和發展階段，從儒、道、法智慧庫中靈活擷取所需，創造出簡約、實用、有溫度的管理“微生態”。例如：

初創期：可側重法家思想，快速建立基礎制度框架，明確權責利，保障執行力，穩住生存根基。

成長期：可強化儒家思想，注重團隊文化建設、價值觀塑造和人才培養，提升凝聚力，支撐規模擴張。

轉型/瓶頸期：可運用道家思想，鼓勵創新試錯，推動組織變革，優化授權賦能，尋求突破路徑。

成熟期：則需追求儒道法三者的動態平衡與系統融合，構建更具韌性和生命力的管理體系。

阿里巴巴的“政委制”是融合創新的精彩案例。它借用了我黨軍隊“政委”這一傳統標簽，但其內核卻是將西方人力資源業務伙伴（HRBP）的理念與中國特色的文化價值觀守護者角色創造性地結合起來。阿里的政委既是業務部門的戰略伙伴、人才顧問，更是企業文化與價值觀的“布道者”和“守護神”，有效解決了在快速擴張中如何保持文化一致性和組織活力的難題。

資料圖

五、實踐路徑：中小企業落地的智慧階梯

基于對成功標桿的深度解析，我們可為中小企業勾勒出一條應用傳統文化智慧、開拓自身管理方法論的切實可行的實踐路徑。此路徑重在創造性轉化，而非機械復制。

第一步：精準診斷，文化定位。中小企業首先需對自身管理現狀和文化特質進行冷靜客觀的“體檢”。是規章制度缺失、執行乏力（法家問題）？還是組織僵化、創新不足（道家問題）？抑或團隊渙散、凝聚力弱（儒家問題）？精準識別核心痛點，是選擇使用傳統文化資源的首要前提。

第二步：萃取精髓，凝練理念。根據診斷結果，從儒、道、法乃至其他傳統智慧中，提煉出最契合企業特質和發展需求的核心理念（通常3-5個關鍵詞為宜）。學習方太的“三品合一”、海爾的“人單合一”、阿里的“六脈神劍”（價值觀），將深邃的傳統文化理念轉化為簡潔有力、易于傳播理解的現代企業語言，如“誠信立身”、“順勢求變”、“精益求精”、“和合共生”等，構建企業的精神坐標。

第三步：制度轉化，行為錨定。將抽象的理念具象化、制度化、行為化。例如：

儒家“仁、義、禮、智、信”可轉化為具體的員工關懷計劃、公平的薪酬晉升機制、職業行為規范、學習創新激勵機制、誠信體系建設等。

道家“無為而治”、“順應自然”可體現在扁平化組織結構、項目制/自主團隊運作、充分授權機制、容錯試錯文化的設計上。

法家“明法、一法、重刑、變法”則對應清晰透明的流程制度、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有效的監督問責機制、定期的制度評估與優化機制。 關鍵在于找到傳統智慧與現代管理工具（如OKR、KPI、流程再造等）的有機結合點，避免“兩張皮”。

第四步：領導垂范，境界提升。中小企業的管理者是文化落地的關鍵推手。其自身必須深入學習領悟傳統文化精髓，并率先垂范。馬云提出的成功需具備“三商”——智商（IQ）、情商（EQ）、愛商（LQ），正是對傳統領導智慧的現代詮釋。管理者應努力涵養儒家“修己安人”的仁德與擔當，道家“無為而治”的格局與智慧，法家“信賞必罰”的魄力與決斷，不斷提升領導境界。

第五步：迭代創新，與時偕行。管理模式的構建絕非一勞永逸。正如海爾歷經五次戰略轉型、方太持續升級其文化體系所揭示的，真正的傳統智慧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新精神。中小企業需根據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發展階段的不同，持續審視、調整、優化其融合了傳統文化智慧的管理體系，使之永葆活力。

在踐行此路徑時，中小企業尤需注意：

簡約實用至上：力戒形式主義，抓住核心理念，設計簡單易操作的管理工具（如方太的“品德分”）。

循序漸進穩行：避免貪大求全，可選擇重點領域（如某個部門、某項制度）先行試點，總結經驗后再逐步推廣。

中西智慧合璧：堅持“以我為主，博采眾長”，將傳統文化精華與現代管理理論、工具相融合（如阿里政委制對HRBP的本土化改造）。

領導者身先士卒：管理者的言行是文化落地的風向標，茅忠群、張瑞敏、馬云等皆是以身作則的典范。

立足時代創新：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傳統智慧新的時代內涵（如法家“法治”需融入民主參與精神）。

結語：扎根沃土，開創未來

在全球化深度演進、文化自信日益彰顯的今天，中國中小企業站在了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一方面，它們承受著國際競爭的空前壓力；另一方面，也迎來了依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構建自身獨特管理優勢、實現差異化競爭的歷史性機遇。方太、海爾、阿里等先行者的成功雄辯地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著取之不盡的管理智慧寶藏，完全能夠與現代管理理論相融共生，淬煉出既彰顯中國特色、又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卓越管理模式。

這種融合創新的意義，遠不止于提升單個企業的管理效能。它代表著中國企業從輸出產品、技術，向更高層次——輸出管理思想、貢獻文化智慧的躍遷。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中國企業正經歷“從輸出傳統產品和服務轉向輸出技術”，進而“輸出我們中國優秀的文化”的偉大征程。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天人合一”的系統觀，為破解西方管理理論中過度工具理性化、忽視人文關懷等困境，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東方解決方案。

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而言，積極運用傳統文化開拓現代管理方法論，既是一條低成本、高認同、強韌性的特色發展路徑，更是一條堅定文化自信、實現基業長青的光明大道。無需盲目模仿大企業的復雜體系，關鍵在于深刻理解自身特質，從儒、道、法等傳統智慧中精準汲取養分，因地制宜地構建起簡約、實用、有溫度、有生命力的管理模式。這，或許正是中小企業在時代浪潮中破浪前行、行穩致遠的根本智慧與不竭動力。誠如管理學者所言：“任何一個企業的文化，都要受到所在國家、民族文化傳統的影響。”唯有深深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中國中小企業才能生長出獨具魅力的管理智慧之樹，在全球化的星辰大海中揚帆遠航，開創屬于中國管理的新范式與新未來。

（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文化戰略觀察者）